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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重回北大(2)

2018-02-14 08:5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不把精力浪费在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

  许金晶:您现在到政府管理学院其实也是三种职责,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另外一方面是承担学院的管理,再有一块就是教学这一块,您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俞可平:这三者之间,首先教学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型的大学,为什么都重视科研和学术成果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都这样,研究型的大学首先要重视研究。自己没有学问,很难成为学生的好老师。

  我经常跟学生讲,很多同学评价老师只看重老师的幽默风趣,其实,评价老师最主要的是知识和学问,是听了这堂课以后自己有没有增加新的知识。老师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要有研究成果。但高水平的学者,未必就是好老师。要成为一名好老师,除了自己有学问外,还要讲究教学方法。我原来在中央编译局的时候,只要有研究成果就行了。现在不行,我作为一个老师,最主要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要探索教学规律,讲究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更有效地接受知识。

  总之,教学和研究关系密不可分,但毕竟是两回事,研究做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但要真正教好书,首先要把研究做好。

  作为院长,除了自己做好研究讲好课之外,还必须把学院管理好。对我来说,这三者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自己的学问不行,讲课不好,做北京大学的一名院长就会非常困难;反之,就会容易得多。当然,做管理与做学问也不是一回事,做好管理的关键是公道正派、照章办事和团结合作。

  除了担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外,我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但坦率地说,我很轻松,大量的时间躲在书房做学问。两周一次院务会议,其实是工作午餐会。主要是放手让其他院领导负责,所以,我特别感谢院里的同事。

  许金晶:那您效率非常高。

  俞可平:是的,我特别讲究效率。也基本不应酬,睡觉又很少,从来都开短会,上学期的一次全院教职工大会都不到半小时。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聊的文山会海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尽管我担任了三个领导职务,还要主持好几个特大型研究课题,如“政治通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跟踪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制度与习惯”等,要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每年发表不少研究成果,但我真的觉得很轻松,既没有觉得压力山大,也没有感到忙不开身。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闲人,每天有时间看喜欢的影片,还有很多爱好,例如旅游、爬山、游泳、开车、种菜、玩游戏等等。

  我一直比较传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精神

  许金晶:俞老师,您作为大陆第一批博士,其实也牵扯到一个血脉延承的问题,所以想问问您这么多年在培养学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

  俞可平:这个很重要,培养学生,是我的责任。一个优秀的学者不光自己要把学问做好,也应当把自己的学生带好。培养学生这方面,我认为教书和育人是密不可分的。教书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育人就是培养成才。

  到了北大以后,我发现有些学者自己学问做得很好,但带学生真没带好。我们北大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但带出的学生就不争气,学问没做好,人品也不好,这就叫师门不幸。也有些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特别好,带出的学生个个都很好,道德文章都很突出。

  我自己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体会是,老师既要有责任感,又要有真才实学;既要传道释疑,又要为人师表;既要关爱学生,又要严格要求。总之,要让学生既有学问,又有道德。我经常提醒我的学生,不能去投机,不能失去底线。我也警告他们,如果失去道德和良知的底线,就会被逐出师门。在这方面,我一直比较传统,有点古代“士大夫”的精神。

  许金晶:您对于未来的研究、教学,包括个人的生活,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呢?

  俞可平:作为一名老师和院长,我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把学生培养好;同时,努力使我们学院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学院。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主要是做基础研究,现在我就把重点放在“天国的学问”上,即纯学术研究。以前是两者都做,但重点是对策研究。现在是以纯学术研究为主,主要是基础研究,以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持编撰《政治通鉴》,这部通鉴共分五个部分,即中外政治经典、人类基本制度、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和主要政治思想流派。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要举全国的政治学研究力量才能完成。

  许金晶:这是很有意义的。

  俞可平:非常有意义。做得好的话对中国的政治学和政治发展都会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北大很支持《政治通鉴》的研究,国内的政治学同行也很支持,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支持这一基础研究。

  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

  许金晶: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说您回到北大后就仰望星空,主要做纯学术研究,但树欲静而风不止。2006年末您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好评如潮,距今已有十一年,现在我们看到有人对此颇有微辞。您怎么看?

  俞可平:其实我从撰写此文开始,就知道必定会遭到少数人的忌恨,这些年也确实遭到极少数人的诘难。他们不敢直接批判和否定民主,因为民主毕竟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他们就换着法子说,“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民主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笼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等等,不一而足。

  我一直不屑回应,因为这些言论不仅突破了汉语常识的底线,更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似乎在“民主”前面不加“好”字,那就会把“坏民主”也当作“好东西”。按此逻辑,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也都应改为“好民主”,不然就是把“坏民主”当作国家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常常想,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失去良知的底线。

  (本次访谈由访问者许金晶及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大众考古》杂志编辑孙海彦共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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