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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谁决定艺术的失败(2)

2014-06-17 09: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都感到愤慨,但又无能为力的价值异化过程。而另外一种情况似乎更严重,艺术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教化价值、文化道德价值等等一直彼此隔离,或者此时被强化,彼时遭弱视,此时利用此价值,彼时又贬抑此价值。特里·伊格尔顿说,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东西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没有任何东西或是任何人是永远不可或缺的。这意味每个时代都有不同需要,是否意味艺术在被发展还说不定,但的确表明本质越来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类日趋复杂。

  随着人类对艺术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似乎需要有一种更高于这一些的价值把认识价值、审美价值、教化价值、文化道德价融合统一起来,让这些价值共同作用于作品。但是在艺术创作中,大多数创作者都没有找到能够发挥统合作用的那种价值,以致艺术作品的价值日趋同质。同质化的后果是当代性价值取向成为唯一要领,这看起来似乎是将艺术的种种价值统一起来了,但实际上是一方面的鲜明性掩盖了另一方面对一件作品的重要性。看似融合种种价值力量的艺术作品,在某些方面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很容易被流行的价值取向左右,以致它最起码的理性力量以及认识功能也显得十分疲弱。

  亚里士多德说,诗的产生有两个原因,它们都与人的天性有关,一是从孩提时代起人就有模仿的自然倾向,正是这一点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通过模仿迈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二是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得到认识真实的快乐。艺术的认识价值在于让人让社会拥有真实,尽可能地完成苏格拉底认为艺术做不到的事情----“理性思考,尽可能理智地安排我们的生活”。而艺术作品只能表达单一的价值倾向,并不能让我们理智地安全生活。

  促成人理智地安排生活,需要艺术有多种价值构成的合力性智性。哲学对艺术的关注正好说明艺术对人的重要性,哲学对艺术的担忧也说明艺术的某些价值正在破坏艺术对于人的重要性。当代数化社会越来越精明地将知识类别化小科目化精细化,当代艺术也越来越爱使用单一价值。其实,一件艺作品只有具有了整体性价值才能产生认识、审美作用,艺术的整体价值被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个性可能是鲜明的,但它会显得虚弱,不仅不可显示新的真理,甚至感受真理也不是那么独特。因此海德格尔强调,艺术是通过让我们脱离事物的常态环境去审视事物,要让人去审视事物,一件艺术品就得揭示真理,而艺术作品只有将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娱乐价值、冶情价值、道德价值集于一体形成整体价值,艺术才得以显现存在的真理。

  这是连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可怠慢的艺术标准,当艺术让我们感觉到它在此遇到困难,我们沿着相反的方面将其置于一连串的过去时时态,而带着当代意识进入苏格拉底或是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发现这比追溯能看到更多的异化迹象,看到道德价值、冶情价值、娱乐价值、审美价值,多多少少或者逐步地分解着艺术的最原初的价值,甚至有些价值其实是从艺术核心价值中逃逸的一小部分,有些价值只是利用了原初价值的某一意义而没有展现其完整内涵。从认识世界到快乐是一个认识真实、发现真理,感受真理、拥有真理而致快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所有部分就是为了告诉人快乐的根据是什么,让人能够区别什么是有根据的快乐,哪些是无理由的快乐。从认识真理获得具有理性基础或是具有根据的快乐,到直接从审美活动中得到无根据的快感,其中的可能性----艺术价值能够被异化,告诉我们当代艺术缺少、整个人类也忽略了某一决定性的因素。

  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当人们越来越熟稔地用经济价值来判断艺术作品,而人们并没有从心理上确定一件作品就是商品,这件作品仍然在采用艺术这个名称,人可以把一件艺术作品当作马桶,同时又把一只马桶当作艺术品,艺术品与马桶之间的界别消失而出现的混乱局,除了令人惊诧的感觉到艺术在堕落,还有一份惊诧就是在艺术堕落时艺术家以及我们在干什么。或者,我们即使有极强的心理承受力积极地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当代艺术强于传统艺术在于其先锋精神,那么,批判也好,赞赏也罢,其实人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进行理性区分了,只是简单地看它适应于哪个概念。许多艺术事件让人不再相信概念,在概念上还能存在的艺术品,其实与审美价值、娱乐价值、冶情价值、道德价值没有任何关系了,批判与肯定失去了理性力量,理论就表现出圆滑与虚伪,理论无力为批判与肯定提供根据,理论也成为先锋作品的一部分。陷入这种困境,往往是常识为人们保持了一份警觉,对古老艺术的信仰让人拒绝人的目光变成一把经济之尺。

  需要警惕的时候越多,说明一个需要警惕的事实即将形成。从心理上保持对艺术怀念的人们,显然在经受一次严酷而又无法拒绝的异化,直至失去理性判断力之后淹没于当代性中,人的目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把经济之尺。

  在这把尺子面前,诗歌这一艺术还能勉强拒绝,绘画已经全面臣服,小说丢失艺术辈份,戏剧身份模糊,歌曲沦为伎艺。艺术全部失守艺术,问题的严肃性不在于艺术是不是丧失独立精神,而是为什么会丧失独立精神。慨然之下笼统地说艺术死了当然回答不了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莽撞的结论不能回答艺术为什么会死亡。

  利奥·施坦伯格1968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说,近来被美国化了的前卫艺术第一次与挣大钱联系起来。这是因为艺术的神秘目标和无常的未来已经被成功地翻译成日常词汇。神秘目标和无常未来虽然神秘虽然无常,似乎是因为一直能摆脱被日常化而显得艺术的目的是那么深远,其神秘当然也显示艺术的目的与日常的差异,把它理解为高于日常生活的存照也好,理解为一种存在尺度而经常指出生活的缺损也行,起码显示出它与日常生活的一种关系形式,而不是等同于日常生活。如果生活的日常目的与最终目的都沦为挣大钱,巨大的反差将使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产生多重神秘意义供人们选择。但是,实用主义时代人们会被“用途”与“价值”操纵,从而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道德价值不能在人的选择中发挥作用。因为,人已经无法理解有限利益的积极价值,无限利益的消极价值,无法判断利益对未来究竟会产生什么意义。

  有关对经济价值的追求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准,钱穆先生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说,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个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个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经济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的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的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钱先生说,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中国古人很早就觉悟到了必需的经济水准的积极价值,因此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大道。而中国历史的几乎所有重要阶段和大部分时间,经济水准几乎是向下趋贫,正是大伦理使之一直可以处于“趋平”,并且“贫”到“平”而止,人的欲望得到了很自然的调节,人伦物伦极其和谐,而一直处于完善的人本主义状态。生命实践活动包括艺术活动,很少有有悖伦理的破坏现象。艺术的价值与用途均呈积极状态。

  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用了一本书的一个专门章节来考察和讨论艺术的用途与价值,发现的却是,当代艺术仍然在致力于解决如何适应金钱的问题。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拨开文明的伪装呈现出一幅令人伤心的面貌,“当代艺术”毕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艺术就是金钱。整个艺术,包括其不断成长的顶端,都被人们熟悉的价值观所同化。-----我们可以从艺术哲学家的这类黯然的感叹中,从古典艺术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中,听到别的声音。

  当今经济社会的经济行为经常常引发有关道德与伦理等问题的讨论,追求艺术的经济价值,艺术实践者对警钟总是弱闻弱听,更听不到感叹中饱含着伤心的声音,却能从谎言中听到最美妙的赞美,从谬论获得启发与鼓励。受人的当代价值观的决定,艺术作品成为一个很美的物品,创作对于这个很美的物品的意义就小得多了。纽约八人团的领袖人物罗伯特·亨利就说,他爱为机器制作的工具,它们非常美,意义非常简单、坦白、直率。它们不存在“艺术腔”,它们不是人为做出来的,它们天生就是美的。这显然也是一种艺术追求,但是,追求这个词汇描述的亨利的这种艺术态度,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成份(亨利所说的艺术腔)后,一件艺术品就更接近物品,这当然适应实用的用途,也更能满足当代人的价值取向。

  艺术态度的转变直接决定艺术家采取何种方式生产作品,当艺术品需要通过手工技艺进行创作的时候,任何艺术家作品的供应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如果某一作品的需求量很大,价格就会上升。在技术社会,艺术家本来可以采用制作的方式,像制作照片和复制录像作品一样,努力争取让更多的人拥有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价格问题让艺术家故意逆从社会的技术性,而顺从市场的挑逗性。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说,现在仍然有许多艺术家通过耗费大量手工劳动,创作不可复制的作品来创造价值。一件作品产生于市场方式,或是产生于艺术方式,对其价值期待是完全不同的,而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态度及其行为与艺术几乎是分裂的,但是,利奥·施坦伯格认为,语言的技艺解除了态度转变的责任。

  不能将艺术远离艺术归咎于利奥·施坦伯格称之为奇异的现代性,也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而罗伯特·亨利一向具有领袖式的直率与自信,这可能从当代商业社会获得了支持。商业社会,对于商品的价值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也会对其它物品的价值产生决定性作用。这样的结局谁都不想接受,但是,亨利并不回避,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罗伯特·亨利有更直接明朗的态度:有人将一件艺术品定义为一件“做得很美的物品”,要是我们删掉那个形容词,而只留下“做”,并让它以最充分的意义卓然独立,我会更喜欢这个说法。这与罗兰·巴特用书写来代替创作一样,文本只用书写就可满足,一个美的物品只用做就可以成立。在当今社会除了经济价值外没有更多的价值要求的情况下,经济价值拒绝创作,一件美的物品甚至一件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不是由创作获得,做或者书与就可拥有。创作这一艺术行为,是留给需要有更多其它价值的艺术作品的,一件美的物品因其只需要经济价值而不再适应创作。

  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令人信服的具有正义性的知识。资本主义在局部上向社会主义形态转化过程中,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去病化后的最优良社会形态,当最终需要明确是什么在决定一件物品的价值,或者最终可以决定任何一件事物是价值的是什么,当经济道德与商业性质发生冲突时,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能解决多少矛盾,相反,社会主义反而放大了商业的伦理性质上的悖论,这样一来,经济价值显然为艺术带来了许多无法调和的麻烦。一切美的事物都成为当今社会的消费对象,精神的如道德、爱情,甚至公平都无法逃脱被消费的命运,最优良的社会及其社会因素对艺术的非功用性的自主权就构成最根本性的挑战,而这个构成挑战的社会因素显然是社会伦理,那么艺术的无常未来将使艺术成为什么就根本无法预测了。前途未卜是有关艺术的最轻松的担忧,它今日沦为美的物品,明日可能沦丑的恶的物品也未尚可知,但它照样能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因为人对物品喜好的变更-----从珍爱艺术品到喜好美的物品,经济价值观并不是说不再对艺术发挥作用。而人类有关美的标准的变化、人类出于利益目的将谬论变成真理之类的事时有发生,艺术不可能不面临更大的扭曲,值此,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不是艺术成功的决定因素已经显而易见。严酷前景还在于经济价值可能赋予艺术以敌人的身份,而让艺术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也是不可排除的。即使如此,也没有艺术家鼓足勇气喊出:凡是市场拥护的,艺术必须反对。

  虽然可以、但仍然不能由此断言文学艺术史只是一些没有伦理标准的记录,也不能说除原初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失败,但那个被忽略的决定因素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它就存在在原初价值中,那个被其他价值忽略的因素越来越不能被忽略。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艺术是怎样、具体、为什么诞生的,这是当代意识缠身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人一直是出于需要解决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或将来的问题,而回到真实的过去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艺》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重读古籍。当发现源头与下游存在高与低、严与宽、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距离可以说明问题的意义不在于这个距离有多大。画家的创作无非是这样,亚里士多德说,珀鲁格诺托斯描绘的人物比一般人好,鲍逊的人物比一般人差,而狄俄努西俄斯的人物则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毫无二致。放到艺术过程甚至艺术史来看,好与差之间的“毫无二致”铺垫得越长,后者离决定是“好的”的那个因素就越远,当代艺术创作就是那个“毫无二致”以及“毫无二致”后的那个过程,它就像历史一样记载了一段具体的事件或者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像艺术一样描述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有不同的强调,诗人的责任不是描述业已发生的事件,而是描述根据可能性和必然性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情。

  必然性原则建立在自因基础上,艺术自身的动因成因往往就像大自然一样总是在展示一种自然法则,但是总是受到他因干扰,以致伦理纲常总是在道德范畴内产生冲突。斯宾诺莎认为,自因就是实体、客观世界是自己存在的,实体自身是自身的原因,其它任何东西都不是实体的原因,那么,对实体的认识也只能通过实体自身来认识,而不能通过别的东西来认识,对伦理的认识也要像认识实体一样。知识的自因与成因显然系出一种保障,如果知识缺少那一神秘的保障使其不具有正义性,知识也不能帮助人认识伦理。

  根据自因说,可以这样理解,一件艺术作品成功是自身的原因使其成功,一件艺术作品失败也是自身的原因促其失败,即使因为外因的干扰而失败,也是因为自因失常而失败。如果要接受这个真理,就得有一个极好的概念、极准确的概念承接那个事物,这个概念承载的事物肯定要比创作的新创造性、主题的新思想性、价值的新真实性之于艺术的品质更高,同时也比它们之于艺术更准确。

  斯宾诺莎提供的知识让人们看到上帝获得了恰如其分的身份,上帝还原为上帝,不再为万物负有责任,因此,我们肯定不能脱离事物的自因而返回到虚无主义中去,或者重新神秘化,将事物成其为存在归为一些神秘的因素,在这个前提下,再次审视艺术的创造性、思想性或是真实性,发现如果没有一个自因性因素对其提供保障,创造性、思想性和真实性本身决定不了么,何况创造性、思想性或是价值真实性本身就很神秘,如果缺少一种保障,三者似乎还得神秘下去,其神秘性是因为缺少那个决定因素它们不可能被决定或者它们也不可能决定什么。的确,就整个艺术史来看,创造性、思想性和真实性一直就是如此表现的。

  被自然所决定而有某种动作的事物,不能使其自身不被决定,由此,“伦理”在决定事物的动作的正确性(正当性)时出现。这其实是一个来自然的极朴素、一点儿也不神秘的道理,但是,我们对自然太熟悉,熟悉得到了不知道它对具体事物的动作究竟发挥什么作用的程度,因此,由自然规律产生的法则虽然具体可感,也往往不被借重,决定事物存在的伦理从而被许多神秘的关系隐含起来。伦理重新神形化一是当代社会的需要,因为作为最高决定它阻碍当代社会所急需的创造性;二是认为自因与他因的冲撞中伦理不能成为“正当关系”的自因力量,而一旦产生力量发挥作用,就会阻碍人获得利益,就会破坏人类的想象力,影响人类发展。将其穿上神的衣衫,唯物主义就有了可以抛弃它的理由,人类所有行为包括先锋艺术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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