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

2017-11-01 08:4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荫麟 阅读

   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仅只一小时代一阶段的枝节的比较,是不能显出两文化的根本差异的。假如在两方面所摘取的时代不相照应,臂如以中国的先秦与西方的中古相比,或以西方的中占与中国的近代相比,而以为所得的结果,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异同,那更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了。

   寻求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就是寻求贯彻于两方的历史中的若干特性。唯有这种特性,才能满意地解释两方目前之显著的外表的而为以前所无的差异。若只注意两方在近今一时代之空前的差异,而认为两方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一若他们在近今一时代之空前的差异是突然而来,前无所承的,在稍有历史眼光的人看来,那真是咄咄怪事了!近代中西在文化上空前的大差异,如实验科学、生产革命、世界市场、议会政治等等之有无,绝不是偶然而有,突然而生的。无论在价值意识上,在社会组织上.或在“社会生存”上,至少自周秦希腊以来,两方都有贯彻古今的根本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在不同的时代,有强有弱.有显有隐。这三方面的差异互相纠结.互相助长,以造成现今这三方面的发生史上的差异,下文以次述之。

   一

   凡人类“正德、利用、厚生”的活动,或作为“正德、利用、厚生”的手段的活动,可称为实际的活动。凡智力的、想像的,或感觉的活动,本身非“正德、利用、厚生”之事,而以本身为目的,不被视作达到任何目的之手段者,可称为纯粹的活动。凡实际的活动所追求的价值,可称为实践的价值。凡纯粹的活动所追求的价值.可称为观见的价值。过去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价值意识里,实践的价值,压倒了观见的价值;实践的价值,几乎就是价值的全部;观见的价值简直是卑卑不足道的。反之,西方人对纯粹的活动,至少与对实际的活动有同等的兴趣。在西方人的价值意识里,观见的价值,若不是高出乎实践价值之上,至少也与实践的价值有同等的地位。这一点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前也有人局部地见到。例如在抗战前数年时,柳治微先生于《 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一文里曾说:

   吾国文化,惟在人伦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属物。训诂,训诂此也;考据,考据此也;金石所载,载此也;词章所言,言此也。亘古亘今,书籍碑板,汗牛充栋,要其大端,不能悖是。

   又说:

   由此而观吾国之文学,其根本无往不同。无论李杜,元白,韩柳,欧苏,辛稼轩,姜白石,关汉御,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品之精神面目虽无一人相似,然其所以为文学之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理也。

   柳先生认为中国人把道德的价值,放在其他一切价值之上,同时也即认为西方人没有把道德的价值放在其他一切价值之土,这是不错的。不过,我以为这还不能详尽地普遍地说明中西人在价值意识上的差异。在上文所提出的价值的二分法当中,所谓实践的价值,包括道德的价值,而不限于道德的价值,唯有从这二分法去看中西人在价值意识卜的畸轻畸重,才能赅括无遗地把他们这方面的差异放在明显的对照。

   说中国人比较地重视道德价值,稍读儒家的代表著作的人都可以首肯。但说中国人也比较地重视其他实践的价值,如利用、厚生等类行为所具有的、许多人会发生怀疑。近二三百年来,西方人在利用、厚生的事业上惊心炫目的成就,使得许多中国人,在自惭形秽之下,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此指社会的功利,非个人的功利,下同)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事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重功利。这是大错特错的。正唯西方人不把实际的活动放在纯粹的活动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正唯中国人让纯粹的活动,被迫压在实际的活动之下,所以中国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这个似是自相矛盾而实非矛盾的道理,下文将有解说。

   《 左传》 里说,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是中国人的价值意识的宣言。历来中国代表的正统思想家,对这宣言没有不接受的。许多人都能从这宣言认取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价值意识中的地位。但我们要更进一步注意,这仅只三种被认为值得永久崇拜的事业,都是实际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活动;这三种头等的价值,都是实践的价值,而不是观见的价值。所谓德,不用说了。所谓功,即是惠及于民,或有裨于厚生、利用的事。听谓言,不是什么广见闻、悦观听的言,而是载道的言,是关于人生的教训。所以孟子说:“有德者必有言。”

   亚里士多德的《 尼哥麦其亚伦理学》 ,其在西洋思想史中的地位。仿佛我国的《 大学》 、《 中庸》 。《 伦理学》 和《 大学》 都讲到“至善”。们试拿两书中所讲的至善,作一比较,是极饶兴趣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念;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 大学》 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差别还不够明显吗?

   中国人说“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固然,中国人也讲“格物致知”,但那只被当着‘’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大下”的手段,而不被当作究竟的目的。而且这里所谓‘’知”,无论照程朱的解释,或照王阳明的解释,都是指德性之知,而不是指经验之知。

   王阳明的解释不用说了。程伊川说:“知者吾所固有,然不致则无从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致知”所致之知,为“吾所固有”,即”‘由内”.而“不假见闻”,即德性之知也。朱子讲致知,是“窃取程子之意”的,其所谓“知吾之知”当然是致“吾所固有”之知了。实践价值的侧重在宋明的道学里更变本加厉。在道学家看来,凡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明显关系的事,都属于‘”玩物丧志”之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至相如始类徘。独立孔门无一事,却师颜氏得心斋!”这是道学家爱诵的名句。为道学家典型的程伊川,有人请他去喝茶看画,他板起面孔回答道:“我不喝茶,也不看画!"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可以解释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我们也很难想像,这差异是一孤立的表象,对文化的其他方面不发生影响。这价值意识上的差异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纯粹科学在西方形成甚早,而在中国受西方影响之前,始终未曾出现。我们有占星术及历法,却没有大文学;我们有测量面积和体积的方法,却没有几何学;我们有名家,却没有系统的论理学;我们有章句之学,却没有文法学。这种差异,绝不是近代始然,远在周秦希腊时代已昭彰可见了。

   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必要条件。没有发达的纯粹科学,也绝不会有高明的实用的发明。凡比较复杂的实用的发明,都是(或包含有)许多本来无实用的发现或发明的综合或改进。若对于无实用的真理不感兴趣,则有实用的发明便少所取材了。这个道理,一直到现在,我国有些主持文化学术或教育事业的人,还不能深切体认到。传统的价值意识囿人之深,于此叮见了。

   观见价值的忽略,纯悴科学的缺乏,这是我国历史上缺少一个产业革命时代的主因之一。

   有人说:中国的音乐是“抒情诗式的”,西洋的音乐是“史诗式的”。不独在中西的音乐上是这样,在中西全部艺术上的成就也大致是这样,想像方面的比较缺乏“史诗式的”艺术,与智力方而的缺乏纯粹科学是相应的。史诗式的艺术和纯粹科学,同样表示精细的组织,崇宏的结构,表示力量的集中,态度的严肃,表示对纯粹活动的兴趣,和对观见的价值的重视。

   二

   其次,从社会组织上看中西文化之发生史的差异。就家族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个入对家族的权利和义务而论,西方门希腊时代已和中国不同。法国史家古郎士说:“以古代法津极严格论,儿子不能与其父之家分离,亦即服从其父,在其父生时,彼永为不成年者, … 稚典早已不行这种子永从其父之法。”(《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汉译本,页八平方)又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以后,已通行遗嘱法(同上,页五八)、使财产的支配权完全归于个人而不属于家属。基督教更增加个人对家族的解放。在基督教的势力下,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庭的凝结力为牺牲的。《 新约》 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的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稣说:

   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而不僧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和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另一段记载耶稣说:

   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他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的父亲不和,女儿与她的母亲不和,媳姐与她的婆婆不和。(两段并用韩亦琦君新译)

   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家族组织的敌人。基督教之流布于欧洲与佛教之流布于中国约略同时。然基督教能抓住西方人的灵魂,而佛教始终未能深入中国人的心坎者,以家族组织在西方本来不如在中国之严固,所谓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也。墨家学说的社会的含义和基督教的大致相同,而墨家学说只是昙花一现,其经典至成了后来考据家聚讼的一大问题,这也是中国历来家族组织严固的一征。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的小群而尽忠于越家族的大群的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基督教的势力虽为别的超家族的大群(国家)所受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家族的大群的道德空气是不变的。那种道德空气是近代西方一切超家族的大群,从股份公司到政治机构的一大巩固力,而为中国人过去所比较欠缺。

   我不是说过去中国人的社会思想一概是“家族至上”。儒家也教人“忠孝两全”,教人“移孝作忠”,教人“战阵无勇非孝也”,教人虽童子“能执干戈以卫社樱者可无殇”。孔子亦曾因为陈国的人民不能保卫国家,反为敌国奴役,便“过陈不入”。有些人以为过去儒家所教的“忠”,只是“食君家之禄者,忠君家之事”的意思,那是绝对错误的。不过中国人到底还有调和忠孝的问题,而西方至少自中世迄今,则不大感觉到。在能够“上达”的人看来,' “忠孝两全”诚然是最崇高的理想,但在大多数只能“下达”的人看来,既要他们孝,又要他们忠,则不免使他们感觉得“两姑之间难为妇”了。

   而且,对于一般人,毕竟家近而国远,孝(此处所谓孝就广义言,谓忠于家族)易而忠难。一般人循其自然的趋向,当然弃难趋易了。就过去中国社会组织所表现于一般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意识而言,确有这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在西方至少是比较轻浅的。像《孟子》书中所载“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疑问,和孟子所提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的回答,是任何能作伦理反省的时代的西方人所不能想像的。许多近代超家族的政治或经济组织,虽然从西方移植过来,但很难走上轨道,甚至使人有“橘逾淮而为积”之感者,绝对尽忠于超家族的大群的道德空气之缺乏是一大原因。

   三

   再次,就社会的生存上看,过去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内陆的农业的文化,而西方文化,自其导源便和洋海结不解的关系。腓尼基、克列特,不用说了。希腊罗马的繁荣是以海外贸易、海外掠夺和海外殖民做基础的。在中世纪,海外贸易的经营仍保存于东罗马帝国。而移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手;文艺复兴的时代,时也是西南欧海外贸易复兴和市府复活的时代。从十二世纪西南欧的准市府的经济,到现代西方海洋帝国上义的经济,是一继续的发展,是由量的增加而到质的转变的历程。这历程和希腊罗马的海外开拓是一脉相承的。而海外开拓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这点差异从两方的文学也可看出。西方之有荷马和桓吉尔的史诗,好比中国有《 诗经》 和《 楚辞》 。荷马和桓吉尔的史诗,纯以海外的冒险的生活为题材,他们的英雄都是在风涛中锻炼成的人物。而在《 诗经》 和《 楚辞》 中,除了“朝宗于海”、“指西海以为期”一类与航海生活无关的话外,竟找不出一个海字。近三四百年来,像克茫士(葡萄牙诗人,以华士哥发现好望角之航行为史诗题材者) ,康拉德‘英小说家,专编海上生活)之徒在西方指不胜屈,而中国则绝无之。中国唯一与航海有关的小说《 镜花缘》 ,其海外的部分却是取材于《 山海经》 的。

   我不是一味讴歌洋海的文化而沮咒内陆的文化。二者各有其利弊。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我们也可以说“洋海的文化乐水,内陆的文化乐山;洋海的文化动,内陆的文化静。”而且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说:洋海的文化恰如智者,尚知;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洋海的文化动,所以西方的历史比较的波澜壮阔,掀扬社会基础的急剧革命频见叠起。内陆的文化静,所以中国历史比较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会的大变迁都是潜移默运于不知不觉,而予人以几千多年停滞不进的影象。洋海的变化乐水。所以西方历史上许多庞大的政治建筑都是“其兴起也勃焉,其没落也忽焉”,恰如潮汐;而中国则数千年来屹立如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汲汲经营陆军,图霸欧陆,而不甚着意海军,以图收复殖民地,他未必不是有见于此理)。这差别固然有其地理环境的因素,但地理环境所助成的文化发生史上的差异。研究比较文化的人不容忽视。

   海外开拓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一大原动力,虽然资本主义的发达也增加了海外开拓的需要。一般仅只根据《共产党宣言》 去讲唯物史观的人,以为照马克思的说法,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蒸汽机的发明所造成的(所谓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 ,其实马克思晚年在《 资本论》 里已经放弃这种说法,近年讲马克思主义的人,绝不提到《 资本论》 里对资本主义起源的更逼真的解释,我觉得是很可诧异的。在《资本论》 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分为两个时期:

   一、手工制造时期,

   二、机械制造时期

   照定义,在资本主义的手工制造时期,蒸汽机还没有出现,怎么说出蒸汽机的发明,造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呢? 克思以他所目击的英国为例,资本主义发生的先决条件是大量无产无业的“普罗列特列亚”’聚集都市,以供拥有资财的人的利用。因为海外市场对英国毛织品的需求,使得这样制造事业(起初是由小规模的工场和家家庭出品的集应的)在英国特别繁荣,同时羊毛的价格也大涨。于是拥有巨量土地的贵族,纷纷把本来供耕种用的土地收回做牧场.同时把原有永久的佃户驱逐。这大量被剥夺了生产的资藉的农民的聚集都市,和海外市场对英国织造业的继续增长的需求,便是造成最初出现于欧洲的大工厂的动力。以上都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 里的说法。我们更可以补足一句:蒸汽机的发明也适应着海外对英国织造业的继续增长的需要的(但非纯由于适应此需要,远在此时以前西方己有以蒸汽为发动力的机构,唯视为无用的奇器,陈列于博物院者而已),所以要明自近代西方生产革命的由来,不可忽略了西方航海事业的传统,要了解中西文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也不可不注意西方航海事业的传统。

   原载《 思想与时代》 第十一期,一九四二年六月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7-11-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