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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丁玲剪影

2012-09-29 01: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洁非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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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

  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首次以丁玲笔名发表小说《梦珂》。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北斗》主编。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南京。1936年脱身,投奔长征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延安时期,任边区文协副主席、执委,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50年被任命为文协党组书记。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起受批判,于1957年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名获罪,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入狱,1975年出狱,发往山西长治市郊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落户。1979年1月重返北京。至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彻底恢复名誉。

    主要著述

  中短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长篇小说《母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散文随笔《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

  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消息发表,使我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人。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廊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五四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极有趣的是,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连同她的弱小;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对人性,她见得更深、更锐。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试着想一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作品,冰心、萧红、张爱玲,无论谁,写得出否?我以为写不出。原因不在技巧,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处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确确实实没有,丝毫不见。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保安,毛泽东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把“纤笔一根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当做现实的自我生命价值定位,予以追求和实行。她真的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并且仰仗着它使自己成为绝不愧于须眉的堂堂的女人。

  延安文学的发展状况,明显分为两个阶段——《讲话》前和《讲话》后。《讲话》之前,大城市涌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解决好观念和文学语言的问题,创作普遍低迷,实际了解和阅读一下当时的作品,很难发现有力和成功的例子。浓郁的城市洋学生腔调和色彩,置于黄土高原那种原始朴素背景下面,不光不协调,甚至滑稽。很多人患上了这种“失语症”。他们仍然在写着,但艺术上陷于停滞,有的还退步。给人感觉是写不下去,或者不写更好。

  丁玲却不在上述“规律”之内。她在1939年重拾自己的“主业”——小说创作,这一年她写了《新的信念》、《秋收的一天》、《县长家庭》等短篇,虽然不多,却是1936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年份之内,如此集中地创作小说。尤堪讶异的是,刚刚正式恢复小说创作,很短的时间,她就立刻找到极佳状态,达到毕生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标志是第二年(1940)写出来的《入伍》、《在医院中》(初名《在医院中时》)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后两篇,水准之高,在我看来完全越过了她过往的任何作品。

  1942年三四月间,是延安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2月至3月,延安文化艺术界非常活跃,出现一连串现象:讽刺画展、墙报《轻骑队》和《矢与的》、针砭时弊的系列短剧《延安生活素描》,以及《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一组短文——《“三八节”有感》打头,次第发表出来的还有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这些现象,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也促成了文艺整风。3月31日的《解放日报》改版会和4月1日文艺专栏停刊则是这一切的序幕。

  无论如何,丁玲一段时间以来在写作上的良好自我感觉和期许,以及由此生成的潜心创作的打算,与现实发生很大差距。她遭遇严重的困难。这困难,不仅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政治上,《“三八节”有感》和南京被捕的经历问题,都曾经是很大的麻烦,由于毛泽东的念旧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秉公处置,她一时渡过难关(多年后却再度置其于绝境)。思想上,她真诚反思,决意洗心革面。艺术上,十分明显,丁玲陷入低谷,而且是从那样强劲上升的态势陡然转向低谷。

 创作量下降尚属其次;更加内在的困难,表现在语言上。在《丁玲延安作品集》中,《风雨中忆萧红》后面,紧挨着的是《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两文只相隔一个月,分别写于1942年4月和6月。看完《风雨中忆萧红》,翻过一页就会读到《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即便对语言质地不十分敏感的普通读者,想必也要生出“判若两人”之感。前文中,写作者手中之笔那样柔软,仿佛能触到自己心灵每处细微的神经,然而翻过一页,却发现满纸的语感是那样枯索,好像悦耳的歌喉忽然间喑然失音,毫无光泽。这的确是从同一个人笔尖书写出来的句子。此时的丁玲,遭遇了最严重的困难。她意识到以往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以及心得不能持续下去,需要丢抛,重新寻找和建立语言的另一种品质;她也很真诚地认为应该发生这样转变,下决心和旧语言风格告别。但是,从现实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突然间失去语言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乎钢琴家伤折了手指,多年日日夜夜触摸琴键而一点一点累积、凝聚到指尖上的所有感觉、经验,乃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痛苦过程,整整持续了5年。直到1947年写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对每个有志文学的人来说,写作这件事,都关系着荣誉;但相同的心理,对于丁玲意义更大,分量更重。丁玲对自己写作才华的期许,以及经由写作她可对任何人战而胜之——不分男女——这样一种自信和强烈愿望,是其生命意识的支柱;当然,最终也是她现实中悲剧性遭遇的深刻注脚。这荣誉心,包含了文学之爱,进而也包含了由文学之爱赋予丁玲这样的女人的性别意识——不屈、不让须眉,甚至可以因着写作的才华与成就,比许多男人站得更高,挺立得更骄傲!

  1955年夏天开始批判丁玲时,有个著名的指控:“一本书主义。”用普通的语言解释,它无非是说,以写作为业的人,应该尽力写出好的、成功的作品。“一本书主义”无非就是文学的“经典”意识。

  这错在哪里?这难道不是应该和必须的么?

  依我对丁玲个性、内心世界、文学追求的理解,我相信她是一位有强烈的“一本书”意识的作家,也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还能坚持这种意识的作家之一。“一本书”的意识,在丁玲心中不单存在,甚至达到这样的高度:写出一本好书、拥有高质量的创作成绩,比在文坛身居高位、掌握大权,更光荣,也更有说服力。

  从丁玲身上,可以看到由文学而“走入革命队伍”的两性作家间不同的心态。文学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单独的意义,被用来完成其社会和心理角色的解放。女性作家一般会相当执着地把文学本身的成功当做毕生的追求,政治成功(做官)或者其他实际社会成功固然也被她们视为一种自我肯定,可是,一般而言,这种肯定不足以取消或补偿女性作家在文学上所单独想要拥有、保持的成功。这是男性作家很容易消除的心理,参加革命的男性作家在革命成功后,有不少可以比较干净地忘掉创作,专心致志地享受权力、官位带给自己的满足感,女性作家却大约很难实现这种心理转化。女性意识的特殊历史内涵,使她们必须更为直接地在“个人”“自我”层面上找到立足点,比之于权力、官位等符号化的社会评价,这对她们来说是更为真切的。丁玲对于“写作”感觉骄傲,而对于身居高位相对来说不甚感觉骄傲,原因或在此。

  而那样的时代,并不具备确切理解一位女性革命作家的内心世界的意识。丁玲的愿望,被当成“骄傲”(不可否认,也确实有“骄傲”的意味,但当时未必能从女性作家的特定角度来看待这种“骄傲”)、自大,甚至于炫耀和对旁人的蔑视。

  这层原因,以及历史积怨和政治风云的播弄等极为复杂的背景,在1955—1957年间汇聚起来。丁玲,这当时中国文坛——不仅仅限于女性作家的范围——最为辉煌的人物,终于为人所不容,大祸临头,从政治上和文学上同时倒地。自那时起,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其文学生命就已经结束,是时,她还不满51岁(丁生日为10月12日,而对她的批判在1955年夏天展开)!“文革”后,她的政治生命得以恢复,人们重新看到了中共党员的丁玲,但作为“作家”的丁玲却再也不可能回来。

  略微细致地研读1950年代文坛发生的那些大事,必然震惊和慨叹于它们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后,昔日文坛两大巨头和两大对头——周扬、丁玲——重新露面并将他们的恩怨与“新时期文学”的潮起潮落结合在一起继续加以演绎时,人们视线都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矛盾吸引过去,并且以此来解读二十多年前的那桩公案。

 事情哪里这么简单。

  历史。它要比个人恩怨有力百倍,重要百倍。拨开“丁陈反党集团”冤案的草蛇灰线,我们看到了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历史是一个活物,它始终在思考——借助于每个特定时代的突出人物,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尝试去解决它。中国王权向帝权的过渡,从春秋以来,直到秦汉,思考数百年才有明确答案。近代西方民主政体,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确定基本框架,也一直是一个思考过程。1950年代初,中国处在新生国家的创建期,这特定历史时刻本身内在地具有一种思考的任务,为新的历史的展开和运行提供思想基础。就中国的历史而言,新政权并不是建立在现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

  历史从来是以牺牲个人来向前走的。丁玲是牺牲者,那些批她斗她的人,后来大多也成为牺牲者。

  一个杰出的、正处在创作生涯黄金时刻的女作家,其名字从此从中国所有报刊上消失了——除开被批判、被臭骂的时候。

  一个文坛上显赫的人物,一个女强人,一个也许曾经最接近于中国作协主席位置的女人,连同她可能创造的历史,消失了。

  一个级别为副部级、在北京拥有两座四合院、在颐和园还配有消暑的别墅小院、不领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并且积有3万元巨额存款(当时大学教师月薪50余元、普通工人月薪30余元)、行则软卧宿则宾馆的“富且贵”的女人,沦往北大荒,土墙茅屋,挑土、挑鸡粪、切鸡菜……

  但这些都不是我所感慨的内容。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字字沉重,睹之令人热泪难禁。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为儿孙计,为亲人计。她将“鼓起余勇”,于瞑目之前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政治枷锁。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请注意,她说的是“四十年的沉冤”。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痛哉斯言!

  一年多以后,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她活了82岁。“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珂》);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文学写作。减去前23年和后31年,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

  1955年,丁玲留下刚刚开头的长篇残稿《在严寒的日子里》,果真走进了“严寒的日子”;随后,“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

  今天,铁凝50岁,王安忆53岁;她们的创作都还处在蓬蓬勃勃的鼎盛期。

  去年年末,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产生了中国作协近60年历史上第一位女主席。在这个时刻,我翻开1950年3月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看见脆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字样: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旧称)“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仅仅位居茅盾之后。

  我感受到了脆黄的纸页不曾留下来的太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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