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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经典化

2019-11-08 10:0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中表达过,特别是在几次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场讨论中。我认为,文学史的编写,就作品而言,一是要确立文学经典,一是要注意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用佛克马的话来说,文学“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史的叙述就不能完成。在当代文学领域,就“十七年”而言,它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实现,虽然其间经历过“再解读”,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被普遍认为是“十七年”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文学经典;而《我们夫妇之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只是“文学史经典”。这样的作品虽然不具有经典性,但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们才能讲述清楚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七年”时期,文学界有绝对权威话语权的拥有者。比如周扬,他对某部作品的肯定或否定,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的评价,就有了基本的依据;比如茅盾,如果没有他对《百合花》的肯定,不仅不能终止对《百合花》的质疑或批评,《百合花》在它的时代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作品,恐怕还是个问题。除此之外,西方经典文学的尺度和对我们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阅读趣味和意识形态要求、不同的文学奖项的颁发、不同的文学选本、一个时期对某些文学倾向的倡导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学经典的指认或认同。这样看来,四十年来文学经典的难以确立,重要的原因就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当代文学不确定性因素决定的。因此,在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四十年来文学经典的确认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这是正确的,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文学经典的确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事情。这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按照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展开的,它的变化的全部复杂性并不完全在我们的想象和实践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许多判断对重写中国百年文学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叙述中的地位,与鲁郭茅巴老曹比较起来并不那么重要。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大陆得以传播之后,许多人接受了他的看法。对夏志清的接受不止是抬高了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文学史上主流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个现象呈现出的问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已经不是中国文学自己的事情,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和格局,它使“经典化”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它使现代中国文学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注意,他们的评价带来了国际背景并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一方面,文学评价也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掌控,带来了文学评价的“对峙”格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的“垃圾”说。这一评价在国内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问题不在于顾彬语出惊人的评价,在此之前,国内文学界内外对当代文学的诟病在大小媒体上早已耳熟能详,但批评界耳充不闻坦然处之。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负面评价,使文学界难以接受。这件事情使我们联想到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总会感到这是一个文学弱势国家内心的失落或不自信。或者说,中国文学自觉地将自己设定在世界文学的总体版图之外,并表达了能够融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强烈愿望;但是,2010年1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会议则被命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这个陈述句中,“中国”是陈述主体,“向海外传播”既是方向也是意志,它的坚定是不能动摇的。这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东方文化向西方输出”的想象在文学上的表达。但是,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中国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虽然我们已经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但是,通过顾彬“垃圾”说事件表明的是,当代文学的评价和经典化与国际背景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莫言获得诺奖,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因此,对当下文学的评价,用我们过去理解的“经典”不可能成为唯一尺度。我们更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这个“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而是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在发展运行。许多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特征。因此,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不断对话、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言之凿凿地指认哪部作品就是文学经典。当然,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就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当代文学的某些经典作品已经呼之欲出了。

孟繁华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等20余部。主编文学书籍8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日文、韩国文等。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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