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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命名理据与教育精神

2019-09-30 09: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孟琢 阅读

新原儒:儒家的命名理据与教育精神

文/孟琢

“原儒”一名取自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原儒》,指以对“儒”的训诂为基础来解释儒家的历史来源与思想特点,进行名实互证的综合考察,体现出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的结合理路。古人对“儒”训释各异,《韩诗外传》说“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礼记·儒行》疏引郑玄《三礼目录》说“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后汉书·杜林传》引《风俗通》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其中以《说文》之说最为经典,“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一训诂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既体现出儒家的历史来源与思想主旨,亦是我们理解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原儒”之作众说纷纭,就训诂而言,多有未尽之处。本文简要述评诸家之说,旨在从《说文》训释体系与先秦文献词义系统出发考证“儒,柔也”的词义特点,从而揭橥儒家与周代文教系统的历史渊源,探讨儒家教育精神的特点与发展。

“儒,柔也”:“儒”的命名理据与教育本源

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学者通过对“儒”的训诂,对儒家的历史来源进行了循名责实的考察。其中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儒”何以训为“柔”?“术士之称”所指为何?“柔”与“术士”具有怎样的关联?在“小学”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呈现出三种研究路径:其一,立足“儒,柔也”考察儒家的历史来源,对“柔”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历史认识。如胡适认为“儒”有“软弱、柔弱”之义,儒家本为殷商遗民,具有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郭沫若认为儒家出自没落贵族,“柔弱”之义源自贵族不事劳动的“筋骨的柔”。饶宗颐认为“柔”当训为“安、和”,儒家原来是推行教育之人。杨向奎认为“柔”指“迟滞缓慢”,儒家本为行动舒缓的古代相礼者。其二,认为“术士之称”为儒之本训,对“术”进行了不同的考证与阐发。如章太炎认为“术士”之达名为“法术之士”,包含道、墨、法、阴阳、神仙、杂家等流派;其类名为通晓六艺之士。钱穆认为“柔”非儒家命名本义,当据“术士”释之,儒家本指娴熟六艺之人。徐喜辰认为“术士”为精通六经之人。其三,抛开《说文》训释,利用出土文字另辟蹊径。如徐中舒根据甲文中的“仡”认为“儒”的本义是在祭祀、相礼之际沐浴濡身之人。傅剑平根据出土铭文中的“无需”认为“儒”本为头戴礼冠而行巫术之人。徐山认为“儒”字上为雨,下象人,源自雷神祭祀中的女性祭祀者。关长龙认为“儒”从人,从,义为“浸润于天的人”。此外,还有学者拆解“儒”的右文“需”进行附会说解。如何新认为“需”为“胥”之假借,儒的前身是三礼中的“胥”。朱高正认为“需”即《周易》需卦,根据卦义认为儒的本义是“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这些研究从孤立的字形出发,脱离了经典与词义系统,均不免望形生训之弊。

在学术史的追溯中,我们看到,从《说文》出发探讨儒家的历史来源是近百年来原儒研究的主流。那些基于古文字的研究,由于脱离了“小学”的深厚传统,往往是臆测的、荒谬的。但在解读《说文》时,学界对“柔”的理解亦众说纷纭——怯懦、文弱、安和、迟缓,不同的训诂导向了不同的历史理解,儒家和殷商遗民、巫祝、史官、教职都有可能具有历史渊源,使得这一问题未能定论,也由此导致了割裂“柔”与“术士之称”的阐释尝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准确解读“儒,柔也,术士之称”的训释,从而确立原儒的训诂基础呢?《说文》为两汉古文经学的集大成之作,许君立足先秦典籍释字立训,体现出极其严密的系统性。形义系统使得《说文》具有充分的自证特点,它犹如《孙子兵法》中的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因此,由乾嘉到章黄,传统“小学”的研究始终把“以许证许、以经证许”作为《说文》学的核心要义。对“儒,柔也”的考释而言,关键要从《说文》训释和先秦词义的内在系统出发,准确理解儒的命名理据。

《木部》:“柔,木曲直也。”这一训诂源自《尚书·洪范》中“火曰炎上,木曰曲直”一语。《段注》:“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柔”字从木,能够由曲到直、由直到曲的变化形状,这是木材的基本特点。柔、韧义近,《车部》:“輮,车轫也。”《义证》:“轫即韧字。”《说文新附·韦部》:“韧,柔而固也。”因此,“柔”的含义不是柔软脆弱,而是富于韧性、不易折断。在《说文》训释的对立关系中,“柔”的这一特点鲜明地凸显出来。许君训“刚”为“强断”,正与柔韧之义相反。此外,《说文》中还有三组刚柔对立的训释:

楢、鍒与柔同源。“楢”为制轮之木,坚韧而有弹性,《段注》:“盖此木坚韧,故柔刚异称而同实耳。”“桢”为筑墙时固定左右二版的柱材,坚硬而不易弯屈。“鍒”为坚韧的熟铁,柔韧难断;鉅为铸造兵刃的坚铁,锋锐易折。“壤”为经过耕种的湿润土壤,“壚、 ”为不宜耕种、板结易碎的坚土。通过《说文》对立训释的比较,我们看到,刚柔之别不在软硬,而在是否具有韧性,可以改变形状。

就词源而言,柔亦与煣、揉、輮、 、擾诸字同源,《火部》:“煣,屈申木也。”又作揉,《考工记·轮人》:“揉辐必齐。”郑注:“谓以火槁之,众辐之直齐如一也。”又作輮,《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杨注:“輮,屈也。”三字均与加工木材有关,通过火烤使之弯屈伸直。《牛部》:“ ,牛柔谨也。”《周礼·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擾之。”郑注:“擾,驯也。”《周礼·职方氏》:“其畜宜六擾。”郑注:“六擾,马、牛、羊、犬、豕、鸡。”指对野兽的驯化。牧民亦然,《周礼·大宰》:“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擾万民。”郑注:“擾犹驯也。”《荀子·性恶》:“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杨注:“擾,驯也。”皆指对民众的改造。

作为形容词的“柔”,具有柔韧可塑的特性;作为动词的“柔”(煣、揉、輮、 、擾),更是对器具、猛兽进行加工驯服的过程。在先秦文献中,这些词与教化、修养之义密切相关。《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前者指教化民众,后者指君子教养,都通过“柔木为轮”的譬喻进行表达。至于《周礼》中的“以擾万民”、“以乐昏擾甿”,本身就是对民众的礼乐教化。因此,“儒,柔也”的内涵并非前人所说的怯懦、文弱、迟缓、安和,而是使之柔化,体现出儒家基本的历史来源与文化定位——教化,正如太炎先生所论:“草昧初开,人性强暴,施以教育,渐渐摧刚为柔。柔者,受教育而驯扰之谓,非谓儒以柔为美也。”“柔”的内涵在于教化,这与“术士之称”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前者揭示出儒家的历史特点,后者是教化的具体内容。先秦文献中道、术并称,“术”包含了六艺的全部传统。《段注》:“术,邑中道也,因以为道之称。《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太炎先生《小学答问》:“六艺者,六术也。汉世以六经为六艺者,《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外出就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学,学大艺焉。’是礼乐射御书数为小艺,六经为大艺,汉世六艺之称,非苟为之也。”由六艺到六经,体现出“术”的丰富内涵与教学次第,上引钱穆与徐喜辰之说实可贯通理解。要之,“术士”为娴于六艺、六经的行道之士,《周礼》说“儒以道得民”,儒家“柔服”万民,正是以囊括六艺、六经传统的古之道术为基本内容的。

《六艺图·乐》刻石拓片

《六艺图·乐》刻石拓片

明确了“儒”的命名理据,儒家的历史来源也就不难理解了。先秦儒家源自周代以司徒之官为代表的文教传统,其原始面貌为学官,负责民众的伦理教育与知识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汉书·艺文志》的“诸子起于王官说”始终具有合理性——“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在周代,司徒及其属官与保氏、师氏一并承担教化职责:

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国。(《周礼·地官·司徒》)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礼记·王制》)

以司徒之官为主体的周代文教传统,是儒家的历史来源。《周礼·大司徒》中有“联师儒”之说,郑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孔颖达解释说:“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据此,早期的“儒”与“师”“保”职责类似,由退职贵族担任,负责社会民众的教育工作,这是“儒”源自司徒之官的明证。就教学内容而言,司徒之官注重人伦品德、礼仪规范的教育,亦与儒家思想有着清晰的历史渊源。刘师培在《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中说:“至于东周,司徒之职渐废,九流百家,各持异说,惟孔子之说近于教民,……故其学以儒家为名。”饶宗颐指出:“古代的乡学和国学都有师保负责来推行教育工作,师保也叫做师儒,可见儒的原来亦就是负责推行教育工作的人。”陈来认为综合《周礼》中涉及教化的各种职官的功能,“所构成的西周行政教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的来源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孔子以前就有的‘儒教’的一部分。”这种将儒家历史起源上溯到司徒之官,进而上溯到整个周代文教传统的研究理路,是符合“儒”的命名理据与历史面貌的。

由“矫揉”到“生生”:儒家教育观念的历史跨越

教化,是先秦儒家的历史来源,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核心视角。“儒,柔也”不仅是原儒的起点,也为我们考察儒家教育思想的源流演变提供了关键性的历史背景。“柔”字从木,与加工木材的意象密不可分。在文献中,无论是“揉辐必齐”还是“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对木材的矫揉都是对儒家教化的譬喻——人如木材,教以成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中,这一譬喻却成为了批驳的对象: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原儒”的考察告诉我们,告子之喻并非一家之说,而是契合了“儒”的名源与儒家的教育传统。那么,孟子对告子的批驳,也就不仅是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交锋,而意味着先秦儒家教育观念的内在突破。这一突破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是什么?其二,教化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本依据是什么?先秦儒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与性善论思想的提出与确立密不可分。

在周代,教育大体为贵族所垄断。“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仅比于执鞭拊马之徒。”在这一背景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贵族与民众的关系。《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民者,瞑也。”《说文》:“民,众萌也。”《段注》:“萌犹懵懵无知貌也。”庶民懵懂无知,就必需自上而下的教化。《左传》中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成十三年),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襄十四年),说“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隐五年)。在周代贵族眼中,无论是教民、牧民、抚民、轨民、定民,都是对无知之民的塑造与矫揉。这一观念体现出贵族阶级先天的文化傲慢,请看,“教擾万民”和“掌养猛兽而教擾之”、“其畜宜六擾”,在用语上竟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但无法掩盖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鸿沟。至于民众能够被教化的依据,则来自礼乐教化的情境体系。在《左传》中,郑子大叔与赵简子讨论了礼的实质: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昭二十五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但似乎一定会违背这一天性,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仪节、祭祀、服制、音乐、伦常、德政、刑罚加以矫正。礼乐教化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情境体系,塑造着人的生活与品德,由于它与天地秩序具有整体性的交感与对应,也就具备了“天经地义”的合法性。在对话的最后,子大叔说的“自曲直以赴礼”就是“自柔”,而贵族以礼教民的过程,也正是对民众的纠正与矫揉。

先秦儒家源自周代文教传统,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开始,将贵族教育不断拓展为平民教育。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儒家受到了贵族教育深刻的历史影响,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与跨越。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鲜明地体现出儒家教育观念的转型特点。一方面,孔子思想沿袭了先秦贵族的教民观念,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都体现出贵族教育“以礼柔民”的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平民教育的孜孜践行中,孔子高度重视教化中“人”的价值,将教化的根本依据由礼乐传统转向人的生命本身,由此树立起平等、互重的教育关系。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堪称其教育思想的核心。道是文教传统,人是当下的具体生命,尽管孔子尊奉先王之道,但始终强调“人”是“道”得以实现、弘扬的根本,彰显出人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价值与能动特点。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不再是居高临下的矫揉塑造,而是彼此尊重的扶助辅成。在孔子“无行而不与二三子”的诚挚中,在他循循善诱、举一反三的宽和师道中,在他与弟子生死与共的情谊中,都能看到师生之际弥足珍贵的平等精神。总之,尽管在孔子教育思想中贵族教育与平民教育的观念交互并存,体现出历史性的丰富、矛盾与深刻;但就其本质而言,在“使民由之”的同时,孔子由“柔民”走向了“立人”,奠定了儒家教育观念内在突破的基本方向。

到了战国,随着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提出与确立,儒家完成了教育观的历史跨越。《大学》强调“皆自明也”,已经出现了“明德”的内在化倾向。在《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明确将源自天命的本性作为教化的理论起点。“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化亦成为通向至诚尽性的基本途径。到了孟子,随着性善论的不断深入,人之本性成为了教化的依据所在。孟子论性善,立足人性区别于兽性的端倪与萌芽,多取象于自然的草木意象。无论是仁义礼智的“四端”,还是“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中的“才”与“材”,抑或是“非无萌櫱之生焉”、“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中的“萌”与“生”,莫不如此。请看《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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