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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平:疾病的意志

2012-09-28 13:4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郭海平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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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公众心目中,疾病是一个医学和科学概念,似乎只有医学和科学才是解释疾病的权威。但事实上,医学和科学对疾病的解释已经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如细菌致病说就是现代医学编织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在这些科学医学专家看来,任何疾病都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即使暂时找不到那些致病的细菌,也并不能否定它们的存在。总之,能不能找到那个致病的细菌,现代医学都会肯定或假想那个细菌就是导致人患病的罪魁祸首。一旦找到了那个细菌和那个细菌的可能性存在,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大面积地灭菌和切除那些出现变异的组织和器官。但结果却常常令人失望,一些症状消失了,另一种症状又随之出现,即使暂时未见新的症状,这些治疗也将会对人的生命力和免疫功能构成威胁。
  
  随着各种抗菌素(抗生素)的滥用,这个曾经最让现代医学感到骄傲的治疗措施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危险,这就是由于过量使用抗菌素,从而使人的免疫系统出现了变异,一种屏障一旦形成,这将意味着现代医学在面对大多数疾病时将束手无策。那时,现代医学剩下的手段恐怕也只能是外科手术了。这种危机让现代医学家们十分焦虑,有人批评说现代医学医治的是病而不是病人,即使是人,那也是一个被设定在机械封闭系统内的人,人在现代医学面前就像鱼缸里的鱼,至于鱼缸外面的世界就不再是这些医学专家们考虑的问题了。美国医师工会领袖德尔松医学博士说:“我相信,现代医学不仅对疾病没多大疗效,而且往往比疾病还危险。”英国皇家学会古德医学博士说:“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比战争、瘟疫和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法国科学院院长马根迪教授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我知道它叫作科学。” (《疾病的发明者》〔澳大利亚〕罗斯·霍恩 著)
  
  面对着今天太多的指责,一种让人忘掉疾病,将疾病交给大自然的治疗思想正在流行。不过,这种思想也并非是今天人的发明,早在二干五百年前《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过:“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黄帝内经》认为只有顺应自然,才是治疗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二干五百年过去了,人类并没有遵循古人的教导,而是将自然视为是自己的敌人,结果,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也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了,从动植物到水土资源,从食物到空气,从人的身体行为到人的思维和情感,我们几乎很难找到自然的原形。面对着这些人造的自然,我们又向那里返回呢?如果将疾病交给这样的自然,我们还有康复的可能吗?
  
  在这种绝望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希望,这就是了解疾病的意义,并依照疾病的意志行事,这就是通过疾病来治疗疾病。
  
  我们今天面对的疾病已不再是二干五百年前的情景,我们今天的医学也不再是二干五百年前的《黄帝内经》。通过这二干五百年的人为改造,疾病已经变成了人类的天敌,医学就是战胜这个敌人的武器。尽一切可能让疾病保持沉默,然后将它置于死地,这就是今天医学和大多数病人的迫切欲望。
  
  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前,人与自然是完全统一的,那时的人与动物都是平等的,大家共同接受自然意志的安排,并共同分享大自然的恩赐。不管是快乐幸福还是疼痛死亡,大家都会绝对服从,这就是自然。但自从人创造发明了战胜疼痛的方法之后,人便开始有了不同于自然的意志。也就是在人类第一次获得战胜疼痛方法的同时,人便对自己充满着期待,也正是这种期待将人类推向了一个万丈深渊,这个深渊的名字叫创造。创造、创造、再创造,创造的越多人离自然就越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一得必有一失。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创造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这就是强迫人类接受疾病的处罚。
  
  为了掩饰自己的损伤,人类不断夸大自己创造的成果,他们四处炫耀自己的财富、技术和权力。随着这种炫耀的继续,疾病的处罚也随之不断升级,这让他们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黄帝内经》说:人之所以患病就是因为“以妄为常,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太容易幻想,如有了一种治病的方法,还想要第二种,有了第二种方法,还会想到长生不老。结果的确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药,也正这些越来越多的药又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疾病,这就如同一个人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人类对自然和疾病的怨恨心理呢?如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否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善意的提醒、警告和关心呢?
  
  比如疼痛,这是自然保护人类的重要防御机制,有了疼痛的提醒和警告,人才会知道危险的降临,然后才会想到去寻找疼痛的原因和避免受到伤害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是一种伤害,但更是一种关心,因为这种伤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让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我们今天的医学却将生命的这些防御性措施视为疾病,并对它们进行过度的干预,如一旦遇到疼痛就想到止疼药,甚至想到切除疼痛的组织,仿佛消除了疼痛就算医治好了疾病。其实痛觉的丧失才是一种真正危险的疾病,人一旦失去了痛觉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受到任何伤害,他也不再会有任何知觉。   大多数所谓的疾病与疼痛一样,它的首要目的不是让人去寻找药物,而是让人调动自己的潜能和寻找患病的原因。现代医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把患病的最终原因都归罪于细菌和病毒,如果一时找不到那个病毒,他们就会说“病因不明”。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和病毒,为什么同样的细菌和病毒出现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会导致病症出现呢?现代生物医学不去追问这些应该去追问的问题,却将对病毒的确认当作是医治疾病的终极解释。
  
  今天的法律为这些现代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制定法律的人并非对这种医学的危害一无所知,但法律还是会提供充分的保护,这不是因为他们尊重医学,更不是因为他们尊重生命,它们之所以保护这个现代医学,是因为遵循工具理性和实证科学的这个医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权力。
  
  不管他们如何保护和精心设计,一种史无前例的危险正在向人类逼近。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中指出:“现今约有40种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自1967年以来,至少有39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包括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SARS病毒,新传染病史无前例地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近几十年来,新型疾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并跨越国境在全世界传播。”二个月前,192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为全球气候变暖而寻找对策,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动担心,虽然他们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眼前的任何利益。
  
  为了走出现代医学的困境,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于一九七七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设想,这一模式也被大家称着是后生物医学模式。对此,大多数医学工作者也只是在道义上表示支持,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增加“自然”的概念,即使之成为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结果也都是纸上谈兵。难以推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医学模式不易量化和控制。不能量化和控制将严重危及到医学的权威和医药制造商们的利益,更大的危险还是会给社会管理者,即那些权力的拥有者带来麻烦,为了牢牢抓住自己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为了牢牢抓住自己的主动权,他们为今天的医学制定了一条底线,即必须坚持技术理性和实证科学。也正因为这道底线,我们才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现代医学和那些权力。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向自然和自己的生命重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了解疾病的欲望和目的,只有深入到疾病深处,我们才能了解疾病的目的,并去执行疾病的意志。
  
  如果说医学反映的是社会和那些权力的意志,那么,疾病反映的则是自然的意志和生命的意志,疾病对人的折磨过程就是调动人生命潜能和唤醒人生命意志的过程,在疾病的折磨中,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但自从人类创造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以来,疾病意志的表现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干预,这种干预对于社会而言是文明的,但对于人的生命和自然而言却是极其野蛮的,它们为弱者提供保护,对强者的生命意志却采取毫不留情的扼杀和磨灭,由此使得我们在今天人的生命意志中看到最多的则是忍受、逃避、自欺欺人,而不再是过去曾经拥的那种顽强的抵抗、挑战、搏斗和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社会的确是壮大了起来,但人的生命意志却变得越来越虚弱和消沉。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面对瘟疫的流行,用医学去阻止它难道是一种错误吗,是的,医学的过度介入不仅让人类失去了一次优胜劣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让人类失去了一次次彻底反省和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从而使人类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每一次瘟疫的流行都是因为人的错误所致。正如今天动植物的灭绝,水土大气的污染,以及人身体行为和思维情感错乱的日益加剧,也正是人类越来越胆大妄为和无视疾病警告的结果。面对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悲哀,反而认为这就是最让人类感到骄傲的物质文明和精种文明。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的就是人临近死亡的时候,就会说出真话。为什么非要到临死时才会说出真话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因为活着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为了活着,中国人就不得不忍受世俗社会的折磨,这其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对活人的制约和折磨。不过,死亡一旦出现,大家就不再顾忌了,这就是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中国人的悲哀。疾病不是死亡,而是临近死亡,它是一次预演,一次警告,明白了疾病的目的,人便学会了放弃和了解生命的真实需要,这时,生命便获得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自由。由此可见,疾病从来就不是什么医学问题,而是自然对人的错误行为的惩罚和警示,人理解了这个惩罚和警示,人就会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抗拒这个惩罚和警示,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一种必然。但现代医学似乎并不理会疾病的意志,反而将疾病的意志视为是自己的天敌,这又是何等的无知和野蛮呢。
  
  为了实现重返自然的目标,我们完全可以将疾病当作是一种纯天然的宗教,一种让人敬畏自然的宗教,当疾病降临时,人便会丢掉自己的面具,并在不断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疾病也正是通过这种心灵净化的作用来医治疾病和预防疾病。当然,世俗社会一定不会认同这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必将影响到唯我独尊的世俗权力,他们不但不会认同这种信仰,而且一定会变本加厉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发展高科技医学来对抗这个代表自然意志的疾病,不过,他们不会直接反对自然,而是会高举“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和“治病救人”的旗帜,因为他们深知自私自利就是当代人的致命弱点。
  
  现代人的确已经习惯了自欺欺人的生活,这是因为面对真相就意味着是一种冒险,这不是一种认知,而是现实的过于残酷,因为接近真相的大多数人都将会受到社会的残酷迫害,与之相反,学会说谎和自欺欺人的人则会受到社会的奖赏和鼓励,这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也正是这种愚民政策才造就了今天大多数人对疾病的莫名恐惧。
  
  
  痛苦在今天的医学专家和那些掌握特权的人眼里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还是一种罪过,为了医治这种疾病和罪过,除了应用一系列的现代医学手段之外,他们还会生产制造大批麻醉人精神的娱乐产品。他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追求享乐,这又是一个谎言,正如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曾编造过忍受痛苦就是一种美德的谎言,在那个谎言中,他们又将快乐说成是一种疾病、耻辱和罪过,医学、法律、道德在这时又将成为他们医治快乐的工具。表面上看,他们可以随意篡改疾病的意志,但自然注定会让每一次篡改承担起它必须承的后果,眼下正在发生的动物和植物种类的灭绝,水土资源和大气的污染,食物基因的变异,以及人的身体行为和思维情感的错乱既是人对自然的恶意篡改,同时也是自然对人的惩罚和警告。在自然世界中,人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违反者,这就是下场。
  
  面对自然的警告和惩罚,我们如何才能领会疾病的意志,并纠正自己的过错呢?首先是恢复疾病的自由,这就是让疾病获得一个充分表现自己和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和机会。然后则依照疾病的意愿去纠正我们所犯的错误。
  
  《黄帝内经》说健康的生命是“形神合一”的,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主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说的就是精神是决定人生死存亡和是否健康的关键。但现代医学只关注人的“形”而忽视人的“神”,但艺术恰恰是表现人、自然和社会精神的最理想手段,或者说,没有神也就无所谓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表现疾病、观察疾病、认识疾病和干预疾病、。艺术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一任务,是因为艺术既是人的语言、社会的语言,同时又是自然的语言,与那些科学、政治、法律的抽象概念不同,艺术语言的内容既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也可以是一种生动具体的形象,而且还可以是一种力、能量和场,人通过直觉、感受、体验和思维来表现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不过,由于艺术这种自由开放的性质,从而使得它也常常被各种世俗势力利用,如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大部分艺术都具有形形色色的政权、经济、宗教(受世俗权力控制的)目的。欲想看到自然、生命和疾病的真相和意志,我们只能将目光集中在那些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身上,只有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自然和疾病的意志,这是因为疾病在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强行废除和终止社会文化的干扰,并强行取代人的社会思维。正如深受精神疾病困挠的凡高所说“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境界。”
  
  当然,在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队伍中,也会有一些被世俗文化和世俗权力压迫毒害很深的人,这一类人的身心通常不再是属于自己,即使仍有一部分保留,在那个很有限的自我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仍是那个自我的挣扎,中国的徐渭、八大山人、阿炳就是这类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世俗权力对他们的折磨和迫害,以及他们内心的隐忍、沮丧、悲凉、忧伤和委曲求全等,那是一种失败,一种自然生命意志的失败,面对他们,我们只能表示怜悯和同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荷马、米开朗基罗、荷尔德林、贝多芬、凡高、尼采等,他们虽然也深受疾病的折磨,但一种强大的生命意志却让他们的作品彰显出一种无所畏惧的生命张力,他们会给你力量,会让你精神振奋,甚至还会让你热血沸腾,这就是自然生命意志在这些艺术家身上的反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与西方人崇拜超人和中国人崇拜俗人和世俗权力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还是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疾病对人精神的影响,以及自然、社会和人之间激烈残酷的冲突和斗争。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寻找到那类深受疾病困挠的艺术家,一个人一旦被诊断出疾病,各种医学和非医学的手段便会立即对他进行各种全方位的治疗,从而使得这些疾病传递出的信息已不再是自然的意志,而是一种药物和医学的意志。正如一百年前,肺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主要是依靠自然力量的帮助,即使是药物,那也是一种附助手段,但今天,医药的手段则是强制性的、过度的,由此使得人的自然生命力和免疫功能很难发挥他自身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本德国出版的《疾病的发明者》(耶尔格·布勒希 著)的描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如今的制药厂和医疗利益集团发明出种种疾病,疾病成了工业产品。厂商和利益集团把正常的生命过程扭曲成医学问题,他们把生命都‘医疗化’了。”
  
  一九六0年,美国作家海明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因此被强行接受二十五次电疗,第二年他扣动了伸进自己口中的双筒猎枪,他自杀了。在生前他曾对猎枪有过这样的解释:“猎枪能够解决所有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只需指尖轻轻一动,就能走出无法忍受的境地。”所以有人说,正是电疗让他的身心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耻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情绪疾病中心主任贾米森教授在她的《疯狂天才》专著中写到“因为他们(作家和艺术家)感到药物的副作用干扰了自己的思维的清晰度和敏感度或减损了他们的激情、情感和精力的程度。” 药物阻断了艺术家们的自由创作和表达,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2006年我在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了解住院病人的艺术实践,其中大部分病人都向我诉说了药物让他们的“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状态”,即使有时会出现创作的冲突,“力不从心”也常常让他们非常沮丧。
  
  我们今天的医学都是为理性权力服务的,理性权力对人的非理性的生存空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越过了理性权力的规定,必然会受到理性权力的严厉制裁。然而,一切自然和疾病都是非理性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将自己限定在理性控制的范围之内呢?对此,理性的解释是非理性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只有理性才是和谐有序的。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比较一下自然世界与我们人类的社会,是谁更和谐有序,又是谁更混乱无序呢?再说攻击性和破坏性,眼下仍在继续的动物和植物种类的灭绝,水土资源和大气的污染,食物基因的变异,以及人的身体行为和思维情感的错乱难道都是非理性造成的吗。
  
  其实,区分理性与非理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问题的关键还是权力,在那些世俗权力的操纵下,他们想让人理性就理性,想让人非理性就非理性,如何解释理性与非理性完全是由那些世俗的权力决定,正如他们对一个杀人者的判决,若想判他死刑就说他的杀人行为是理性的精心策划,若想免除他死刑就说他的杀人行为是非理性的,有病的,即使是理性的,他们也可以认定这种理性是偏执病态的。健康、病态、合法或违法在他们那里都是相对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才为那些权力的滥用保留了足够的空间,或者说,这一切都是那个权力的精心策划和设计。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让疾病的意志得到体现,就必须对那个世俗的权力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让人的理性、非理性和感性变得纯净和透明起来,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透明纯净的凝视中看到疾病和自然的真相,否则,这里的所有的诉求也只能是一场虚妄的臆想和幻觉。
  
  20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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