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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从“废都”到“废乡”

2012-09-28 22:45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孙涛 阅读

《秦腔》之后,贾平凹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反映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长篇小说。“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贾平凹坦言自己很迷茫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贾平凹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参与了5项提案: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不容忽视;国家要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让农村人看得起病;火车票销售应该推行实名制;在上海巴金住宅基础上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文艺工作者应多参与慈善事业为消除贫困贡献力量。

  ■在此我要通过你们报纸辟谣,这个事(“贾平凹旧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更别说有什么股份。

  ■前一阵有人在网上以我的名义写博客,我在报纸上发过声明,但一点用都没有,他照样以我名义开博客,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

  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贾平凹觉得,“从《浮躁》开始一路写下来,农村发生的任何事情——从土地承包改革到1990年代,我在作品里一步步都写过了。”

  在诸多描写农村的作品中,贾平凹偏爱《秦腔》,并将其形容为“献给家乡的一块碑”。

  贾平凹不会用电脑,坚持传统的手写,所以一部《秦腔》50万字,改抄了三遍,等于写了150万字,耗时一年零九个月。“《秦腔》耗去了我对农村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即使再写也写不好了。”贾平凹说。

  人离开土地怎么办?《秦腔》写完一年的时间里,告别了土地和农村的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进城的农民。贾平凹为农村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忧虑;同时他也注意到,农民税赋减免之后,一些人又从城里回乡种地了。

  对54岁的贾平凹来说,“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针对他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本人就是一位离开了土地的农民。

  有一次,贾平凹对女儿诉说自己对土地的情感,不被理解,结果他当着女儿的面儿,将一撮泥土生生吞下。

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

  记者:你怎样看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贾平凹:对于建设新农村我很振奋。“新农村建设”是大手笔,大战略,有人不了解现在的农村,在许多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划新的住宅区,建新房子,他们为此高兴,又担心,建议建新房子一定要个性设计呀,还要保护文物呀等等。

  我个人觉得,个别地方可能会这样,但建设新农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能真正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那就已经不得了了。就西北来讲,据我所知,许多县财政十分紧张,甚至工资都难以发放,怎么可能给农村盖整齐划一的房子呢?我觉得,最切实的是先把农村的气聚好,聚人气,帮助农村发展生产力,帮助农村整修一下村容,修公路,建设卫生所,建设文化站,使农村生活好一点,活得安全一点。这里要不得喊空话,要不得搞形式,要专门去抓,去投资。

  记者:你怎样看待目前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贾平凹:从长远看,农村的最好出路当然是走城市化道路,但是城市化道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它肯定要牺牲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但一代或两代人的利益就这么牺牲了吗?

  所以,农村目前的现状,我从理性上能接受,从感性上又难以接受,“建设新农村”是不建设不行的问题。我希望“建设新农村”几年后,农民不再贫穷,能看起病,孩子能上得起学,村庄不那么破旧,能感到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然后一步步走向城市化。

  记者:在小说以外,你怎样看待这20年来农村的现实变化?

  贾平凹:我出生在农村,也当过数年农民,以前城乡差别大,土地责任制以后,农村确实欣欣向荣,那时我回故乡或是到别的农村去,真是兴奋,那时写了《鸡洼窝人家》、《腊月·正月》等一批作品,感情真挚而喜悦。

  但这以后,国家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就停滞发展了,几乎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以至后来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就少了人气,村舍破败,粮食是多了,钱却少了,农耕资料价格上涨,看病上学难,税费过多,治安不好;我再去农村,感慨万千,心里很痛。治理这么个大国确实难啊,农村不改善不行,改善了一下,还有城市,抓了城市,农村就可以放一下了,可农村的问题又严重起来。

  我不是决策人,若我是决策人,我也头痛,有些问题是要长远考虑的,有些问题就得头痛医头。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任何事情能将就着维持着往前走就行,是人裹着事、事裹着人往前走,日常小事是这样,治大国也是这样啊。

  记者:根据你的观察,现在家乡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贾平凹:我当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子,草和树特别少,草一长出来就被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所有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那时候虽有困难,但特别有生气。这几年回去,草和树长得特别多,都是荒长,有潮湿阴冷的感觉,正当年的劳力、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村里尽剩下老弱病残,有些人家的地都荒了,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没有生气。

  现在大部分农民的吃饭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方面应该说比以前要好,但是花钱还是紧张,手里老留不住闲钱。有些农民在公社化的时候,如果家里劳力多,口粮就多,每年的工分分红就可以攒着了。

  现在,农村两极分化很严重,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很多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像孩子的学费啊、医疗、电费、化肥,乱七八糟的开支特别多。留在家里种地的,反倒不如进城打工的。

    记者: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怎么样呢?

  贾平凹:现在农村的风俗民情正在消失,以前的农村还有些精神生活,现在是彻底的没有了。风俗民情这些东西都是人在吃饱饭以后人身上散发一种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农村做饭一样,没有火自然也不会有烟。

  就是过年,人也少得很,写春联的人家少了,村子也不热闹,没有了剧团,也没有人去杂耍,电影也看不到了,镇上的文化站、电影院、书店也垮了,只能到县上去看,惟一的生活就是看电视。

  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记者:你对现在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怎么看?

  贾平凹: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不管哪个国家,都分穷人和富人。比如我现在住城里,看着市政府每年用力最大的工作就是为了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仔细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所以,一部分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

  社会有贫富才能进步,这也是社会规律。从长远看吧,应该走这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带来好多痛苦,但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必然要遇到的事,没办法。但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就会存在危险,就会有问题出现。

  记者:你在城里住了几十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农村保持联系?

  贾平凹:我老家还有人嘛,现在也经常有老家人来西安找我,比如看个病呀,办个希望小学,要个修路的资金……家乡人在城里打工的也特别多,也到我这儿来,所以村里发生啥事情我都知道。

  我经常回乡到父亲坟上烧烧纸,到本族人家坐坐。村里现在上一辈人都已去世了,同一辈人都在外头打工,孩子都认不得我了。我每次回老家看我弟弟妹妹,都要路过我家那个村子。我的老房子现在让村里另一个人来住着。有一次回去,那家人男的不在,只有女的,她多少年没见我,连我也不认得了,问我你找谁?我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房子我找谁呢?后来她才想起来我是谁。

  我上一辈的老人就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我母亲今年80了,老年人对遥远的事记忆特别清楚,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我写作的好多素材都是听我母亲无意中在那儿谈来的,来个家乡人她就不停地谈谁是怎么啦,很有意思。

“中国没有哪个人把这个事搞清楚”

  记者:《秦腔》写的是“废乡”的过程,农民离开土地;你现在手里写的是民工,农民在城市里漂泊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写民工的新长篇和《秦腔》有什么内在联系?

  贾平凹:新作,也可以说是《秦腔》的另一部吧。写这个小说的想法是在3年前,比《秦腔》还要早一些。其实在写《秦腔》时,我就有意积累关于民工的素材,但当时我还没想好怎么写,现在我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在这个作品里,我想表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

  记者:你以什么方式了解民工的生活?

  贾平凹:我故乡的农民进城的很多,当年那些乡镇企业家,有的已经破产了,有的就住在西安,再不回去了。而更多的农民来打工,拾破烂,送煤,干的都是最累最脏的活儿。他们干一年,春节回去,节过了再来。回去再不来的,往往是因为累残了,生病了。但是城里人看不起他们。

  这些人中有我的亲戚、族人、中小学同学,我了解他们,我也去了许多拾破烂人的租住处,在那里吃饭、聊天,也为他们办过一些事。可以说,他们中99%的人混得不好,有的甚至是惨不忍睹,他们将来还是要回农村。

  记者:你以前说过,“无法想象农民一味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未来会意味着什么。”现在决定写民工,是不是已经想清楚这个问题了?

  贾平凹:以后怎么办?我寄希望他们能在城里改善状况,也寄希望于“新农村建设”。

  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

  记者:你对民工群体的未来乐观吗?

  贾平凹:不乐观,好多事情想不清楚。人离开土地以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现在有一批农民在城里讨生活,干些体力活,做点小生意,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虽然家里还有房子,还有土地,但是他多年不回去了。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也没想明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困惑。

  我估计中国没有哪个人把这个事搞清楚了。我曾经说过,谁能解决当代农民问题,谁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记者:1971年,你19岁时被公社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得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仍然坚持说“我是农民”?

  贾平凹:如果那时候大学不招工农兵学员,我也就在农村呆一辈子了。

  在农村时,我经常想象城市里的幸福生活。但真正进城以后,我发现工作和生活还是有烦恼、痛苦。只不过前者是体力上的,后者是心灵上的。而且生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不管你走到啥地方都改不了,比如勤俭、节约等好多最基本的那种东西仍然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根深蒂固。

“贾平凹旧居”与我无关

  记者:生活中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别人形容的那样,是虚荣心很强、很功利的一个人吗?

  贾平凹:我口才不行,形象又不行,到大场合就怯场,老潇洒不起来。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很少讲话,因为咱不爱讲话,还说不了普通话。我在单位讲话,以前还在纸上提示几点才能讲话,现在好一点了,不用打提纲。

  别人不了解我,拿他自己来推想我。就说写作,我这一辈子就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其实我对市场、赚钱这些东西不是很关心,我只在乎写我自己的作品,书写完了给出版社,怎么包装、设计、发行都是他们的事。

  记者:但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大多数作家的梦想,难道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贾平凹:我现在写作完全是自由自在,不考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这是因为有我前面的作品畅销作铺垫,所以不管我写什么样的作品,都有人买来看。

  我在1980年代就开始建立这种基础,到了1990年代《废都》出版之后,就可以更自由地写作了。

  记者:一些报纸说的7000万投资建“贾平凹旧居”,你“当股东分成”的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明知道“政府是借我这块牌发展经济”,对自己名声不利,你为什么还要违心支持这个项目呢?

  贾平凹:这个事完全是老家政府的行为,和我没关系。他们为了搞对外宣传,发展旅游经济,就拿我来说事。

  他们在西安开了一个规划会,原本我是不想去的,可是以前的老县长和现在的领导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让我为老家经济建设出点力,你说我咋办?后来我出席了这个会,我也没说啥。从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对这个事情表态,也没有签字授权啥的,一切手续都是县上办的,但最后骂人都骂到了我头上。

  对这个事情,我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个人,有时候就是太让了,甚至有点懦弱,别人有事情求我,我就拉不下情面拒绝,结果最后自己吃亏招人骂。但这个事儿我心里没愧疚的,因为这的确和我无关。

  在此我要通过你们报纸辟谣,这个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更别说有什么股份。有些媒介就要跟你胡吵嚷,瞎说事,一些人不了解真相,就随便发表言论,批评我骂我。当然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但不了解基本事实就发表批评未免不负责任了。所以现在一般媒介采访我,我都是拒绝的。

  记者:你好像也在新浪开博客了?还在韩寒白烨之争中跑到韩寒的博客上留言了。

  贾平凹:这事就更无聊了。我现在还不会用电脑,连电脑也没有,我怎么可能到网络上去开博客呢?

  前一阵有人在网上以我的名义写博客,我在报纸上发过声明,但一点用都没有,他照样以我名义开博客,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

  现在除了盗版我的书,还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出书、画画、写书法,我再气愤也没办法,你去追究,根本就没有部门管这事,结果既影响自己情绪,又浪费时间,只能当没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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