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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时刻的回顾”:读李建春《幼年文献》

2018-08-23 08: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一行 阅读

一行


一行,诗人,批评家,哲学学者。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于江西湖口。现居昆明,任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已出版哲学著作《来自共属的经验》(2017)、诗集《黑眸转动》(2017)和诗学著作《论诗教》(2010)、《词的伦理》(2007),译著有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2006)等,并曾在各种期刊发表哲学、诗学论文和诗歌若干。

“在这困苦的时刻,我回顾”——《幼年文献》的最后一行,交待了李建春写作这首长诗的处境和动机。这里的“困苦”,并不只是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或烦恼,而是一个与“我们”、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结构”相关的总体性的困境。它包含着一种与文明、民族、国家相关的历史感。不难看到,整首长诗主要是在一种儒家的文化-伦理立场和历史观的支配下写成的,“困苦”其实就是儒家所说的“忧患意识”。它指向对“天命”的忧虑,对我们时代的人、自然和社会“究竟往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忧虑。

诗歌对宏大问题的思索,必须与处境的具体性关联在一起。在这首诗中,写作或回顾时刻的历史处境,与被回顾的幼年时代的历史处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这是“今日之我”和“幼年之我”的对话,李建春将其形容为“我看我自己/像看我的儿子”。这两个“我”之间的差异不仅是时间或年龄的差异,而且是历史性与自然性、儒家状态(中年)与道家状态(儿童)的差异,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毋宁说,“今日之我”附身于“幼年之我”上,在旁观其举动的同时,又试图教育、调校他,并对其经验进行一种基于成年立场的议论。“今日之我”在旁观和议论时,对“幼年之我”采取了某种包容甚至欣赏的态度。这首诗在文化立场和风格取向上的儒道并用、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成年-幼年”关系的“父-子”式隐喻中,已经体现出来。

写作时刻的“我”已经具有了儒家立场,他对我们当下历史处境的基本判断是:

……我们也没有上升
白白地从一个集体中失散
除了欲望,找不到别的路
激情更换了名字,想改回去
我们旁观,冷漠,却深深地
榫合于结构中,因为结构也是冷漠

作者所理解的“当下”,是一个共同体解体、人们被欲望和激情支配、历史出现了反复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去回顾自己的幼年时代,并不只是一种常见、空泛的怀旧和乡愁而已。作者事实上是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与政治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在幼年时代的历史中有其来源或原型。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激情、欲望、礼法和实践理性这四者之间的失调。幼年时代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它的实质是丧失实践理性和礼法约束之后的暴力、残酷和混乱,是在权力和愚蠢的支配下对血气或激情的放纵。而我们这个时代,礼法和实践理性也没有重新捡拾回来,仍然是激情和欲望的统治。

由于这首诗对幼年时代的回顾采取了儒家的文化立场,它从伦理、乡村和寂静的角度去反思那段历史,因而整首诗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中经验的“历史感”和“在地性”(或地方性),以及更重要的,在理解这种经验时所采用的立场、视角和方法的“中国性”。“在地性”主要体现在诗对乡村生活场景的生动叙述、对方言词汇的运用和生活气息的现场还原上。在很多当代中国诗人那里都有类似的书写。《幼年文献》的特殊之处在于,李建春在理解和描述这段幼年经验时,所使用的语汇以及语汇背后的思想方式,其核心部分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中最重要的那些精义。中国当代有很多诗歌,也喜欢写乡村、地方、家族的经验和记忆,但是,许多诗都只具备事件或经验的在地性,而它们用来描述这种经验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却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的、使经验变得可普遍化的方式,它们是“地方的”但未必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性。另一些诗人则在诗中广泛征引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语汇、义理和气息,却每每陷于玄虚和文人情调之中,看上去具有“中国性”但并不具备诗歌经验的结实度。而在这首长诗中,儒家和道家这两种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都贯通始终,却毫无文人的常见情调。这首诗对儒家和道家精神的引入,都是具体的、结实的。进行回顾的“今日之我”主要是一个儒家的自我,诗中对血缘、孝心、治丧、礼法等伦理事物的强调,是儒家自我的特征。而诗在描述幼年状态时,却主要采用了道家的理解方式。可以认为,这首诗试图将“幼年之我”塑造为一个道家意义上的“赤子”。诗中对童年或者儿童性的理解,以及对自然、动物和某些游戏式的场景的描述,都与道家有关。比如以下段落:

……我们说粗话,骂娘
戳你伊!有时甚至举起雀雀
对着天空,作势戳鳖——天空的鳖
叫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将天空说成“玄牝”当然出自《老子》。类似的段落还有:

这根本在动,从四面八方
浑然如一地吸引,浑化
我告诫自己要辨别;我不能辨别
就称它为童年

“儒家自我”与“道家自我”的交织,且以前者吸收和包容后者,构成了这首长诗的精神气质。而“涅槃”、‘慈悲”等佛家词汇虽也偶有出现,却并不重要。不过,作为诗人的李建春在这首诗中并没有像杨键那样,给出一个完全确定的解决困境的方案。他更多的是将儒家的伦理立场融化在理解、感受和描述之中,这样他对历史的评议并不通向某种强制性的未来。

《幼年文献》和大多数写乡村或幼年回忆的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对村庄史、家族史和个体经历的叙述,是具有完整的历史观的。多数同类诗歌都欠缺这样一个完整历史观的维度。即使它们具有某种历史感,也很难将这样一些村庄、家族和个体身上发生的事件,纳入到得到完整思考的历史观的框架中。不仅从前面所引的诗的结尾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历史之反复”及其背后的结构性要素的思索,而且下面的段落也同样暗示着一种历史观:

没有人站在乡村的角度、寂静的角度
乡村是寂静。在山水画中表现得那么好
难道错了?在寂静看来,1919年、1927年
以及49年、53年、58年
与1966年是同步发生、一体的
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寂静的铁、血
包围的现代性,逃无所逃。

中国村庄的面貌,在现代中国革命之前的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完全静止的。这是一种“寂静的乡村”和“静止的岁月”。然而,这首诗所书写的村庄,恰好处在这种寂静被剧烈打破的那段时期。如果从乡村、从寂静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近现代史,事实上就是现代性带来的“伦理”和“自然”双重解体的过程。近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1919年,1927年,1949年……)都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首长诗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里,理解自己的村庄和村庄中的人事,将村庄的命运与国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同时又站在“乡村”和“寂静”的角度,反过来观照中国近现代史,对这一历史的走向进行反思和评判。这种双向的理解,构成了诗的历史观。

从“乡村是寂静”到”寂静被打破”,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中所书写的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诗的两个核心主题是“乡村”和“幼年”,这两个主题都具有强烈的自然性。幼年和村庄,就其自身来说,似乎都是静止的,或处在永恒自然之中的。它们与那种剧烈变动的“历史”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冲突或者对立。幼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社会中的一种质朴、野性的状态。它还处在自然性和直接性之中,因此幼年的经验本身并不具有历史感,它几乎完全是自然的。诗中那些打闹、游戏、与动物的关系、与父母兄弟的亲昵,都非常质野、天然。然而,“乡村”和“幼年”在诗中都被卷入到历史之中。乡村是由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洪流而被卷入历史,它的寂静无法再保持。而“幼年”,在这首诗中是由于回顾性的视角,被纳在历史之中进行理解。在回顾中,由于后来的知识阅历和文化立场的介入,那些在最初显得天真、浑沌的经验,都具有了某种历史含义。这首诗对幼年经验进行的叙述,是要看到它与更大的历史境遇之间的关联,并从中寻找自己个体精神演变的源头。

在“乡村”和“幼年”这两个本身属于自然、但又被强行带入到历史之中的主题之外,诗中还有两个主题也涉及到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那就是“性”的主题和“动物”主题。“性”既是自然之物,也是历史之物。对于小动物般的幼童来说,性意识其实还没有完全开启,处于懵懂和模糊之中。他在乡村生活中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与性相关的情景了,无论是看到大人们的裸体,还是自己光着身子玩耍、说粗话,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但是,诗中有一段写道:

……只有屁股功能比较多
因为离那地方近,全身最白的一块
掩护一点黑。乡下人不知何故
对白特别有性感。拍打和捏
性质路线不同:拍打是共产主义
可以公开进行;捏是资本主义

对屁股进行“拍打”和“捏”之间的意义差别,不是自然差别,而是特定时代意识形态造成的差别。于是,动物中也会存在的骚扰和调情,就具有了某种历史性。而父母在半夜的亲密行为,也采取了这一历史情境下才有的方式:“这里,爱是压低的/只有暴力才无羞耻感,才有空间。”

诗中的动物主题,分布于很多段落之中,但最集中的段落是从“温良的动物”到“我太小,不知道怎么飞”这三段。在这三段中,儿童与动物的关系,几乎完全是自然性的。但是,到了后面讲“麻雀和燕子”的区别的时候,历史又暗暗地进入其中。

这首诗对自然和历史的理解,也与诗的双重精神来源之间的关系相合。前面提到,诗中对儿童的描述方式,渗透了一种道家感受力。诗人看到了幼童身上的陌生和残酷的力量,看到了他的自足性,他的“浑然如一”的“吸引和浑化”。道家立场看重的是人的自然性;而儒家立场更多的看重的是人的伦理和历史性。这首诗中自然和历史之间的纠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道家立场和儒家立场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系。从风格角度来说,这首诗也是如此。诗中雄健、深情的风格动力来自儒家,而较为放肆、野性的那种风格动力则来自道家。

就写法而言,这首诗采用了一种将叙事、议论和述怀三者结合起来的方式。诗人在每一段叙事之中,经常夹杂着大段对这一事件或场景的现在的看法和评论。而在某几处,作者又对自己的志向和忧虑进行了述怀性的直陈。从叙事来说,有好几段写的并不是幼年时代的场景,而是成年之后的事,特别是写“胜斌伯”和“父亲”之死的那一节。这是由于诗采取了一种回顾性的视角,它并不只是回忆幼年时代的场景,而是要把它纳入到和后来的历史的关系之中予以理解。同样,由于回顾,诗中包含着大段的议论。这里出现了所有回忆性的叙事诗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在“回顾性的视角”与“幼年经验的原初视角”之间,应该如何处理才更加妥当?这首长诗中,“回顾性的视角”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从诗的结构上说,这首诗是由众多可以单独分节、甚至可以独立成一首短诗的段落构成,每一段都是对一个事件和场景片段的叙述。除最后一段外,它的各段、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递进或时间先后的关系,而是具有某种并列性质。这种写法的好处是较为灵活,在阅读起来的时候,类似于读一首分节的组诗。但它也有问题,在衔接和过渡方面的必然性可能并不足够充分。不过,总体来看,这首诗整体读下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沉闷、疲倦和受到阻碍,在气脉运行上是动力十足的。这得益于诗在句法上的生动、雄健和不拘谨。

对一首长诗来说,气息、语势和贯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与诗在细节方面的结实度或具体感同样重要。前者取决于诗人信念的坚定和肯定性;后者取决于诗人对自身经验的自我观照能力。这两个方面,其实都与诗人对自身的诚实有关。不仅细节的结实和可信度来自于诚实,那种坚定和肯定的信念,最终也植根于诚实。《幼年文献》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读者未必会完全认同其中的文化立场,但对于一首诚实地面对自身与历史的诗歌,如果读得仔细,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许多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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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2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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