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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谁决定艺术的失败

2014-06-17 09:4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一件艺术作品,其成功失败与否,总是有什么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思想性、真实性,这些熟悉的因素被当作标准一直在判断中发挥作用,经历先锋运动和极端抽象主义运动后,艺术亮度减弱,艺术灰度增加----种种现状告诉我们,创造性不能决定艺术创作的成功,至少创造性不是艺术作品成功的决定因素。离开对形式的考察走向内容,判断者把目光转向艺术的主题,当今艺术把人推向十字路口,在无助而需要选择的时候,选择者往往没有了方向感,离奇的主题有时有损人对艺术的信仰,令人觉得思想性也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成功的决定因素。

  遇到种种问题之后,考察者可能会将目光转向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作品的价值能决定艺术是成功的吗?目前,流行的虚拟价值在左右一切时,人们发现艺术也难以幸免,要让艺术作品走向成功显然不能寄托于此。艺术的流行价值不再提供严肃性,还有没有其它什么提供严肃性呢?为什么不让其它因素提供严肃性呢?疑问很多,但是我们依然从心底对艺术抱有如同艺术一样古老的那种信仰,每个人都不相信艺术已经死亡,因此,我们会产生如下想法,决定艺术成功与失败的因素,本来就和艺术一同诞生,但被当代艺术忽略了。

  创造性不是艺术成功的决定因素,是因为创造性本来是艺术创作的最基本的性质。创造性使作品具有艺术性,就像人性、物性这些最基本的属性一样,使其成为某一类事物而不致于混同于其它事物,现在如此强调艺术的创造性,或许是因为作家、艺术家欠缺创造性才被当作一个标准衡量一件作品。

  艺术哲学面对这类问题,用一系列概念概括了艺术呈等级退化的现象。以罗兰·巴特的理论为界面,创作与书写的几乎是不同性质的区别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几乎是自由化身的当代艺术,连这一事实也接受不了,拒约所有平庸,以破坏性取代创造性,暴力型创造性完全丢弃某种使其具有正当性的因素的规约。一些艺术实践者如亨利·马蒂斯说,他无法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同自己传达它的方式区分开来,无论传达感受的方式与他的感受或者说他的思想结合得多么完善,艺术表现手段上似乎永远不是理性的体现。

  这样的问题导致蒙德里安等许多清醒的艺术家几乎花费毕生的精力来平衡主观和客观的冲突,但局势并不乐观,后来的艺术作品中主观的因素还是占据了艺术的整个创作过程。艺术家对此表现的执着与苦闷,说明客观性对于艺术是多么重要。客观性对作品具有普适意义存在不可轻视的关连,艺术的客观性保障生产思想,主观性保障制造情感,当艺术家总觉得自己在作品说得太少,又不能总是抱怨客观性只发挥对情感的节制作用时,这意味艺术作品已经属于创作者而并不属于其他人了。属于他人的艺术作品的真实是适应任何时间的事实,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都具有警示启迪意义,客观就是价值以及价值真实性的保障。

  像马蒂斯这样被艺术理论称之为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当然相信他的思想是他的艺术创作的基础,但是,既是艺术理论家也是艺术实践者的蒙德里安,他就清晰地感受到在创作中受到创造性的倾向的双重性的干扰,主观和客观之间往往因为受到现实的困扰而失去平衡,以致主客观之间的某种结合总是不那么平衡不那么和谐。即抛弃这类艺术实践者的企图,其作品实在不能平易透彻地告诉欣赏者如理论阐述的那些东西。

  认识到创作企图对艺术的思想与价值具有赋予性性质,而作品实际上难以完美地承载创作者的思想之后,零度写作为反主观介入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但是另一个事实则是,陷入如此状态的创作不只是来自意识形态、政治的介入,在端正创作态度、回避暴力创作而要以付出牺牲创造性为代价的条件下,用既是工具性的又是修饰性的资产阶段式写作,把偏重于内容的古典写作区分开来,从此,内容与形式之间就由书写划出一道界线,内容与形式之间出现了怎么努力也无法弥合的裂痕。

  当然,凡是艺术家都必须重视创造性,但是,创造性是对客观的更多展示,而不是主观的更多表现,创造需要借助主观,但创造物作品中最终不能只剩下主观意图。亨利·马蒂斯说,创造是艺术家的真正的职责,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他同时说,把这种创造力归于天赋的才能将是一种误解。在艺术中,真的创造者不仅是一位具有天赋才能的生灵,而且是一位为了特定的目标,成功地把各种功能综合安排在一起的人,艺术品就是这种活动的成果,而不是可以归属为真理、可以一直指导人类行为的的某种新思想。这让人失望,但多少还能让能够接受这一观点的人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让人意识到艺术创造是在艺术的领域产生成果,而不是在哲学、意识形态等领域产生成果。

  其理由,对于像亨利·马蒂斯这样的艺术家来说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并不存在新的真理。马蒂斯在《画家笔记》中说,艺术家的作用如同学者的作用一样,是由掌握那些常常对他重复的流行的真理构成的,不过,这些真理向他显示新的意义,而在他真正抓住了它的最深的内涵之时,艺术家就把它们化成他自己的了。艺术家的艺术行为或许不在于创造真理,而是在于对真理的独特感受,感受真理获得新的意义并把它表现出来。赵无极就说,他的创作对于道,不在于把握道表达道,而在于表达对道的新感受。创造不是颠覆已有的真理。

  对真理的独特感受并将其完美地表现出来是否是属于创造呢,对于真理而言当然不是创造,对于感受而言它当然也不是一种新的真理,因此,创造对于艺术作品乃致使其成为艺术只发挥了部分作用,对于保证艺术在任何时期都是成功的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对真理的独特感受不可能和真理一样接受任何时间的检验。的确,人类并不存在特别多的真理,真理不会像春暖花开那样普遍,创造性要能保证艺术家的感受不是对真理的歪曲,至于其感受的独特程度如何,都不能保证此类表现就是创造性的。

  创造性还反映在对历史的态度上,一些艺术家作为同行分析马奈和雷诺阿的作品时说,马奈的作品对任何人都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都分享它的见解、它的情感,甚至它的偏见。持历史终结观点的福山认为,“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体制。问题仍然与时间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不能满足另一时代的艺术家的要求,当然也不能满足时间的要求。布尔迪说,对于从悠久的传统中走来,又与传统决裂的艺术作品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消费,都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彻底的历史行为,又是彻底的反历史化的活动。这让艺术的多样性在这个时代出现一致性,当代艺术创作虽然参照了以往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没有记住其中任何一种形式或是它们的创作条件。如此创作只不过是调动全部可能的创造性去适应当代价值取向、适应当代文化体制,这个小小的过程中,一把新的奥卡姆剃刀,剃去了所有创造性。

  马奈的创作开启了艺术的一个新时代,按照流行的思维来理解,能开启艺术新时代的作品肯定饱含创造性,但艺术家最深切的理解是,一切艺术家都带有其时代的烙印,而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引进烙印最深的人,他留给下一个时代的仍然是鲜明的烙印,这些鲜明的烙印包括下一个时代的偏见,可见,缺少更高的存照,创造性并不能决定什么,甚至不能决定艺术表达形式的正确性。

  寄希望于作品的主题会让艺术避免上述结局吗?艺术创作其实连极简单的过去时都无法左右,而在简单过去时背后,总是隐藏着现实目的与创作的合谋。而教科书贯输给写作者的主题是那样单纯,它根本无力回避目的与写作的设计,更无法摆脱现实的需要。在中国近现代,黄尊宪、梁启超等人极力倡导艺术与政教分离,不过,一旦一个民族处于危机之中,或者意识形态企图赋予艺术高贵身份,艺术自然而然地又放弃了独立性而投身于革命的行列。其主题虽然带有鲜明的思想性,但它陷入现在进行时时态,仍然无法摆脱特殊时期赋予艺术的特殊的意义,最终只能在艺术史中就寝,稍后一点的时代,它迎来的可能只是考证文物一样的目光。

  整个文化史其实保留着一种言外之意,艺术一直试图说明普遍的美并非产生于特殊性。形式、时代乃至主题或因其特殊性,巧恰破坏了艺术与未来的关系,而艺术表明普遍美是决定艺术与未来关系的核心,形式的特殊性与主题的特殊性显然不能决定艺术所需要的关系能够产生普遍的美。我们也许明白普遍的美的意义并不只属于一个时代,因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马蒂斯所下的决心:我宁愿过分坚持用表现本质特征的方式去获得更大的永恒性,哪怕牺牲掉某些迷人的东西也在所不惜。

  艺术一直向创作者强调,艺术拥有一些关于形式的恒定不变的真理。皮埃特·蒙德里安对此的认识是,每一种形式,每一根线条,都有其自身的表达方式,这种客观的表达方式可以被创作者的主观思想改变,但它仍然是真实的。正是形式的恒定不变的真理面临被改变或被遗忘的主观式风险,因此,艺术内容反而会承受思想带来的危险。蒙德里安极具苦心除了用他创作的艺术作品做出示范外,还用不少文字表达了他的担忧。蒙德里安说,两种彼此对立的主要人类倾向以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一为直接创造普遍的美,另一则为自身对美的感受与表现。而力求主题鲜明的创作往往放弃一些形式上的真理而个性鲜明,但是其代价是牺牲了主客观表现方式之间的和谐,从而掩盖了普遍美,或者至少有一种决定因素不会为它支付更多的保证,以致这样的一幅艺术作品可能从起初就丧失了成功的可能性。

  过于特别的主题断送艺术作品的意义,并没有让艺术创作者清醒起来,越来越强调艺术先锋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理论上的反省不是循着艺术的规律而是着重于其文化效果时,直接指责先锋就是糟踏、践踏、破坏、摧毁之类的批评,只能表明理论自身丢失了真理,而陷入一场毫无结论的战争,最终反而被先锋艺术归为天敌,当作传统势力而剿灭。目前,不仅艺术领域,在各个领域,传统是最能引起公愤的敌人,传统是先锋艺术的首要摧毁对象,传统也是极端抽象主义和当代失形艺术的公敌。一个不具艺术立场的普通人,也极容易对传统表达愤慨,哪怕这个不具艺术立场的人其实是被先锋艺术驳夺了全部常识而沦为赤贫、而失去判断能力,但是他仍然会为鸦片提供者贡献他最赤诚的保护。

  列奥·施坦伯格说,一个革命的艺术运动的领袖,也许会对一种新的趋势感到怒不可遏,因为很少有什么东西,会像不再臣服于革命路线,或者背叛革命路线那样令人震怒的了。这或许是任何艺术运动领袖终将成为另一场艺术革命的对象。这似乎是先锋艺术的宿命,众多主题让公众陷入困境,令公众愤怒的却不是主题,反倒是艺术家对公众仍然需要的那一类主题的背叛,反倒是一个曾经的艺术领袖不再生产革命性主题,不再创造一如以前的具有极强破坏性的思想与观念。人们经常会因一位先锋艺术不再先锋而将其归为传统加以放弃,并给他贴上江郎标签。我们可以让普通人还原艺术的纯粹性,但不能让被社会左右的一般人的从众式喜好成为艺术的标准。艺术作品是否应该遭到抛弃,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决定创造、主题与思想的命运。

  凡是判断陷入无标准或者什么都是标准的窘境,人们最终启用的可能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本来是最严肃的判断,价值判断成为最容易最常用的方式除了说明当代会社泛价值外,也说明当代社会判断趋向价值唯一性。最令人感到困难的是用什么价值标准进行判断,审美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判断,还是伦理价值判断,亦或是对艺术最无效的笼统的文化价值判断,就当今社会取向而言,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唯一性价值判断所倚重的标准。当然,艺术这个最古老的对自然的信仰形式一经问世,就存在价值判断,但现在(或可称为数化时代)的价值判断显然不同于以往,在多数情况下都以经济价值为终极价值,这就意味艺术作品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最终都在接受经济价值的考量。数化结构时代所有行为被注入利益动力,利益关系式就会高于一切关系,这成为这个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而被称之为数化社会的这个时代,为了保证其独特性、唯一性,它必须剿杀所有其它价值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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