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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2020-01-15 15:1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陈寅恪

三十年代,余之《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完成时,清华拟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请寅恪先生审查其学术水平,看其是否合乎标准。寅恪先生曾先后写《审查报告》两篇,其第二篇末尾,曾言及寅恪先生自身之学术工作、思想情况: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湘乡指曾国藩、南皮指张之洞)其言简明扼要,为研究寅恪先生之最原始材料。“不古不今之学”是说他研究唐史。寅恪先生博闻强记,研究所及,极为广泛,在文、史、哲三方面,均能有所树立;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历史。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不多说,因为并世的历史学家当能知之更深,言之更详。

寅恪先生的下文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问”。什么是“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什么是“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咸丰、同治之间的主要思想斗争,还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的名教和反名教的斗争。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叛乱是名教中的“奇变”。他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用西方的基督教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咸丰、同治之世”的思想。曾国藩也是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和工艺,但是要使之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这就是封建历史家所说的“同治维新”的主体。张之洞用八个字把这个思想概括起来,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所谓“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

据传说,俞樾应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大为曾国藩所赏识,得以中式,俞樾因名其所居日“春在堂”。俞樾的这句诗,专从留连光景的眼光看,固不失为佳句:但照我的臆测,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当亦别有所感: “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诗无达诂,“花落春仍在”这句诗,可以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句话的寓言。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

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我于1926年应燕京大学之聘,定居北京,是时寅恪先生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始得相见;又因工作关系,得与王静安(国维)四先生接触。其后不久,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湖水中,其志事世人鲜能明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为立一纪念碑,寅恪先生为作碑文,以明其志,又以余哀作《挽词》,其立场、观点、感情、词藻,与静安先生所作之《颐和园词》如出一手。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 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 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越二十年,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之势已成,北京将先全国而得解放之局已定,国民党政府派大员乘专机到北京,拟接各大学教授往南京,无应之者。12月中,解放军从南口攻入北京郊区,国民党军队退入清华大学,以为据点,盖欲以清华为城社,使解放军投鼠忌器,不敢进攻。清华师生愤起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清华,退至白石桥、动物园一线。清华师生正庆幸清华得以保全,而寅恪先生不辞而别,罄室行矣。消息传出,朋友俱感突然,复疑先生南京不去,北京不留,此行将何适乎?后闻其乘火车南下,知其将避世于香港。又闻其到广州后,为朋友所劝阻,止于岭南大学,未出国门,然亦不复回清华,亦不复返北京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科学院授以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为常务委员。寅恪先生迄未来京,盖其所争,非个人一己之名位也。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节选):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余于七十年代起,重写中国哲学史,起自春秋,迄于现代,号曰《新编》,以别于旧作。全书已接近完成,安得起寅恪先生于九原,为吾书作第三次之审查耶?噫!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当代著名哲学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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