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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传道解惑

2012-09-28 23:47 来源:青年时讯 作者:佚名 阅读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南怀瑾先生十年前就已经提到,“今日的世界,由于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如交通的便利,建筑的富丽,生活的舒适,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人物简介·

南怀瑾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自幼接受严格传统的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曾任教于军校,辞去教职后,游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后在峨眉山大坪寺闭关研究佛学三年。1945年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后又讲学于四川大学。1949年春赴台,先后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并应邀至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1985年夏,离台赴美。在美国期间,成立了“东西精神学院”,旨在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著作三十多种。1988年,返港定居,参与促成金温铁路的建设开工。2000年开始至今,南怀瑾花费6年左右的时间,在太湖边修建太湖大学堂,继续传道授业解惑。

▲▲▲儿童读经运动

很多人称南怀瑾先生为大师,而他自己总是低调地说这一生“一无是处,一无所长”。事实上,这位耄耋老人阅尽人间风光。

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的南怀瑾先生,从孩提时起就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17岁时,除精研四书五经外,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极爱读书的南怀瑾先生不仅爱读书,也热爱藏书,他的收藏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而他自己读书也是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正是因为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南怀瑾先生无论是演讲、上课还是闲聊,他都可以随口引证。

不过,无论在著作中、讲堂上,还是与学生、友人的言谈里,他一直在推崇着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儿童读经运动”。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有一批历代流传的经典,这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资产。他把希望寄于儿童,寓于未来。他强调文化重建要从娃娃抓起,提倡年幼的孩子读书、背书,背诵的内容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中的经典,甚至也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对于南怀瑾而言,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事。

在南怀瑾先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下,“儿童读经运动”在全球华人社会得到广泛推广。不仅如此,南怀瑾先生以出世的修养,做入世功业,这种态度和精神,对今天的商业社会成功人士也深有启发。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学界到商界、从佛学到国学,从出世到入世,南怀瑾先生皆有涉入。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治学行径,使南先生不同于一般学者,而是出入儒、佛、道之间。

南怀瑾先生有很多头衔:教授、居士、宗教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和禅宗大师等。然而,长期以来,流传最广的却是一个最普通的称谓——南老师。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这样称呼他。而南怀瑾先生所想的,就是希望随缘教化,运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研究与传播,挽回人们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这一切也正是那些诚心而来的社会精英们,愿意追随他研习的原因。

▲▲▲一生修了两条路

“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如大禹治水。上到皇帝,下至乞丐,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

南怀瑾先生的一生,最让他自许的是修了两条路。其中一条是金温铁路。南先生以6年修建金温铁路,但另外一条路,他恐怕要修一生:那是一条心路,一条以传统文化疗治精神危机的心路,而这条心路比有形的路更难修。

1997年4月,浙江金华到温州的铁路全线通车。金温铁路历经曲折,先后倡修了7次,均未成功。1987年南先生开始参与这件事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历经多年促成,极大地促进了浙西南乃至整个浙江的经济发展。铁路修好之后,南怀瑾先生还路于民,铁路沿线的一切利益都不染指,干净利落地写下句点。对他而言,参与此事,不过是他人生当中“义所当为”的事情而已。据说,当初金温铁路经过评估,从商业角度上说,绝对不能投资,但南先生决心要做这件事情。从开工到全线通车,他写给各方面的信函,竟然有百万字之多。他说:“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情,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

曾经有人问:南先生仅是一介文人学者,如何能拿出数亿的资金来修建金温铁路?南先生笑着回答:“我之所以能拿出钱来修铁路,因为我是在台湾的温州人,温州人与生俱来的商品经济意识。”这只是个笑答,但南先生弄潮商海数载,不仅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商业经验。

对于商业经济,南怀瑾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看来,今天全世界的人类文化,最有影响的是四个方面,他们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思想。而现在的工商界人士,就是始终在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范围里转。

尤其是在商海无常的今天,在实践的基础上,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领会的禅学内涵,南怀瑾关于工商业界的看法和建议,让很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们深深折服,有很多富商巨贾都曾拜他为师,将他的东方文化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南怀瑾曾对一批经济学博士说:“我说你们的经济学是书本上学来,没有用的,我的经济学是实践得来。我做过生意,还赚过大钱;我也亏过三次,亏到当衣服吃饭的地步。懂了这个才懂得经济学,才懂得做生意。你光有赚钱的经验,没有垮台讨饭的经验,不行的。”

金钱固然可以带来富裕的物质生活,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南怀瑾先生一直强调的是功成名就者的社会责任感。南先生曾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如大禹治水。上到皇帝,下至乞丐,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人将工商业做得好,发了大财,或者官做得很大,但那也不是事业,是职业。一个人活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对社会大众、国家民族做了贡献,真正的事业精神在这里。

▲▲▲处世大隐隐于市

“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南怀瑾先生的学识涵盖儒释道,融会诸子百家,但他最鼓励并推崇的,其实一直是儒家积极入世、脚踏实地的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南先生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比作:“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而幽默的南怀瑾将自己的立世“秘诀”形象地称为“买票不进场”,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各种政党派系身份的都有,如何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退自如呢?他说,“就好像参加一个PARTY,我有门票我就可以进去看看。可是真进场,就被套进去了,我不去。我就是因为一辈子光买票,不进场,所以现在各方面都变成朋友。我对于各党各派都是朋友,到现在八九十岁,原来大家怀疑我是这一派那一党,我的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结果我到今天,始终公平是做一个隐士,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这是因为每一党每一派我都是买票不进场。”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是自己读书,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士”是出来做官,“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士”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过是个人不同意。

南怀瑾先生一生自律,刻意低调,从不主动去宣传自己。但在众人眼中,身材不高,总是身穿一袭青衫,脚踏一双布鞋的他,既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也是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永远宁静超脱且情意醇厚的仁慈长者,但更是永远微笑、呵护备至的严师慈父。他常言,自己的一生“一无所长,一无是处”。豁达大气如此,但熟悉他的人却说,南先生其实经常叹气。他结识的人可谓三教九流,但“曲高和寡”,真正能惺惺相惜的却很少,所以,这份热闹中的孤独叹息更是一份无奈。

▲▲▲不过生日

“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是自己读书,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士’”是出来做官,‘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士’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

年轻时,南怀瑾先生辞亲远游,人到中年又挈妇将雏去了台湾。“高堂在,不远游。”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他,对于自己一直未能亲自尽孝、母亲离世时也不在身旁一事始终记于心。在他看来,生日为母难日,那天既是母亲受苦的日子,又庆祝什么呢?所以他一直反对过生日。台湾刘雨虹女士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端着蛋糕向他说“生日快乐”,岂知,南先生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不理不睬。一次冷遇过后,刘雨虹女士说自己再也不向老师贺寿了,以免又自讨无趣。其实,每逢母亲生日那天,南怀瑾先生都心有所感。对他来说,对父母的思念和对故土的依恋是统一和谐而不可离分的,久而弥深,老而弥笃。

为子不能尽孝,为父却要尽责。曾经,一天忙到晚,除了上课及应邀出外演讲,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南怀瑾先生一周几乎天天忙碌。但在百忙中,他并没有忘记照顾家庭,至少在周末尽量要与妻儿共度。对于孩子,他则要求非常严格。或许是因为从小就跟随在父亲身边学习,南怀瑾先生的孩子和其他人一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为“南老师”。

长相酷似其父的南一鹏,曾经是美国加州胡桃市历史上第二位华裔市议员。在他的眼中,父亲的确是一位很特别的人。“我四五岁时,最怕父亲回家。因为他每天要求我背诵唐诗和《古文观止》,完不成学习任务还要受罚。父亲对形而上的东西很透彻,对形而下的事务也很了解,所以他处理世事总是很得体,这方面我受他影响很大。”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南国熙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父亲对他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也许正因为此,南国熙做事非常严谨,工作也格外细致,对公司的每件事情他都会做详细了解,就连工作环境的卫生也有高标准的要求。南国熙和南一鹏两兄弟,一个从商,一个从政,奋斗的方向截然不同,但是两人的人生态度却极为相似,而两人始终保持年轻的心态也是深受父亲影响的缘故。

不过,许多人都说,南怀瑾先生对那些与其子女同龄的人倒是比较宽容,如同慈父一般。他以密宗上师身份为弟子们灌顶所收受的供养红包,从来不打开看,遇有来访的小朋友,随手打开抽屉就拿出来送人。南怀瑾先生还颇具古侠之风。凡有宾客来访,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他必定留客人在家里用餐。而且好酒好菜统统用来招待客人,自己则几十年如一日,午、晚两餐各吃一小碗红薯稀饭,酒几乎是点滴不沾。而南先生的每日的工作却异常繁忙,讲学、会客、教拳、礼佛、诵经、参禅、打坐、处理会务及往来信函,夜晚还坐拥书城,阅读写作……

▲▲▲台湾的艰难岁月

1949年到台湾的南怀瑾31岁,他面对的第一要务是生存。那时候的台湾,物资极其贫乏,“一串香蕉三个鸡蛋,就是一个摊贩货摊上的全部物品”。起初南怀瑾和温州同乡一同做船运生意,因货船失火,投资血本无归。后来南怀瑾也会说起这段窘迫时光,不过几句就带过了。1955年,困境中的南怀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禅海蠡测》,书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5元,根本没有人买。但10年后,少数流传的此版旧书,在香港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20美元。

在台湾,南怀瑾此前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形成太大名气。他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传奇的隐士,影响力并不为大众熟知。后来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逐渐得到重视,南怀瑾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根基就逐渐显出了实际意义。邀请南怀瑾讲学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越来越多。频繁受邀讲学的南怀瑾开始吸引了更多听众,在口口相传中,也逐渐有了新的神秘色彩。刘雨虹第一次见南怀瑾,是1969年10月在台湾师范大学做“佛学概要”讲座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这个瘦小的老人“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再回忆,刘雨虹也笑,“现在看多了就习惯了,当时真的觉得很特别”。

关于执教,刘雨虹女士回忆起另一个细节,1971年南怀瑾受聘于台湾辅仁大学,正式开设了《易经》课程,可是课只开了一年,南怀瑾就主动停止了,刘雨虹不理解,后来是南怀瑾自己解释,他的课程太受学生欢迎,教室里是满的,窗外还站了人,这就与一些老师的课形成了强烈对比,“为了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这也让刘雨虹感叹:“老师做事情总是会很细心,不让别人为难。”

▲▲▲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

1970年3月22日,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的“东西精华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70多人。禅学班也于1970年7月15日开课,为期6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19点至21点上课,参加者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程度,南怀瑾主讲的课程中包括《论语》和禅学。初办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连南怀瑾在内,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再回溯,刘雨虹说,“东西精华协会对南怀瑾的教化目标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斗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1971年2月,南怀瑾决定办杂志,刘雨虹说,“他的想法是赶快推广业务,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传比讲演广,该做就马上做,借钱也要做”。1971年4月25日,《人文世界》第一期出刊。南怀瑾写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开始连载,此外他每期都要动手写几篇关于儒家、道家以及密宗的文章等。《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在《人文世界》连载两年后,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刘雨虹说,“那时候做任何事情,都是打穷算盘”,负责杂志日常工作的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出书的钱是南怀瑾从股票里挣来的,后来这本书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于1984年出版,这也是南怀瑾第一本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书稿。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译本出版。南怀瑾后来也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不过在大众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还是《论语别裁》。这本书的诞生让学生刘雨虹感叹,从协会到杂志再到书籍,“老师做的事情并没有很刻意,结果都是水到渠成”。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南怀瑾用了11个月把《论语》讲完,但因为听讲者中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就促成了《论语别裁》问世。从速记变成文字,蔡策花了半年时间,之后,南怀瑾从1975年9月起,开始整理,到了第二年5月,《论语别裁》出版。刘雨虹说,以后几年《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刘雨虹的评价是,“《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和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

▲▲▲妻子委屈却无怨无尤

南怀瑾曾说自己“并非学者,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从个人修行的角度,他更像是一个隐士,比如曾经跟随名师闭关修行,数十年来坚持晚间打坐,甚至他的饮食——每天不吃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稀饭,以及接近90高龄的现在依旧良好的身体状况,都符合人们判别奇人异士的标准。

不过他渴望奉行的“知行合一”,又使得他的生活必须积极入世。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应邀到各处演讲也愈发频繁,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除了上课和讲演,还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访客。刘雨虹说,在协会成立前,拜访南老师的人都是去到他的住所,他的夫人整天忙着烧开水,据说有一天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不过再繁忙,他都会尽量把每个周末的时间空出来,与妻儿共度。到台湾前,南怀瑾在乐清老家已经成婚,并有两个孩子,到台湾后无法和妻儿共聚,“随顺现实又结了婚”。

关于这段过往,南怀瑾自己也曾经谈起:“在两岸情况好转后大陆的妻子曾带着两个孩子到过台湾,但那时正遇上我经营失败,生活也比较困难,就只好回去了。一别几十年,她在大陆伺候我母亲直到去世,还带大了两个孩子,吃了不少苦,也受了很多委屈。但她却无怨无尤。”而台湾的这位夫人也很辛苦,“我又要讲演,晚上又要上课,回家很晚,没时间照顾她,而她还要教育四个儿女。孩子们很懂事,现在也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1990年2月14日,南怀瑾的母亲过世。当年秋冬,南怀瑾办了手续,邀请大陆的妻子王翠凤到香港会面。重逢时南怀瑾对她说:“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屈折磨。”可王翠凤却回答:“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南怀瑾的学生们热情地带着这位师母去买东西,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她。对大家的热情,王翠凤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但王翠凤没有留恋香港,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返回故乡。50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也只有两周。

一位记者在结识南怀瑾之后,曾经有3个多月在香港“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后来撰文回忆描述了南怀瑾处所中宾客盈门的盛况,“通常在下午6点钟左右,南先生便来到会客厅,先点上一支烟,再慢慢品着热茶,看看香港亚视或有线台的电视新闻。这时,提前约好的访客便陆续来到,南先生遂请他们一一落座,开始亲切的晤谈”。“如果怀师要讲课,餐叙便在21点前后停止;倘若当晚不讲课,漫谈会持续到22点半到23点”。

南怀瑾·语录

人生两样最难舍,一是财,一是命。只要有利于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这就是施。但这太难了,虽然做不到,也应心向往之。

“功成身退数风流”,只有人类的心不肯死,永远想在不可把握中冀求把握。妄想违反自然,何其可悲!

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

少年戒之在色,壮年戒之在斗,老年戒之在得。

一个人内心没有真正的涵养,就会变成色厉内荏,外表满不在乎,而内心非常空虚。其实大可不必,一个人好就是好,穷就是穷,痛苦就是痛苦。

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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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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