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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奔波和“捕风”

2018-01-03 09:19 来源:收获 作者:张新颖 阅读

沈从文的奔波和“捕风”

张新颖

一、武汉大学

一九三〇年四月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前拖延的筹备工作就此走上正轨。六月,杨振声到上海延揽教师,北京《现代评论》时期结识的这位朋友向沈从文发出了邀请,并于八月寄来了路费。沈从文从中公辞职后,一个去处,即是青岛,但学校能否按期开学,还是个问题,如果“开不成学,就不知道走什么路好了!”(18;99)所以同时也另做打算,给朋友写信打听:“若青岛十月无法开课,我或来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业不?”(18;102)

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从陈西滢六月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1]。最终,陈西滢的努力还是促成了武大聘请沈从文;给的职称只是助教,由这一点来看,这个聘请当然有些勉强。

沈从文从上海动身,九月十六日到达武昌。而他未能前去报到的青岛大学,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正式成立并开学。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信胡适: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赃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我到了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但时昭潭先生到得更久,还无办法,大教授因为一间最小的宿舍,还吵过架!……

……

到此借了些钱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点钱去,学费可缴一半,其余或等一会都可缴齐。……

我住处还得我每天用呼吸温暖它,使霉气去掉……

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18;104-105)

沈从文教的课,还是新文学和习作。武汉大学印行了他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讲义《新文学研究》,铅印线装,前列“现代中国诗集目录”,然后编选分类引例为参考材料,后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别论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的诗。十一月初,他把这个讲义寄了一份给王际真:“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18;114)

同时来任教的还有孙大雨,来之前即与沈从文在上海相识,来后两人常常一起上小饭馆。孙大雨比沈从文少三岁,但留美归来,待遇自是不同。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里说:“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18;111)“大雨在此做他的诗,还快乐,因为他会快乐。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18;116)

他“不会快乐”,因为还没有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对那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的无望的爱,让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18;111-112);还因为,他在这里教书,有一种屈辱感;再说,比学校这个环境扩大一点点,更加可怕的现实就在他眼下发生:他一来就告诉胡适,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过一阵子又对王际真说:“这里每天杀年青人,十九岁,十七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18;115)——他离开湘西军队跑到北京,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要摆脱这种从小就常常经历的恐怖经验和恐怖环境吗?

沈从文教课的压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课,空余的时间很多,做些什么事呢?大致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到图书馆看书,“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还请教胡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18;107)

陈西滢(通伯)是文学院院长,“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18;118)自己也写写字,随手画画,这个长久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也没有废掉,现在仍旧。

还有一件说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终于做了起来。十一月五日致王际真信:“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18;111)——挺难想象的。

再就是为一些年青的文学朋友,看稿、寄稿、卖稿,“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18;115)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处在糟糕的状态,眼见的现实烂污恐怖,沈从文还是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点,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并把它们“挑选”出来,为之“发生兴味”:“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膊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18;116)——这样的眼光、兴味、情感,将越来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学中凸显出来。

十二月底,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待了三个半月的武汉大学,回到上海过寒假,与孙大雨暂住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

二、作家论

一九三〇年,沈从文出版了《旅店及其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一个天才的通信》(小说,上海光华书局)、《沈从文甲集》(小说集,上海神州国光社)、《旧梦》(长篇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

顺便提及,《旅店及其他》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文艺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约请徐志摩主编,徐志摩太忙,就由沈从文担任了事实上的主编。丛书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印行,共收入丁玲、胡也频、郭子雄、谢冰季、王实味、蹇先艾、冷西、胡山源、徐志摩等人作品十四种,还收有翻译作品十七种。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作品三十余篇,除了《萧萧》、《丈夫》这样的短篇代表作,还尤其应该关注到另一种形式的文字:文学批评。这类文字的产生,直接关联于他大学教师的新身份,关联于他在中公和武大讲授新诗和现代小说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因而大部分即脱胎于他的讲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由这些文字——《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论汪静之的》、《论焦菊隐的诗》、《论冯文炳》、《论郭沫若》、《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等系列作家论,以及《我们怎样去读新诗》、《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等文章——想象沈从文的课堂。

不妨从不同的角度,抽出三篇来看:

先看《论闻一多的》,因为闻一多很重视这一篇评论。沈从文说,闻一多的作品有“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那种“理知的静观”、“那种安详同世故处,是常常恼怒到年青人的。”因为这样的作品不符合通常对“诗”的想象和期待,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来中国读者的心情的诗歌”。由此,沈从文指出,朱湘的《草莽集》和闻一多的《死水》,“两本诗皆稍稍离开了那时代所定下的条件,以另一态度出现,皆以非常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特别是《死水》,“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因技术的“完全”,所表现虽然是平常生活的一面,“然而给读者印象却极陌生了。使诗在纯艺术上提高,所有组织常常成为奢侈的努力,与读者平常鉴赏能力远离,这样的诗除《死水》外,还有孙大雨的诗歌。”(16;109-114)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给朋友朱湘、饶孟侃写信说,沈从文“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兴奋”,“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2]

第二篇看《论冯文炳》,因为沈从文在文章里谈到了自己。文章先谈周作人的文体风格和趣味,由此进入对冯文炳(废名)的论述,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文学史的脉络。沈从文对冯文炳有感同身受的赞赏,但又有非常的不同。他这样说:

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并列,略举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园》(单行本) 《竹林故事》 《火神庙和尚》 《河上柳》(单篇)

《雨后》(单行本) 《夫妇》 《会明》 《龙朱》 《我的教育》(单篇)

则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作者文章所表现的性格,与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点在此。《雨后》作者倾向不同。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16;149-150)

第三篇,《论郭沫若》。即使仰仗“后视之明”,我们仍然无法确凿地判断,这篇尖锐的文学批评,与十八年后时代转折之际郭沫若对沈从文严厉的政治批判,之间是否有隐秘的关联,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不必强作联系,无妨存而不论;但应该指出,郭沫若对此文,不久即有回应。

沈从文说:从五四以来,郭沫若大量的翻译和创作,“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不过,“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这里的“创作”,主要指的是小说,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沈从文拿鲁迅来对比,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郭沫若“不会节制”文字,结果不免“多废话”;不注意“观察”,“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而“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

文章结束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16;153-160)

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做出如此的反应:“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3]

三、胡也频死难前后

沈从文在上海迎来了一九三一年。新年的第一天,两个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一个是,父亲上年十一月病逝。沈宗嗣一九二九年底接受凤凰中医院院长任职,从沅陵回老家定居,安稳的日子才过了一年。

另一个是,“一个最好的朋友被枪毙了”——中共党员张采真在汉口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撇下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沈从文打算,“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小孩子把父亲死去,显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

而此时九妹患病住院,兄妹两人互相隐讳不好的消息,“见面时很惨”。(18;121)

一月五日,沈从文去看胡也频和丁玲,未遇;当晚,胡也频和丁玲回访,沈从文又恰好出去了。六日,沈从文再去吕班路万宜坊六十号,见到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分别时间不长,变化却不少:看得见的是,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蒋祖麟,两个月大;另一方面,看不见,但沈从文明显感觉得到,虽然不一定很清楚——用丁玲后来描述胡也频和自己的话来说,“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4]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五月,经潘汉年介绍,胡也频和丁玲加入左联;不久,胡也频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投身革命活动;十一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人相见后的第二天,胡也频和丁玲又来北京路沈从文住处谈话。离开时,沈从文给胡也频换上自己的一件厚绒长袍——胡也频被捕和牺牲时,就穿着这件绒袍。

一月十七日,丁玲记得,胡也频早晨告诉她,“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5]沈从文晚上再去看,胡也频仍然未回。事实上,胡也频到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秘密会议时,已经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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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0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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