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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岁婴儿

2012-09-29 22:58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孙轶玮 阅读

 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英国公使进献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影片若干以示庆贺。慈禧甚为惊喜,于是不光下旨日夜不停赶制电影贺寿,甚至还想到要成立一个电影局——用以日后记录清朝所谓祥和富饶国泰民安的“盛世大清”。
  可惜的是,那部机器质量太差,而英国公使的放映技巧也着实不够“纯熟”——放映中竟突然爆炸,吓得审看中的“老佛爷”大惊失色,立即下令皇宫从此禁映电影。
  次年11月,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诞生。
  在隆重纪念和庆祝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今天,有人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承担着教化功用的中国电影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会有《武训传》。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禁止”的电影。
  电影一经出现,就开始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娱乐方式。长久以来,电影被普遍誉为“最有艺术生命力、文化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娱乐载体”。
  正是由于电影的强大影响力,所以,在很长时期,中国人对待它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香港国际电影节总监李焯桃举了一个例子。1938年上海沦陷后,南下香港的蔡楚生、司徒恶敏导演了抗日宣传片《游击进行曲》,在港先被禁映,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的香港政府为求自保而禁片,而三年后当香港成为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时,即获解禁。
  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也随口说了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张扬导演的《爱情麻辣烫》是一部商业化、生活化的电影,但在上映之前,仍然受到删剪。
  例如,当时,在有关部门的意见下删除了两个高中生天黑后站在学校自行车棚的一个镜头,删剪原因是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在那样一个非明亮的角落里独处。
  现在,这样的例子已然成为众人聊天的笑话。
  不管怎样,国情始终是影响电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长时期里,中国人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就是电影,在中国农村,大量的电影放映队曾担负着“送片下乡”的任务,他们活跃在山村田野,将电影传播给千百万缺乏文化知识的农民观看。电影,在现实中承担着对国内最广阔人群的教育和宣传功用。
  因此,“审片”就显得重要起来。综合电影界诸多人士的描述,可以发现,对于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的评价,除了固定的一些重要官员外,常常会根据影片的不同题材邀请相应部门的领导或者权威人士来对该影片发表意见。比如涉及警匪题材就需邀请公安系统相关领导前来观看影片,比如涉及女性爱情题材就可能需要妇联和民政相关人士前来评议。
  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中国,这仍然是“有价值的”。

  从“政治风向标”转向艺术和大众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看电影在过去是一种相当隆重和严肃的活动,一张“内部放映”的电影票甚至可以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再向上追溯,电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与烟草业齐肩的利税大户。
  新中国初期的电影也沿袭和继承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电影社会学者马克·费罗曾这样指出:列宁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明确“电影要为政治服务”的国家立场。
  “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便派了不少文艺骨干去一线指导电影创作,拍摄了大量革命电影作为强有力的斗争武器,这也为后来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邹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事实上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验。”
  诚然,政治化下的中国电影有其不可磨灭的辉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在娱乐化和商品化力量的作用下,也开始加入了新的内容,以赢回离开电影院的观众。
  “在我的印象中,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在改革开放的作用下使人渐渐感到自由开放的趋向。”70岁的日本国际影评人佐藤忠男这样评价。
  美国莱斯大学的影评人斯坦利·库特认为,从1986年《红高粱》一片开始,中国电影开始屡屡在各种电影节上获奖,而国际给予嘉奖的原因通常是认为这些电影以一种相对真实诚恳的态度将一个原本非常单一化的中国形象立体展现出来,与世界进行沟通。

  “少儿不宜”

  在今年的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对几乎满座的观众席,以色列导演克伦·耶达亚心情激动,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友好的中国人民对他默默无闻的《以爱的名义》是如此器重和欣赏。
  克伦的电影描写一对做妓女的母女,裸露是她们的职业,但爱是他表达的主题。这样的电影,在以前,是很难被允许在中国上映的。
  只是,放映厅门口出现了“友情提示:本片为少儿不宜影片,本场电影谢绝少儿观众入场,敬请原谅!”的一块招贴。
  虽然克伦和他的电影最后没有获奖,但他仍然对中国人民的善意充满感激。
  经历过禁止、删剪的中国电影环境,人们对此的态度已经走到了一种相对的宽容。
  “不宜”其实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出了一部轰动一时的《寡妇村》。《寡妇村》中男主角之一谢圆说,“儿童不宜”横幅一挂,票就卖疯了。不少朋友还向他事先打听片中情节,但最终大多数人是在一种焦急的等待中欣赏完整部电影,愤愤然地走出影院摔票骂人。
  到了21世纪初,人们面对“不宜”,已经坦然了许多。
  “跟20世纪50年代相比较,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古老的信息传播媒介了,传播力的日渐微弱,使得它的效力降低,最终导致其意识形态属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李焯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电视与电影的不同处境

  随着电视出现,电影不仅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手,更进入到一种非常“郁闷”的境地。
  央视市场研究公司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显示,国产电视剧已经成为了中国大众娱乐生活的主要形式,具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市场支持,并在国外和港台剧的冲击下仍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便出现一个奇怪的逻辑,处于同样国情环境下的电视与电影,为何今天电视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蓬勃的黄金时代?
  “因为电视在中国不是一种延续的传统和经验,有关它的一些政策至少是在一个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和传统定式中形成的。”邹建说,“由于政策及其他因素,国产电视剧在电视上占有较多的播出时间和较好的收视率,以及被给予了相对充分的市场化制作空间,使国产电视剧在激烈竞争下必须高度重视观众欣赏口味,某些优秀作品甚至成为时事话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的增长方向,但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其漫长的历史所遗留下的一些东西,也就必然有违反这个自然增长的地方。这使得中国电影改制非常艰难。但这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和执政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需要大众改变一些固有看法来支持中国电影。因为电影这个被世界认同的具有完全商业性的产业,在中国,已经非常萎缩了。”李焯桃说。

  百年电影,一切才刚开始

  80岁的老电影人王丹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今天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她认为她深爱一辈子的电影如今也已在各个方面获得了更好更适合发展的条件。
  同样是老一代电影人的张瑞芳,在88岁生日那天,曾与中国新生代导演陆川同台领奖。经历了几乎中国电影整个历史的张瑞芳表示,能看到陆川的《可可西里》得奖,她感到非常高兴,在陆川身上,她看到的是中国电影的希望。
  和汤晓丹、孙道临、谢晋、秦怡、吴贻弓、黄蜀芹等中国老电影人一样,美国学者库特十分看好中国电影,“就今天的中国发展看来,这个国家出现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它的经济和制度方式也非常具有创意,所以我认为电影也一定会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而变化。”
  “电影《可可西里》在审查时,整部影片没有删除一个镜头。就我,一个导演而言,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制度的变化。”导演陆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童刚局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更表示,政府支持和保护中国电影的初衷从没有停止过,而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更注重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会积极引导专业的电影电视媒体以及社会媒体广泛推广宣传国产影片,政府也会给予政策上和资金上的鼓励及支持。其次,去年出台了《国产影片考核和奖励办法》,今后还会细化这一办法,还要出台一些影院的考核评估方案,主要依据就是票房的纪录、观众的反应,以及与前两年情况的对比。最后,政府还将设立一笔专项资金用于保护民族电影产业,这个比例大约是在5%,也就是说10亿资金中就要提取5000万作为电影产业的专项资金,以此来促进国产影片的发行,放映。”
  “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一个经济开始走向富强的国家实际上也肯定是在精神上走向自信和理智。而对于文化产品的宽容,则是显示一个政府自信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吴贻弓导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大悲大喜,而电影事实上也经受了同样的历程。
  “回顾这百年电影的历史,没有必要沾沾自喜,因为中国电影的今天仍然还是非常艰难。但种种迹象表明,某种看得到的空间开始逐渐变大,所以在这一百年的节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一切才刚刚开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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