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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2)

2018-02-11 09:0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中先 译 阅读

  “我工作时几乎总是神经质,焦虑,烦躁。当我工作太多时,我就真的病倒。”“最近,我实际上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我的病不时发作。”在另一封信中:“我的病发作起来会要了我的命,每次发作之后,我得用四天的时间,才能让我的思绪稳定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隐瞒自己的病。他那“神圣痛苦”的打击也来得太频繁了!以至于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有时成了目睹现场的证人。斯特拉霍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讲述了那样的一个发病场景。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并不认为癫痫病有什么可耻的地方,除了引起写作上的某些困难之外,并不表现为精神上或智力上的某种“低下”。即便在第一次给一些女性通信者写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对自己迟迟没有复信表示道歉,并且天真地、直接地说:“我刚刚忍受了我的癫痫病的三次发作,以前从来没有发作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在发作之后的两三天里,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我不能写,甚至不能阅读,因为我的心灵和躯体全都垮了。所以,我现在请求您原谅,您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原谅我迟迟地没有给您回信。”

  这一疾病,在他去西伯利亚之前就已经有了,在苦役营中犯得更重了,去国外旅行时稍有缓和,但再度发作时更凶猛。“当这毛病久不发作时,突然发作一次就特别厉害,让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我陷于绝望之中。以前(他写这封信时五十岁),发作后低落的情绪会持续三天,现在,则要持续七八天。”

  尽管癫痫病发作,他还是紧紧地抓住工作,努力不懈地完成自己承诺的事:“已经预告了,在杂志(《俄罗斯通报》)的四月号中要刊登我的续集(《白痴》),可我还没有写完,只写了无关紧要的一章。到时候,我给他们寄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前天,我又犯病了,犯得很厉害。但是,昨天,我还是写了一点,在几乎疯狂的心态中写的。”

  假如,发病之后他只感到难受和痛苦,那还真算不了什么。“可是,咳!让我绝望的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像不久之前那样快速地工作了。”有好几次,他抱怨说,他的记忆力和他的想像力都在减退。在他五十八岁时,也就是逝世前两年,他写道:“很久以来,我就注意到,我越是前进,我的工作就越是困难。因此,我常常生出一些总是难以抚慰的想法,一些阴郁的想法……”而这一时期,他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当波德莱尔的书信集出版时,蒙代斯先生曾经慷慨陈辞表示抗议,而且夸大其词地提到了艺术家的“道德廉耻”,等等。而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时,不禁想起了那句据传为基督本人所说的精彩话,它在不久前传得很广:“当你们重新赤身裸体时,当你们不再感到羞耻时,天国就将来临。”此言出自所谓的伪经《多马福音》(1897年首版)。

  无疑,总会有一些生性敏感、廉耻心容易被触动的文人,跳出来反对出版私人书信和隐秘文献,他们只希望看到伟人的正面形象。他们似乎在这些书信中只看重一种沾沾自喜,那是平庸之辈因英雄的书信中暴露的那些与自己相似的缺点而产生的沾沾自喜。因此,这些文人就说,这样的出版物“很不得体”,或者用浪漫主义的语气说,这是在“挖祖坟”,至少,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不要来碰作者,只有作品才是要紧的。”——显然如此!但是,令人赞美的,让我受到了无穷教益的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写出了作品。

  我不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而仅仅是根据书信集提供的材料,为他画一个肖像。我只谈到了他自身的那些局限,我想我还可以谈谈那些局限中的持续不断的苦难,那种苦难跟他是如此的紧密相依,似乎成了他天性的一种秘密需求……但是,一切都对他冷酷无情。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却在刚刚开始文学生涯时就被认为适合于服兵役,而他那比他强壮得多的哥哥米哈伊尔却退了役。他不巧进入了嫌疑分子集团中,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来被赦免,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在苦役营,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列兵。在那里,兴许不是出于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伟大爱情“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她,然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并不幸福。当我见了你的面后,我会告诉你那一切的。你只需要知道,尽管我们在一起很不幸福(由于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于病态的反复无常),但我们无法不继续相爱下去。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齿相依。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确实如此。”(在他妻子死后写给弗朗热尔的信)——原注,而是出于一种炽热的同情心,出于怜悯、柔情、献身需要,以及他那承担一切而毫不回避的天性,他娶了一个苦役犯伊萨耶夫的遗孀此处似乎有误,据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伊萨耶夫并非苦役犯,只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税务员,不务正业,生性嗜酒。,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儿子,这儿子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从此就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假如您问到我的情况,我怎么回答您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苦恼,我一直在苦熬着。但我想,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打算去死。”他的哥哥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成员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他只要有点积蓄,就投入到他所创办、维持、领导的那些报纸杂志中德·伏居耶先生是这样说的:“为了捍卫他认为自己具有的思想。”——原注,另外,把可能有的余暇也一齐搭进去:“当时必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在三家印刷厂同时出版;在金钱、健康、精力功夫上,我毫不吝惜。我一个人担当一切。我看校样;我跟作者们、跟书报检查官们打交道;我修改文章;我找钱;我一直站着工作到清晨六点钟,只睡五个小时的觉。最后,我终于使杂志走上了正轨,但为时已晚。”确实,杂志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但是,最糟糕的,”他接着写道,“我一方面像苦役犯那样工作,一方面却不能为杂志写任何文字;没有一行字是以我的名义写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在外省,而且在彼得堡,公众并不知道是我在主持杂志。”

  没关系!他继续下去,坚持不懈,从头开始。什么都不能让他灰心,不能让他垮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在继续斗争,不是与公众舆论斗,因为他最终已经赢得了它,而是跟报纸上的反对派斗争:“我在莫斯科说了一番话(指他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您瞧一瞧,几乎所有的报纸是如何对待我的,仿佛我在哪家银行里偷窃或诈骗了钱似的。就连乌康采夫本人(当时的一个著名诈骗犯)受到的谩骂都不如我来得多。”

  然而,他追寻的并不是一种奖赏,促使他行动的,也不是作家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在这一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接受他最初的辉煌成就时的方式。他这样写道:“我从事文学已经有三年了,我已经晕了头。我不在生活,我没有时间思考……人们为我创建了一种可疑的名望,而我不知道这一地狱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是那么的坚信自己思想的价值,以至于他作为人的价值也与之紧紧混杂在一起,并消失于其中。“我对您做什么了?”他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弗朗热尔说,“值得您如此地爱着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他这样写信给一个陌生的女性通信者:“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我很少能够抚慰别人,尽管我有时候也能这样做。”然而,在这个如此痛苦的心灵中,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温柔!他在西伯利亚写信给哥哥说:“我每夜都梦见你,我成天提心吊胆。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一次见到你,并且拥抱你,我亲爱的。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安心吧。请看在基督的分上,假如你身体健康的话,你就放下你的一切事情,一切烦恼,马上给我写封信,因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至少,在这里,他是不是要找到某种支撑?“请尽快地给我写信,仔细地给我说一说。您觉得我哥哥怎么样(这是他于1856年3月23日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写给弗朗热尔男爵的信)。他对我是怎么想的?以前,他是那么的爱我!他跟我告别时痛哭流涕。他没有冷落我吧?他的性格改变了吗?这会让我多么的悲伤!……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吗?我不能相信。但是,如何解释他一连七八个月都没有来信呢?……在苦役营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收到过自己家人的来信。1854年2月22日,即他被释放前的十天,他给他哥哥写了西伯利亚书信中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封信,这封精彩的信,我却没能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翻译的书信集中找到。他的信中写道:“看来,我终于能够跟你更长久地、更安全地交谈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写上哪怕只言片语?我万万想不到会这样!在我的监狱中,在我的孤独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绝望,我想到,你兴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们的生活,我诅咒命运让我无法伸出手来帮助他们……难道人们禁止你给我写信?但是,这是被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能收到好几封信……但是,我相信我猜出了你的沉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天然的冷漠……”——原注再说了,我看到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太多往日里的那种真诚!我将永远也忘不了他对K所说的话,当时,我曾托K转告他,让他照看一下我。他在信中写的是:‘他还是留在西伯利亚为好。’”没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了,但是,这句令人寒心的话,他只求人们把它给忘了;我刚才引用了一些片段的那封给米哈伊尔的精彩的信,写在这封信之后;此后不久,他写信给弗朗热尔说:“告诉我的哥哥,我紧紧地拥抱他,我请求他原谅我给他带来的一切苦难,我要跪在他的面前。”1855年8月21日,他写信给他哥哥本人(这封信比昂斯托克也没有翻译发表)说:“亲爱的朋友,当我在去年10月的信中向你作同样的抱怨(关于你的沉默)时,你回答我说,你很难读得下去。哦,我亲爱的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埋怨我!想想我孤独一人,像一粒被遗弃的石子,我的性格始终是那么的阴郁、病态、喜怒无常;想想这一切,假如我的抱怨是那么的不公正,我的设想是那么的荒诞,就请原谅我吧。我第一个就相信是我错了。”

  兴许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面对如此谦卑的忏悔,会嗤之以鼻;我们那带有浓重西班牙色彩的文学总是教导我们,要在永远不忘侮辱中见出一种高贵性格来!……

  那么,这样的一位“西方读者”,读到以下这句话时会说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您写道,所有的人都喜爱沙皇。那么我,我也爱他。”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待在西伯利亚。这是一种反讽吗?不是,在书信中,他反复提到:“皇帝是无比的善良和慷慨”;当他在十年之后,在同一封信中请求允许他返回圣彼得堡,同时接受他的养子保尔入学时,他这样写道:“我反复考虑过了,假如他们拒绝我的一个请求,他们也许不好意思拒绝另一个,假如皇帝不准许我在圣彼得堡生活,那么他也许会同意给保尔一个学籍,以免把一切都拒之门外。”

  确实,如此的顺从让人困惑。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都从中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什么!竟然没有一丝一毫造反的呐喊吗?假如不反沙皇的话——因为对沙皇最好还是要尊重——那么,至少也应该反对社会,反对他从中出来时已年老体衰的监狱,难道不是吗?那么,请听他是如何说的:“关于这四年中我的心灵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起来话就太长了。我用以躲避残酷现实的那些沉思,不会是没有用的。我现在怀有的欲望和希望,是过去根本无法预料的。”1854年2月22日致米哈伊尔的信,没有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到书信集中。——原注还有:“我请求你,不要猜想我还像我最近几年里在彼得堡时那样忧郁不堪,那样疑虑重重。一切都彻底过去了。此外,是上帝在指引着我们。”最后,多年后,在1872年致S. D.雅诺夫斯基的一封信中,他承认了那样一种非凡的情感:“您是那么的爱我,照顾我,我这前往西伯利亚之前精神上有病的人(因为我现在承认自己有病),我的病在那里痊愈了。”(引文中的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强调的)

  竟然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有的反倒是感激!就像约伯被永恒之神的手折磨,却从他口中得不到一句亵渎神的话约伯之事,见《旧约·约伯记》。……这个殉道者实在令人气馁。他因了什么信仰而活着?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他?——兴许,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表现出来的他的观点,我们将能够理解他在公众中不太成功的那些秘密原因,理解他的不走运,理解他为什么迟迟地留在这荣誉的炼狱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党无派,惧怕派系之争。他写道:“我思考得最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共同思想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论我们各自的倾向有多么不同,我们会在哪一点上相遇。”他深深地坚信,欧洲的“各种对抗的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调和了起来”,他,作为一个如他自称的“老俄罗斯欧洲人”,他以全身心的努力,致力于这一俄罗斯的统一,而所有的党派都应该融于对国家和人类的巨大的热爱之中。他在一封寄自西伯利亚的信中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俄罗斯将完结欧洲,这是它的使命本身。这对我来说向来是显而易见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俄罗斯就像一个空闲的民族,“有能力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前列”。假如,出于一种信念,兴许还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信念,他对俄罗斯人民的重要性抱有一种幻想(这可不是我的思想),那根本不是基于一种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基于他作为俄罗斯人而具有的一种直觉,他认为,他对分裂欧洲的各派系的不同激情和不同理由有着深刻的理解。谈到普希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扬他具有“人类普遍同情心的能力”,但他又补充说:“这一天赋,他恰恰是跟我们的人民一起来分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是民族的。”他把俄罗斯灵魂看成是“欧洲一切倾向的一个调解地”,他甚至这样高喊道:“哪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不会首先想到欧洲!”甚至说出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俄罗斯流浪汉需要人类的普遍幸福才能得到安宁。”

  他深信,“俄罗斯未来作用的特点,应该是在泛人类的最高层面上,而俄罗斯思想兴许将是欧洲在其不同的民族中持恒努力发展的所有思想的综合”。他常常把目光转向外国;他对法国和德国所作的政治判断和社会判断,对我们来说,是他书信集中最有趣的部分。他在意大利、瑞士、德国旅行并逗留,甚至滞留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最初是渴望多多地了解,后来,则由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困难,或是没钱继续旅行和还清新债,或是害怕回俄罗斯后被债主告上法庭……他在四十九岁时写道:“我的健康状态不好,要是被监禁的话,我怕连半年都经受不了,更何况我无法工作。”

  但是,一到了国外,他就怀恋俄罗斯故乡的空气,怀恋与俄罗斯人民的接触;对他来说,无论是在斯巴特、在托莱多、在威尼斯,都没有故乡的那种空气,他都无法适应。有一段时间,他无论到哪里都郁郁寡欢。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无法向您表达,我在国外生活感觉有多么的难受!”没有一封流亡中的信不表达这种抱怨:“我必须回到俄罗斯,我在这里烦闷得要死……”就仿佛,他本来是在那里尽情地汲取着他作品所需的神秘营养,而现在,一旦根系从俄罗斯的土壤中被拔出,他就失去了元气。“我没有了写作的兴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或者说,我写作起来十分痛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实在弄不太明白。我只是想,这是因为我需要俄罗斯。无论如何,必须回国。”另一处,他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在德累斯顿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都无关紧要,我始终是在异国他乡,脱离了祖国。”还有:“假如您能知道,我在这里,是那么地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外乡人……我变得愚蠢和狭隘,我丢失了俄罗斯的习惯。没有俄罗斯空气,也没有俄罗斯人。总之,我根本就不能理解那些俄罗斯移民。那都是一些疯子。”

  然而,他却是在日内瓦、在沃韦写的《白痴》,在德累斯顿写的《永恒的丈夫》和《群魔》。这又有什么关系!“您对我在这里的工作说了一些金玉良言,确实,我在这里落后了,不是从世纪进展的观点来看,而是从我们国内发生的情况来看(我当然比你们更清楚这一点,因为,每一天,我都会从头到尾地读三份俄罗斯报纸,我还收到两份杂志),但是,我这样会脱离生存的活泉;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的精髓本身。这大大地影响了艺术创作工作。”

  因此,这种“人类普遍同情心”始终伴随着一种热情的民族主义,并因之而强化,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它不可或缺的补充。他不知疲倦地、毫不懈怠地反对当时被那边的人们称为“进步主义者”的那些人,也就是说(请允许我在此借用斯特拉霍夫的定义),“那些政客,他们期待促进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不是通过民族资源的有机发展,而是通过仓促地吸取西方教导”。——“法国人首先就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就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保持自身的原样。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反对“那些将俄罗斯人的根基拔掉的人”,他不等巴雷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家。作品《离开了根基的人》写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生活。冒出来,就警告那位大学生,“他脱离了社会,抛弃了社会,不是走向人民,而是走向别处,去国外,进入欧洲主义,进入从未存在于世的世界人的绝对统治中,以这样的方式与人民决裂,蔑视人民,误解人民”。他跟巴雷斯一样,反对“不健康的康德主义”,他在给自己主编的杂志写序言即《当代》杂志,比昂斯托克把这篇序言作为附录收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原注时写道:“从国外引入的思想无论有多么丰富,它都无法在我们这里生根和驯化,无法真正地对我们有用,除非,我们的民族生活在毫无外界的启示与推动下,自然而然地、切切实实地从自身中产生出这种思想来,以满足大家必然的需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比较稳定的社会,是按照一种从国外进口的命令程序而构成的……”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我也没有见到比他更为断然和坚决的宣称。

  但是,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我很遗憾地并没有在巴雷斯那里发现的思想:“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脱离自己的土壤,以便不带任何成见地看待自己,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个性的标志,与此同时,能带着善意来看待外国,这是最伟大的、最高贵的天赋之一。”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没有预见到,这一学说会把我们引向何等的盲目:“要让法国人清醒,要阻止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是办不到的。更何况,法国人对天下的事知道得很少……而且,他还不想知道。这是他们全民族的共同特点,很有代表性。”

  幸运的是,由于他的个人主义,他跟巴雷斯截然不同。而与尼采相比,他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表明,对自身价值的这一信念,有时候并不伴随有多少的自满自得和自命不凡。他写道:“世界上最困难的,莫过于保持本身的原样。”还有:“不应该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了爱国主义,没有了个人主义,他也是没有办法来服务于人类的。假如,我刚才引用的这些话会使某些巴雷斯分子信服的话,那么,下面的引语要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感,那就怪了。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话:“在新人类中,美学概念是混乱的。建立在实证主义之上的社会的道德基础,不仅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且也不能确定自己,只能在欲望和理想中摸索。要想证明社会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证明那些道路并不通向幸福,证明幸福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来自它,难道事实还远远不够吗?但是,幸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写了那么多的书,人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东西:在西方,人们失去了基督……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西方衰落了。”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法国的天主教徒会鼓掌的……不过,我刚才故意删掉了那几个关键的词:“人们失去了基督——由于天主教主义的过失。”那样一来,请问,哪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还敢于被这书信集中所包含的虔诚的眼泪而打动呢?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向世界显示一个俄罗斯基督,在世上默默无闻,其原则包含在我们公认的教义中”,那也是枉然,因为,法国的天主教徒,出于他们自己的正统教义,会拒绝听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又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未来文明化力量的原则,是我们使整个欧洲死而复生的原则,是我们未来力量的整个精髓。”但这样说依旧枉然,至少在今天是枉然。

  同样,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德·伏居耶先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对思想、对丰满人生的竭力反对”,看到了一种“对愚痴、对漠然、对消极的神圣化”,等等,那么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的信(未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在书信集中)中,却读到这样的话:“人们会对我说,这是一些简单的人。但是,一个简单的人要远比一个复杂的人更为可怕。”一个少女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她想当一个护士或者一个助产士,他这样给她回信说:“……通过有计划地接受教育,人们就是在准备一种更有用一百倍的活动……”他还说:“您接受高等教育难道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多数专家是一些并没有多少知识的人……我们的大多数男女大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教养。他们能够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呢!”当然,我并不需要读这些话语也能明白,德·伏居耶先生实在是弄错了,但是,人们毕竟还是可能误会了。

  同样,我们实在很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因为,一方面霍夫曼确实有道理说:“社会主义者,如果从这个词最人道的意义上来说,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在他的书信集中读到:“……已经侵蚀了整个欧洲……”

  是保守派,却不是传统主义者;是保皇派,同时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却又不是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却又不是“进步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让各个党派都不满意的东西。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有着完成他使命的一切智力,或者说,为了当前的即时目的,他有权利让这一无限微妙的工具倾斜、歪曲。他写道:“说到所有这些可能的倾向(异体字是他自己强调的)——它们汇集成了一种对我的欢迎(1876年4月9日)——我本来是想写一篇文章,好好说一说由这些信件引起的感受……但是,经过对这文章的考虑后,我突然发现,我根本不可能真诚地来写它;而假如没有真诚的话,那还有什么写的必要呢?”他这是想说什么?无疑,是这一点:要写出这篇既使人们皆大欢喜,又能确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须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极端地简化,最终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而这,是他断然不能同意的。

  出于一种不太生硬的、跟他思想简单的正直性相吻合的个人主义,他只同意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要展示其复杂的完整性。他在我们这里的不成功,或许可以归咎于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隐秘的原因。

  我并不是在暗示说,伟大的信念通常总是带有某种不太正直的推理;不过,它们往往不需要什么智力;而巴雷斯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不会不马上明白到,要想让一种思想迅速地流行在世界上,人们不应该公平不偏地阐明它的各个方面,而只应该坚决地推行它的某一方面。

  要让一种思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单独地提出它来,或者不如说,假如你们愿意的话,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单独地提出一种思想来。找到一个好的模式还不够,还必须钻进去不再出来。公众在面对每个名称时,都愿知道它们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忍受不了让他们费脑子琢磨的东西。当他们听到巴斯德这一名字时,他们总愿意立即能想到:是的,狂犬病。听到尼采的名字呢?想到超人。居里夫人?镭。巴雷斯?大地与死者。甘东勒内·甘东(1867—1925,法国生物学家,研究海洋生物的起源。)?原生质。完全就像是一说到:波尼布斯波尼布斯(法国著名的芥末和腌黄瓜制造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著名品牌。)?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安托万·帕芒蒂埃(1737—1813,法国军医和农学家。),由于他“发明”了土豆,仅此一点,就使他变得赫赫有名,甚至比他假如发明了整个菜园中的所有品种还要更有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点儿在法国获得成功。当时,德·伏居耶先生发明出了“对痛苦的崇拜”这一称号,并由此为他在《罪与罚》最后几章中找到的学说贴上标签。《罪与罚》中存在着这个学说,这一点我很愿意相信,而且这个标签模式找得也很贴切……可惜的是,它并不能彻底地涵盖作者本人;他从各个方面都要超越出来。因为,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认识上帝”,那么,至少,这一对上帝的认识,他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充满人性的、充满焦虑的复杂性中来做到。

  易卜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简化的;作品中疑问多于肯定的那些作家,情况大致也一样。易卜生有两部戏剧赢得了相对的成功:《傀儡之家》和《人民公敌》,这不是由于它们的卓越,成功来自于易卜生在其中加入的所谓的结论。其实观众对作者并不那么满意,因为作者并没有找到某种明显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不确信造成的罪过,是思想的懒惰,或者信念的微弱。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品尝到很少一点点智力后,他们就断定这一信念充满了暴力、坚韧,以及单调的肯定。

  我不想再扩大本来就已经十分广泛的话题,今天,我并不寻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我只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因为西方人不怎么习惯这种对极端相反的东西的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坚信,在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在个人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这些矛盾只是表面的。他认为,如果只明白这一重要问题许多侧面中的一面,那么,对立的各派别离真理都是一样的遥远。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他的话,它无疑将比任何的阐释都更能说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难道必须失去个性才能达到幸福吗?拯救存在于抹却之中吗?要我说,恰恰相反。不仅不应该抹却自身,而且还应该成为一个个性,甚至要达到一个比西方还更高的程度。请理解我的话:自觉自愿的牺牲,在充分的意识中、自由地独立于任何强制的牺牲,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这正是个性最高发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级的标志,标志着对自身的一种完美拥有,一种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种彻底发展的个性,十分坚信自己有成为一种个性的存在权利,不再为自己担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说,只能服务于一个用途,只能为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好让所有的其他人都成为同样自由而又幸福的个性。这是自然法则:正常的人都要达到这一点。”(引自《国外游记》中一篇叫《论资产阶级》的文章。比昂斯托克先生很有道理地把它发表在了他翻译的这部《书信集》中。——原注)

  这个答案,基督早就教导给他了:“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出于对自我的爱),必真正救活性命。”(参见《新约·路加福音》,ⅩⅦ∶33。译文稍有出入。)

  1871年到1872年的那个冬天,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给雅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应该承认,衰老已经到来;但是,我不怎么想它,我还准备再写(当时他准备写《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一些最终能让我满意的作品;我还等待着生命中出现新东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经收获了一切。我对你谈到我;是啊,我是那么的幸福。”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觉到潜伏着的,正是这一幸福,这一超越了痛苦的欢乐。尼采早就彻底地嗅到了这一欢乐,而我最怪罪于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没能觉察到这一欢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写的信,突然改变了语气。他以前的那些通信者,现在都跟他一样居住在彼得堡,他现在不再是给他们写信,而是给一些陌生人,给一些临时的通信者,他们找他往往是为了求得指点、安慰、引导。在这里要援引的话恐怕得援引全部了,最好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读书信集吧。我写这篇文章,无非也就是为了让我的读者自己去读。

  终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了可怕的金钱上的烦恼,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重新主编《作家日记》,不定期出版。1880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三个月,他写信给著名的阿克萨科夫说:“作为朋友,我向您承认,我打算从明年起就出版《日记》,我常常跪着,久久地向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一颗纯洁的心,一番纯洁的话语,没有罪孽,没有欲望,不激不恼。”

  德·伏居耶先生在这部《日记》中,只看到“晦涩的赞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论战”,但是,幸运的是,俄罗斯人民在其中看出了别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感觉到,他的那个排斥了武断统一的精神统一的梦想,已经围绕着他的作品实现了。

  他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思想界这个既一致又紊乱的状态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说,一开始有“一些颠覆分子计划抢夺他的尸体”,但人们很快就看到,“俄罗斯其实掌握着那样一种意外融合的钥匙,当一种民族的思想点燃了它的热情时,一切的派别,一切的敌对势力,帝国中一切零星分散的碎片,都被这位死者团结在了共同的热情之中”。这句话正是出自德·伏居耶先生之口,我很高兴,在对他的论著表示了那么多的保留态度之后,能够在此援引他这些高贵的话。他还写道:“人们谈论老沙皇们时说过,是他们‘聚集’了俄罗斯的土地,而这位精神国王则聚集了俄罗斯的心。”

  而现在,在欧洲进行着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集结,缓慢的、几乎神秘莫测的集结,尤其是在德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里一版再版,在法国也一样,那里,新的一代人比德·伏居耶先生那一代人更能承认并欣赏他作品的价值。让他的成功姗姗来迟的那些神秘的原因,也将让他的成功变得更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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