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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历史:柏桦诗学中三个关键词的对话(2)

2012-09-28 12:1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唐小林 柏桦 阅读

  唐小林:不过,我还想问一个有点麻烦的问题。这两个“夏天”,尽管你的“身体”已经被卷入,但在我看来,你依然在“边缘”,只是你作为诗人的感觉体验、痛苦,甚至某种潜藏的苦难,才抵达了这两个事件的“中心”。而正是这种抵达,反而更能触摸事情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把你1990年前的诗歌,视为一个时代的“诗史”。这是你“亲历”的,与后面我们即将谈到的“诗史”不一样。不管你的“江南时期”,还是你的“后江南”时期,以及2009《史记:1950——1976》为标志的最近一个时期,你的诗风、你的诗学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你的“诗史”特征,则是一以贯之的。不知你以为然否?也就是说,你的“诗”在无意中成为“历史”。

  柏桦:我的“诗史”特征?此说有些新鲜。再定下心一想,我以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有这个特征,他只要捉笔写来,无论他写人还是事,或者是写他自己,都会自然带出一种历史感。诗史特征也是古典汉诗的一个传统,杜甫不就被称为“诗史”吗,其实曹操的诗更是诗史。至于我的诗学观的变化,它太容易辨认了,我本人已多次在各种场合下说过,即我的诗不快就慢,不左就右,再说白一点,我从过去的左边之诗一路来到现在的逸乐之诗。而下一步呢?刚完成的《史记:1950——1976》,又是另一副面相,它既不左也不右,仅是一种毫无倾向的不动声色的写作。

  唐小林:也正是由于这种“诗史”的特征,你既是“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同时你也是“异类”:你以看似“颠覆”的方式实现着“建构”。而作为追求“同质”的诗歌史、文学史,恰恰可能将你有意遗忘。同时代的历史,遗忘的正是“异类”和“天才”,这是历史小姑娘的脾气。所谓当代史,就是一部遗忘天才的历史。

  柏桦:情况有时也不是这样,常常“同质”的诗人会被遗忘,“异质”的诗人反而会被记住。历史从来没有遗忘过天才,即便是与之擦肩错过了,但它自带的补救系统会时时自动进行扫描,接下来,又会重新定位并找出那些暂时被委屈的天才的真身。用一个文学批评上的“成语”来说,就是“重新发现”(rediscovery)。
  
  江南:“从左边之诗到逸乐之诗”

  唐小林:我忍不住要谈“江南”了。不知你是否记得,“江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你的诗歌中,是在1984年的春天。在那时你写下的《春天》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酒呈现出殷红的李白/这时不是你的嘴唇在喝/是另外的嘴唇在喝你/喝完唐代江南的诗歌/喝完老虎火红的呼啸”。应该说,从那时起,你的诗歌中就开始有了一种“江南”情结。你的“江南”显然有别于“夏天”,它似乎是和“春天”一起发生的。

  柏桦:其实,我对江南的初始印象,来自幼时的阅读。在终日幽暗的重庆家中,当我在丘迟的一篇文章《与陈伯之书》中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欢欣鼓舞,心向往之。江南从那一刻起,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一个幻觉。

  唐小林:那么,作为一种有关你个体生命的象征、符号和幻觉的“江南”,对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柏桦:由于人的好奇心(包括对古老事物的着迷)及喜新厌旧的天性,人总向往远方的生活,注意:只是向往而非亲历,这犹如叶公好龙,诗之张力在幻觉中,而不在现实里。套用一句俗话吧,人喜欢“生活在别处。”但真去了“别处”,他又会想象出另一个“别处”如此循环,永无休止。另外,宇文所安的一段话,也比较接近我所理解的“江南”。他说:
 
  “江南”“引出了地域问题,对于宋代以来的文学,地域问题十分重要。江南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以至我们常常把江南地域文化当成‘中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充满地域意识的地方传统,尤其在四川和广东这样的地方,它们努力确认自己的地方身份,以对抗江南精英。”(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序第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唐小林:不过,从现有的文学史来看,从《楚辞》以来,而不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宋代以来,地域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中国诗歌,从《楚辞》开始,就有了两个传统:一个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传统;一个是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传统。北方传统,更加意识形态化,南方传统更有所谓“纯文学”、“纯粹诗歌”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你的“江南”更接近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传统?

  柏桦:这样的区分南北之传统,只是一般史家为了表述的方便,才作如是观、如是解,而我更乐意谈的是南北的混搭与杂揉.古人说至清则无鱼,南北之别也不能作这种找截干净的区分。从古至今我们常听到这样一个偏见,即南方的文学和诗歌比北方的优雅细腻,是这样吗?我看往往不是这样,真实情况要比这个信口而来的评判复杂得多。   唐小林:当然,你的诗歌对南宋及其以后的“江南”,尤其是清末民初那个精致、雍容、颓废的“江南”更加着迷。你对“江南”的歌咏和书写,除了飘逸着一种永恒的“文化乡愁”外,在那些日常、恬淡、繁复而又不乏温暖的生活细节后面,深深地隐藏着一种态度,一种要经由诗歌回到某处的态度。

  柏桦:是的,这犹如我在许多地方说过的,如让我选择,我将选择生活在民国初年的苏州、常熟一带,因那里是南社和鸳鸯蝴蝶派的摇篮和圣地呀。他们“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包天笑)的人生观也是我的理想。同时他们的饮食起居也令我向往。虽然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因为科举之废,前途渺茫,也有牢骚,也有“躁郁”(这个词尤其指陆忆敏《墨马》一诗中所使用的意思:“碎蹄偶句/叩阶之声徐徐风扬/携书者幽然翩来/微带茶楼酒肆上的躁郁”),但他们依然留恋山水、诗酒,动辄邀众文人聚饮联日竟夕。他们那种饮食男女,花前树下的生活离我最近,是我完全可以感觉到的。当然,我也更乐意与徐枕亚、苏曼殊、叶楚伧、陈去病等人流连诗酒、消磨人生。

  唐小林:所以“江南”在你那里,不仅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更是一种关于人生、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追求。

  柏桦:当然。因为它有三样东西特别逗引我的兴味:黄酒、昆曲、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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