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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钊:三绘毛主席像,曾参与设计人民币

2012-09-29 02:52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周令钊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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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钊

    1949年对于今年已经89岁的画家周令钊来讲,更是特别值得纪念。在这一年里,在三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中,周令钊三画毛主席像,并且成为了第一位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的画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令钊参与了人民币等多项重要设计任务。

    一

    1949年7月1日,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家里,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国立艺专的青年教师周令钊和他的学生陈若菊。7月1日是周令钊夫妇为结婚专门挑选的好日子,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本该前来道贺的宾客,却有许多人都没来。

    周令钊(以下简称周):在家里,徐悲鸿布置好了喜庆的地方,还在面包房定了一个三层塔式的蛋糕。徐悲鸿证婚,那天真是一个好日子。但是这天是“七一”,毛主席在先农坛开会作报告。我们全校的年轻一点的老师、同学——我们那天要请的客人,都到先农坛去参加这个盛会去了。

    1949年毛泽东在先农坛的“七一”报告,把本该参加周令钊婚礼的宾客吸引过去了。在徐悲鸿的安排下,留下来参加婚礼的以老教授居多。就在一年以前,周令钊应徐悲鸿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平任教。在这一年里,周令钊除了授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创作美术作品,宣传发动群众,准备迎接北平解放。1949年1月,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周令钊画了他生平第一幅毛主席像。

    周:那时心里想:早点进城啊,解放军早点来啊。慢慢听到消息说解放军快要进城了,我们就出城去接解放军。那时候我画第一个毛主席像,现在你们看到电视里头的解放军进城,前面一个卡车,上面有毛主席像,有朱德的像。那时候是侯一民邀的我到新华社,在那儿画的。那是我第一次画毛主席像。我画的毛主席,侯一民画的朱德。

    解放军进城后,周令钊在铁狮子胡同第一次看见解放军,他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周令钊说,那时整个北平城都发生了变化。

    周: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一下子那就热火朝天了。解放军一进城以后啊,大家都动起来了,我们美院搞美术的事就多了:进城的时候、第一次团代会、第一次学代会……那时候没有人民大会堂,都是借用中央美院的礼堂。那时任弼时来主持会,朱老总也来主持会,我们都见到了。在美院举行团代会、学代会,会场就交给我们去设计、布置,日程排得满满的。

    1949年3月,周令钊接到了一次重要的会场布置任务。4月1日,国共和谈即将在六国饭店举行,周令钊奉命布置会场,他第二次画了毛主席像。

    周:国共和谈就在六国饭店举行。那时候北京有两个大饭店,一个是北京饭店,一个就是六国饭店。有关人找到美院,美院就要我去了。我带我们实用美术系这一班,解放以后的第一班,就是陈若菊在的这一班。我们就去布置会场。南京来的代表,由张治中牵头,还有邵力子、黄绍竑,还有好多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主持,也是有好几个人。我设计会场,正面,主席坐的这个地方,那墙上就挂一个毛主席像。两边一边四个柱头,共八个柱头,就布置“和平八项条件”。我画的毛主席像,不是彩色的,是黑白的,画得很精细。我当然尽心地画,也是用的这个照片——戴八角帽、面露笑容,特别把毛主席笑的感觉画出来。背景用大红,当时开会没有现在的灯光这么亮,灯光淡一点,红底子、黑白像,显得很亮堂。会开完了之后,组织会议的人告诉我说:大家对我的会场布置,还有毛主席像非常满意。后来人家问我说:你们美术学院还有油画系,还有那么多油画家,天安门开国大典的毛主席像怎么选了你来画呢?我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说那可能跟那个黑白颜色的毛主席像有点关系吧。

    二

    周令钊说,其实他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几乎人家都要问他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为什么人家会找到你来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呢?周令钊自己说,他其实也挺纳闷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重要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设计任务都会找到他的头上。他记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北平国立艺专的党委书记江丰通知他,让他为开国大典绘制一幅毛主席像。江丰还特别叮嘱他说,那是个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去完成。

    周:天安门城楼两侧“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中间的毛主席像,上面的国徽,都是统一安排的。什么事找谁,都事先研究好了。然后通过本单位的院办、党委会决定派谁,这样一来,为画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就到学校找江丰,江丰是党委书记,找徐院长,确定下来了。江丰就通知我。

    在周令钊的记忆中,他接受过的多项设计任务,都是由学校党委书记江丰通知的。为什么每次都找到他,被问得多了,周令钊自己有时也琢磨这个问题。

    周:钞票设计也找到我,邮票也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投标。国徽设计我也参加,青年团的团旗也是我设计的,少先队的队旗也是我画的,那时候得通过组织。但是这些任务怎么都到我这儿来的呢?我想: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人少,也没这么多事,所以就比较集中了;还有,你要是搞得顺手就都来找你,还省事些,还有些把握。我那个时候不挑三拣四,本身还是画画的。那些我设计的东西,我把它作为光荣的任务,你找到我来,我不推辞,我一定好好地完成它,而且我自己还爱画,爱写生风景,爱画民族风情。

    接受了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立即开始构思、打腹稿。与前两次画毛主席像不同,这一次画像前,他有机会见了毛泽东本人。

    周:那时候刚解放,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去看苏联马戏团的马戏,毛主席也来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他就坐在观众席前几排那里。他是从后面进来的,看得清清楚楚。

    在周令钊的眼中,那时的毛泽东很亲切很随和。接到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组备选照片里挑选了他最欣赏的一张作为绘画的摹本。

    周:多少年了,照片是我挑的,还是领导指定的?我记得拿给我不止这一张照片。我就欣赏这张戴八角帽、领子敞开的照片。交代下来的时候没有说要用哪张照片。我记得底下还要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专门交代的写红字。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高6米,宽4.6米,要绘制这么巨幅的画像,当时由于条件简陋,周令钊面对的困难不少。

    周:在天安门悬挂的毛主席像是第一张,也没经验。首先要考虑这张像要挂到城墙上头,用布去绷的话风一吹就会动,结果就用铁皮钉上去了。

    周令钊说,那时没有那么大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他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了巨幅的人像。作画时,周令钊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

    周:要去刻画毛主席的形象,就会想到他的诗、文啊,都非常好,可称作“革命浪漫诗人”,所以我画像的时候,心里都是怀着这么一个印象。他说湖南话的时候嘴角有点特别。所以我画嘴角的时候,就注意刻画一下,用笔也不多,面积也不大,与别人的像就不一样。那就是他的特色。

    三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为了保持常新,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像经历了周令钊、张振仕、王国栋以及葛小光四代画家之手。创作这种巨幅的人像,在作画的时候,其实画家是看不到作品的全貌的,要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在1949年9月,周令钊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升降机、望远镜等现代化设备,所以他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两个多星期里,周令钊夫妇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就上了天安门,一画就是一整天。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按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的领导。

    周: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就上到我这里来看这个像画得怎么样了。他一看,说:画得还可以,也像,气质也符合。但是聂荣臻又说:过一天是开国大典,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应该扣着的好,他就提了这么个意见。

    周令钊说,当时聂荣臻的态度非常和善,他提的意见也很有道理。周令钊用手中的画笔,很快就将毛主席像上的风纪扣扣上了。完成任务后,他们夫妇俩就放心地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让周令钊没想到的是,夜里他又被人叫了起来。

    周:我已经睡觉了,他们又来找我说:还没完呢。领导看完后认为底下那五个字还是不要的好,得赶快涂掉。那时候我们住在五老胡同,就赶到天安门,天安门的聚光灯已经都对准这个像了。像已经都挂到天安门上头了。后来我听钟灵说:像拿到中南海,好像是领导同志都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这样我再到天安门,想用梯子,可梯子没有这么高的。于是就把梯子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软得很,一颤一颤的,尤其这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有恐高症的人还干不了。

    周令钊将画像底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遮盖完毕,天也快亮了,这一夜他们夫妇几乎没怎么合眼。10月1日下午,周令钊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广场东侧,他从远处审视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

    周:我还急于在广场上看像不像,在广场上看的效果如何。一看,还可以,旁边的人也都说不错,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四

    在周令钊的美术设计生涯当中,其中的一项作品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项作品就是人民币。周令钊参与了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而从1950年周令钊参与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开始,到1985年第四套人民币定案,周令钊说,每套人民币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周令钊说,1950年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中央给的大原则是要设计中国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那时,他跑遍全国到处临摹写生,收集传统图案和纹样,最终设计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第二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10元的设计草图上,周令钊曾经画上了毛主席像,但这个方案却被毛泽东本人否定了。

    周:我们初始设计钞票的时候,就想到要把毛主席的头像放上去。我画那个效果图的时候,上面就画着毛主席像。但是到后来,毛主席自己不让摆。毛主席说:要在钞票上出现了自己的像,应该是百年之后。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要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周令钊说,在第二套人民币中曾经发行过面值为3元的纸币,那时,这种面值的纸币还曾经拿到苏联去印制。

    周:那时候我们的设备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人口多,发行钞票量大,印不过来了,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所以我们就交给苏联去制版。

    中国的人民币设计图要在苏联的工厂制版,很快,周令钊就发现,一些问题浮现出来。

    周:那时候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很厉害,什么都保密,还进行保密教育。苏联更保密,我们到那里去,他们接待我们,就在他们印刷厂的办公室,他们的厂长、书记接待我们,不让我们进车间。我们的目标是想进到他们的车间,看看他们是怎么生产、怎么制版的,想学一学。他们制版,一个月才做出来,我们约定时间到他们办公室,他们拿样子来,我们一看,有好几处不对路,就指出来,他们拿回去,又得做一个月,拿回来我们一看,还是有几个地方不对路。这么反复几个月过去了,到头来也做不出我们要求的样子。

    几经磨合,苏联的印钞厂终于将3元的人民币制版成功。但是让周令钊料想不到的是,又有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

    周:后来做出来给了我们。我们勉强带回来,又发生了问题,中苏关系进入低潮了。原版在苏联那里,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版。将来他们要印一些版,走私到我们这里来,那还得了?所以后来这个版就作废了。

    周令钊说,由苏联印刷的3元人民币,在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就做了作废处理。不久之后,3元的人民币在市面上停止了流通。周令钊比较满意他参与设计的第二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设计上受到的制约比较多。

    周:第二套选用革命历史题材,有延安宝塔山,有江西大革命时期的桥,有天安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第三套,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里头有拖拉机、火车头、车床。第三套那些装饰都是农作物、经济作物,比如棉花什么的。第四套呢,各民族大团结。

    在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领导人的头像。周令钊说,这是因为要增发百元大钞,原有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够用了,他们就只好另辟蹊径。

    周:这是完整的一套,工农兵知识分子打头。各个民族,人口越多,就越摆在前面,按人口数排下去。那个时候市面上需要有100元面额的。这是中央提出来的,要加一张100元的,这100元的又设计个什么呢?民族已经上去了,工农兵也上去了,还搞什么?还有什么头像啊?我们这小组就研究了:只能把国家领导请出来。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周总理、刘少奇都已去世了,我就想用这四位伟人的头像,作为100元钞票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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