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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一代大家胡适之

2018-10-29 09: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许纪霖 阅读

胡适

胡适

  大家,在我们这个技术至上的专业化时代,是越来越稀罕了,随着二十世纪的落幕,大家也将消失在地平线的苍茫之中。

  在我的书房中,关于胡适的书籍与鲁迅的一样,都占着书架满满的两大排。然而,当北大的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告诉我,他编辑的《胡适文集》已经面世时,依然令我贪心顿起。我从小就有个坏毛病,对好书贪得无厌,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不搞到手的话简直寝食不安。最后,那十二大卷的《胡适文集》运进我的书房,在书架上独霸一格、傲视群雄时,我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舒了一口气。

  在《胡适全集》未出版之前,这恐怕是海内外收集最齐全的胡适作品集了。其实,这套文集已经收入了大量的未刊稿,再加上欧阳君编的《胡适通信集》,也与全集相去不远。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专业工作者,有了这样的惶惶巨著,也可以足不出户,研究胡适了。

  在中国,凡说到一个文化大师,往往喜欢用“著作等身”来形容。自然,大师之大,不一定以量取胜,倘若为陈寅恪先生编全集,要其“等身”就比较难,好在梁任公早就发过话:我梁某人著作等身,也及不上陈寅恪的一篇论文!(大意)不过,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梁启超、胡适这样的“开一代风气”的大师,就毫不为过了。

  海外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张灏先生把1895年-1925年那段时间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时代”。梁启超和胡适正是这转型时代学术和思想的领军人物。

  当我一本本浏览着《胡适文集》的时候,我发现用现在的标准,似乎很难为胡适的专业准确定位。

  哲学家?当然。一册薄薄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只有上册,一生都没有终卷)竟然打开了通向现代哲学研究的大门,令一向桀傲不驯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史学家?亦无愧也。毕其一生的《水经注》考证无论见仁见智,总显示了其非凡的功力,何况“拿证据来”的激烈主张又掀起了一代“疑古”框潮;文学家?也说得过去。没有胡适的导航,也就没有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诗人、散文家?也是。他的白话散文、白话新诗,至今还作为畅销书一版再版。时评家?更毋庸置疑。从《新青年》到《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总是能听见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声音。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什么家”、“什么家”来评定胡适那代转型人物,都不免将他们说小了。如果一定要称“什么家”的话,我看只有一个称呼才适合,那就是:大家。大家不是经常出现的,只有在大时代,才有大家。何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不是生,就是死,那才是大时代。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大时代并不多见。依我之见,大约只有四个:一是先秦,二是魏晋,三是明末清初,四是胡适所在的那个“转型时代”。

  在这样“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旧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秩序都“礼崩乐坏”了,而新的希望尚在依稀之间。这就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大家开一代之风气,指引新的文化路向。这方向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而是根本的、全方位的。用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专业术语,叫做范式的转移。

  范式的变化是一种类似心理学中的“哥式塔”转换,等于变化了整个视觉,变化了整个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上的范式转移,因而也会带来学术和专业的巨大的革命,人文、科学和宗教等等都会因此而地覆天翻。这样的大变革是很具风险的,所以鲁迅说不是生、就是死。它不仅需要知性的智慧,而且需要道德上的担当勇气。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大家以启蒙者的理性姿态,将文化转型这一大任担当起来,从而引发了哲学、文学、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学科的革命。

  大家有大家的风采,也有起其不足,正因为太注重宏观、注重大局的轮廓,所以在学科的细部不免多有病垢。要是论学科的单项成就,胡适是不及他的学生辈的,谈哲学史,比不上冯友兰;谈考证红楼梦,不及俞平伯,论史学功底,也不如顾颉刚、傅斯年,但学生们对老师依然佩服有加,范式毕竟是老师开创的,新路毕竟是老师指引的。学生辈也可以编一个十二卷本的文集之类,也许在专业上更精湛,但要论大局、论气势,谁都无法望老师的项背。

  大家,在我们这个技术至上的专业化时代,是越来越稀罕了,随着二十世纪的落幕,大家也将消失在地平线的苍茫之中。世间已无胡适之,因而更显得其遗作的珍贵。这,毕竟是绝代大家的文集。

  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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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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