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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文艺报》见证新时期文坛风雨

2012-09-28 22:5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阅读
 人物名片

  刘锡诚1934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北大,曾在新华社任职7年,1977年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组长,后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著有《在文坛边缘上》、《文坛旧事》等。

  

《文艺报》复刊第一期

  杂志档案

  《文艺报》:最初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会刊,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半月刊)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先后为周刊、半月刊、月刊,自1985年至今为周报。

  《文艺报》历任主编有丁玲、陈企霞、萧殷、冯雪峰、张光年、冯牧、孔罗荪、谢永旺、陈涌等。

  张光年题写复刊词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还是非常萧条,文艺刊物也很少,文联没有恢复。张光年是比较早恢复工作的,他在国家出版局做顾问,并兼任着《人民文学》的工作。1978年,发生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情,文艺界人士就呼吁要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同时恢复《文艺报》。当时,我在《人民文学》评论组任组长。5月8日早上,我们一上班就接到通知,我们评论组的三个人,都转到《文艺报》去。这时,张光年已经把老评论家孔罗荪从上海调过来了,还没有分配工作。冯牧是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理论研究室负责人。

  当时我们听说要让冯牧和孔罗荪做主编。当天下午,张光年把我们找去谈《文艺报》复刊的事情,冯牧主持了会议,正式宣布《文艺报》于7月复刊,并就当前文艺形势和复刊后的任务讲话。因为《人民文学》还有些后续工作,我到6月9日才正式转到《文艺报》,任编辑部副主任。

  5月27日,召开了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我任会议宣传组副组长。

  这次会议上,宣布了《文艺报》复刊,《文艺报》是中国文联的刊物,交给中国作协来办,冯牧和孔罗荪做主编,编委会由11人组成,编辑部就设在东城区礼士胡同129号。

  《文艺报》的复刊词是张光年写的。1978年7月15日,《文艺报》复刊号正式出版。出刊时,恰逢两件大事:一是中国文联全委会刚刚闭幕,作为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开辟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专辑”,发表了茅盾的开幕词、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周扬的《在斗争中学习》、巴金的《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以及本刊记者的长篇报道;二是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逝世,发表本刊编辑部、巴金、张瑞芳的悼念文章。因此张光年及冯牧、孔罗荪二位主编和我们编辑部原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给作家作品平反

  1978年10月20-25日,《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三个编委会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三刊编委联席会议之后,各编委会又单独开会。在10月25日召开的《文艺报》编委会上,编委们十分关注以前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的平反落实政策问题,编委会议论过平反问题后,我们《文艺报》编辑部先后研究了几次,决定与陈荒煤担任主编的《文学评论》联合主持召开一次为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座谈会。

  那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平反昭雪工作,也还刚刚开始,许多著名的领导同志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冤案的平反工作就显得更加复杂一些。我们在组织发言时,就碰到过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先是雷达去请李建彤发言,李建彤答应了,但还有顾虑。小说《刘志丹》必须翻案!我们编辑部对此认识是一致的,不仅冯牧在编委会上谈过他的意见,我们文学评论组的编辑们对此认识也很坚定。于是,我又到她家里去了一趟。李建彤大姐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对我说怕连累我们。我再次说明了我们的决定,最后,她答应出席《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落实政策座谈会并发言。我走出她家的大门,总算放下心来。《刘志丹》是大冤案,她肯去会上发言,我们的会就没有白开。

  我们编辑部策划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于1979年2月5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六楼小礼堂举行。记得那天早晨起来,下了一夜的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到上班的时间还没有停止的意思,道路很滑,车辆行驶很慢,但应邀到会的人却多达一百四十余人。

  既有文学界的,也有艺术界的,既有北京的,也有外省市的,真是盛况空间。

  力挺《乔厂长上任记》

  虽然《文艺报》在文艺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外界压力下的冯牧却显得有些焦躁。他的压力最大,这可以理解。

  蒋子龙的长达几万字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也给思想比较解放的文艺家们和《文艺报》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这篇小说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但小说一问世,便遭到了天津文学批评界一些同志的猛烈批判。1979年9、10两个月,《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批判文章。

  我们《文艺报》编辑部对《乔长厂上任记》是肯定和赞赏的,对青年工人作者蒋子龙是持保护态度的,因此我们很快发表了金梅的一篇文章,但那只是一篇发在“新收获”栏目中的短评,没有抓住时机组织和发表更有声势的评论。于是,在10月6日召开的编辑部会议上,冯牧发表了一通想来是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我们撰写一篇评论,论述乔厂长是一个典型,又强调说,这样的一篇文章,既应是一篇文学评论,又应是一篇社会评论。最后,我接受了这个力不胜任的任务。

  我的评论文章就采用了冯牧所命的题目——《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因为要赶时间,尽管文章篇幅不短,却连夜一气呵成,很快就交给了编辑部主任谢永旺,转主编阅后,发表在1979年11/12期《文艺报》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

  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和《工人日报》于10月10日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乔长厂上任记》。许多评论家都肯定了这部作品,陈荒煤和冯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蒋子龙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乔长厂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

  周扬、沙汀力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四川省简阳县红塔区业余作家周克芹写了一部题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长篇小说,于1979年发表在当地出版的内部刊物《沱江文艺》上。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后,受到在重庆文联工作的老作家张惊秋(殷白)的赞赏,他写了一篇长文《题材选择作家》评介这部小说,并于1980年1月将稿子分别寄给了《文艺报》、周扬和沙汀各一份。我们考虑到小说是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还没有公开发表,便将评论稿退还给了作者。作者收到退稿后,即将这份退稿寄给了陈荒煤,请他转给《文学评论》。周扬接到殷白的稿子后,便于2月3日修书沙汀,予以推荐,并把殷白的文章和载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内江三十年文学作品》一并寄给了他。沙汀收到信后于2月18日给周扬回了一封长篇(实际上是一篇书信体的长文)。由于沙汀这几年与我联系较多,便将周扬和他的通信以及殷白的文章,一起交给了我们,并对我说他读了周克芹的小说,也认为是部好作品,建议在《文艺报》发表。在给周扬的信里,沙汀给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很高的评价。

  在3月3日编辑部碰头会(冯牧、孔罗荪和唐因都在场)上,决定将周扬和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列入发稿目录,限于篇幅,殷白的文章稍后再发。到10日发稿之前的一次碰头会上,唐因提出:“殷白的文章还是应同时发,否则将是一个案子!”

  于是决定,殷白的文章和周扬和沙汀的通信一起发表。后来的事情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唐因的考虑比我周到。

  殷白得知沙汀将他和周扬的通信以及他的文章交给了我们,我们决定发表周、沙的通信后,急忙于3月13日给《文艺报》主编冯牧和孔罗荪各写了一封信,历述他的稿子投寄和处理的过程,告了我们一状,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总的意见是:如发周扬致沙汀的信而无我那篇东西,可加个注,注明见《四川文学》4月号。这个办法看来有些遗憾。

  所以我又提供另一办法,我兄如厚爱,是否可以转载形式发表。因为实际上这篇东西已经在《沱江》1980年1月号发出,《文艺报》可以作为转载自《沱江》(专区的小刊物),而不是转载自《四川文学》。“

  当时,我在编辑部是主管文学评论,收到殷白的稿子时,并没有读过在《沱江文艺》上发表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决定退殷白稿子的事,应当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加上我孤陋寡闻,当时也不知道张惊秋(殷白)是延安鲁艺出身的老同志,退稿一举无疑是冒犯了这位鲁艺出身的老评论家,尽管我是无知又无意的。现在检讨起来,还是怪自己浅薄,差一点儿埋没了这部好作品。幸得老作家沙汀及时向我们推荐评介文章,又亲自把周扬和他的通信交给我,才把事情挽回过来,最早评介了这部好作品。

  口述: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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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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