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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论现当代文学,鲁迅第一,老舍第二

2019-01-14 09:0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专访台湾学者吕正惠:论现当代文学,鲁迅第一,老舍第二

你买过那么多书,每本都看了吗?你买了那么多衣服,每件都穿过吗?今天,囤物癖“患者”常常要面对周围友人的此番拷问。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这里,这个问题变成了:你买了那么多CD,每张都听了吗?

吕正惠家中收藏CD之多,常常让前来拜访的朋友惊讶万分,细细点算,足有四万张之多。如果有人质疑他这么多CD听了多少,他会硬气回怼:当然不会每张都听,但是,只要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空间允许,我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高兴就好!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严肃,有时候享受的仅仅只是购买和收集的过程。

话虽如此,这些CD里,他认真听过的却是多数,他还边听边记,写下自己对各支乐曲的品评心得。近期,他的西洋古典音乐鉴赏随笔集《CD流浪记:从大酒徒到老顽童》出版。古典音乐和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作为一位对左翼文学有所偏爱的学者,有着欣赏古典音乐如此布尔乔亚的爱好,是否冲突?今天台湾的左翼文学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在随笔集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这位“大酒徒”、“老顽童”,和他聊聊音乐与文学。

吕正惠

吕正惠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里对古典音乐的鉴赏谈得非常深入,您觉得欣赏古典音乐是否先要有知识储备?

吕正惠:知识储备和音乐欣赏,其实相辅相成。比如大家听贝多芬,通常会对他的生平稍有了解;再进一步,会知道哪支曲子重要,哪支不重要,这都是伴随听的过程产生的。如果你对某位作曲家有兴趣,就会去看他的传记,我很喜欢舒伯特,看过大量关于他的传记。我太太觉得很奇怪,说我听音乐像在做学问,因为我在用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听音乐,关注他写某支曲子的时候是几岁,为什么写,甚至还会抄他们的作品目录。

如果说乐理知识的话,这是我最大的困难。我曾经对音乐课上唱音阶和乐理毫无兴趣,后来喜欢和欣赏古典音乐,觉得自己总要懂一点乐理,就回去读乐理,但只要读到某个程度即可,那些知识已经足够用于欣赏了。所以,我去听交响乐,但我看不懂交响乐的总谱,所以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专家,完全靠一支曲子反复听,得到启发和感悟。如果有人批评我谈音乐的内容不对,我绝不反驳。

澎湃新闻:怎么用读文学的方法听音乐?

吕正惠:我也会写一些文学评论,在分析一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时,会重视它的结构、主题发展、语言特质等等,我是用这种方式去听音乐。如果这么来看,交响曲的结构其实很明确,早期的海顿、莫扎特等人都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写,第一章是说明主题,第二章是慢板的舞曲,第三、四章是快板。难的是到贝多芬后,这种组织结构变得很复杂,要想办法听懂,就得认真去听,做各个乐章对比。譬如说柴可夫斯基的《悲伤交响曲》是很奇特的交响曲,因为以往的交响曲在结尾都是乐观或者胜利的情绪,再不济也是惨胜,在他这里结尾是彻底的绝望悲观,以前没有人这么写过曲子,通过对比,会发现他这么写很特别。

作曲家都是透过乐曲表达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作家也如此。如果说文学和音乐有什么关联,应该只是艺术媒介不同,表现的美感不同,这样的道理放在绘画上,也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其实艺术是经营出来的。比如交响乐,从第一乐章到第四乐章,就是一个慢慢累积,最后爆发的过程,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从铺垫到高潮,缓缓推进。我发现艺术家们都很有耐心,他们经营小说或者交响曲,一定要有耐心。像我自己写论文,写到后面经常着急结束,所以我的文章结尾经常不好。如果要写得更好,常常得过一阵,拿出来重新修改,这个过程就需要耐心。

澎湃新闻:您之前在不少地方表示过自己对左翼文学的喜爱,但是欣赏古典音乐却是一件看似非常布尔乔亚的爱好,这二者之间有冲突吗?

吕正惠:很多人用这一点挑战我。其实应该说我对左翼文学有一点偏爱,偏爱的原因是我从小很穷,父亲是农民工,他早先种田,后来到城市当民工,所以我是工农出身。依我的生活经验,就会对写底层阶级的作品比较有兴趣。现代文学里,有很大一批作品是知识分子在写自己,写内心世界,写自我灵魂,我最讨厌这样的作品,这有什么好写?在我的生活经验看来,没饭吃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看到这些作品,不能说它们写得不好,但读来实在像是有钱人写的东西。只有自己过得无忧无虑,才能写出那种贵族沙龙的生活。像托尔斯泰跟巴尔扎克我很喜欢,但他们也不能叫左翼。人的艺术品位难免会有偏向,就我来说,更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而非那些想象的作品。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我也认真读过,只喜欢其中的《变形记》,剩下大半都不喜欢。

回到音乐上,古典音乐是高阶的,至少是中产或以上才能听得懂,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才听得懂。十八世纪时,莫扎特和海顿都是贵族家中宴会时常听的,边吃饭边听。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很实用主义的音乐,不是纯艺术。比如说舞曲,在西方音乐里,舞曲很重要,华尔兹、波兰舞曲等等,有各式各样的舞曲,原来都是从民间出来的,后来高雅化,成为贵族喜欢的,也被放到交响曲四个章节之中,成为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这样的舞曲和现实主义文学是共通的。

澎湃新闻:现实主义文学今天在台湾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吕正惠:台湾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现实性的作品,国民党戒严时代,文学不可能有任何现实色彩,凡是有现实色彩的,他的创作动机都会被国民党怀疑。所以,台湾文学尽是风花雪月,要么谈家庭,要么谈一些虚无缥缈的爱情,总而言之,都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我特别讨厌这种文学。

举例来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搬到城市去,曾经有过比较困苦的生活,但是台湾小说家没有一个写这样的故事,没有一个写农民工,这很奇怪,像大陆的农民工小说有不少,王安忆就有写过。还有像台湾之前有花钱买外籍新娘的新闻,这都是好的小说题材,也都是生活里重要的问题,但是台湾没有作家写这些。从个例上升到社会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重视金钱,把整个生活伦理颠破,我们面对这样的消费主义社会,这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这些想法,也没有作家在写。

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曾经说,小说要让我们在这似乎没有希望的社会里看到希望,而不是让我们悲观。所以,有很多人说,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好,因为他把人生的绝望写得太好了,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卡夫卡这样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如果文学不能带给人希望,我为什么要读文学,让人绝望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澎湃新闻:但像琼瑶的作品也给人带来“希望”,琼瑶可能带来了对美好爱情的希望?

吕正惠:我不反对琼瑶,我以前读过很多琼瑶作品,但它终归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跟严肃小说的区别在哪?就是流行小说写的都是读者想要的,对一个男读者来说,在流行小说里,他想娶几个妻子都可以,但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一个女生都追不到。

我不反对人们读这些作品,我也读过很多,因为我们感觉混不下去了,要消磨时间,就来读它们。流行小说满足了我们的低级欲望,每一个人都假想自己是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它当然可以流行。世界上永远会有流行小说,不可能被消灭,只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好的文学作品来看,那么仅仅满足你低级欲望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好作品应该让你在阅读中感到痛苦,痛苦之后还能充满希望,而不是彻底沉沦。

澎湃新闻:这个标准听起来挺苛刻,如果这么要求的话,您觉得20世纪到今天,华语作家里,谁的作品能达到这个境界?

吕正惠:鲁迅,公认的。

澎湃新闻:那其他人呢?排个名打分的话,您怎么打分?

吕正惠:除鲁迅之外,再没有了,第一流作家是鲁迅,其他人和他相比,就差很多。如果鲁迅是100分,那么第二名应该是老舍,以前会给他打80分,但是知道他在抗战和“文革”前后一些行为以后,现在这个分数可能要稍微低一点。我想顺便谈谈当代小说家中我比较偏爱的汪曾祺。汪曾祺在整体表现出的胸怀上,比老舍略逊一筹。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正视苦难,汪曾祺是完全了解苦难的,但他不直接写,都是用糖衣把它包住。我曾经这么公开跟汪曾祺说过,我认为他的小说是感人的,读完也让人稍感安慰,可是人生并不是这个样子。汪曾祺当时说,你这样讲并不是在骂我,你是在称赞我。

澎湃新闻:今天的台湾学生读鲁迅吗?可以简短地介绍您的文学阅读历程吗?

吕正惠:台湾学生现在把鲁迅地位看得很高,不读鲁迅是丢脸的。他们读,都是把鲁迅定位为反叛者的角度来读。我小时候读不到,直到1990年代,鲁迅才进入台湾高中生的课本,当时收了一篇他的散文《风筝》。我给学生教课的时候,也会教一篇很简单的鲁迅作品《一件小事》,学生们读完都很感动,觉得写得很好。今天的话,除了鲁迅,台湾学生最了解的应该是沈从文、张爱玲,这三个人的作品大家读得多。

在我小时候,台湾戒严时期,只能读到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连郁达夫都不太能读,因为郁达夫和鲁迅关系很好,还曾经是“左联”成员,国民党政府很不喜欢他。要说文学成就的话,这些人里,朱自清是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文学成就不大,他的学术成就远超文学。他早期的抒情散文只有几篇值得读,写给去世太太的《给亡妇》,写父亲的《背景》都还可以,但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荷塘月色》就有一点矫揉造作。相对来讲,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的杂文就好多了。大陆某一个著名的现代文学专家意见和我相同。


来源:澎湃新闻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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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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