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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运: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2012-10-01 14:1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思运 阅读
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赵思运

    摘 要: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方针、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鲁艺也曾探索学院化、正规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延安鲁艺及其每个人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与变异。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等人的转变正是典型体现。
    关键词:鲁迅艺术学院  学院化  延安整风  周扬  何其芳
    作者简介:赵思运,山东郓城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化创意学院教授,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研究,世界汉诗传播研究。
 
        Title: Yan’an Lu Xun College of Ar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bstract: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Yan’an period and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e education policy, aesthetic idea and mores of Lu Xun College of Art changed drastically after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it became the miniatur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under wartime conditions. As Yan'an in 1930s is a typical society of  wartime communism modal, Lu Xun College of Art focuses on political disciplines more than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not to cultivate academic talent with an independent spirit of scientific and truth pursuit, but to develop the better tools of war. The way of formal education has been also explored, but in a highly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pace, in which Lu Xun College of Art and everyone experienced th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the movemen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lives of some figure, and concludes that Zhou Yang, dean of Lu Xun College of Art, He Qifang,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Zhou Libo, etc are the typical embodiments of those changes.
        Keywords: Lu Xun College of Art    regularization of the Colleg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    Zhou Yang    He Qifang
        Author: Zhao Siyun, Ph.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reative Culture and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world Chinese poetry.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危亡之秋,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于是,国家、民族、战争都以革命价值理念为核心,共同浇铸到一个整体,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各种学校亦如是。当时,在延安创办了各种院校,如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军事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等。此时的学校问题不仅仅是文化教育问题,而更多的是政治问题。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学校教育具有深远影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审美观念、教育路向和精神风貌等方面,在延安整风前后迥然不同,极具典型性。
 
        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1938年1月,由于一个纪念“一·二八”六周年的抗日戏剧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毛泽东遂产生了创办戏剧培训班的想法,后来办起了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4月10日举行了成立典礼(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是成立鲁艺的第一个发起署名人,另外的几个发起人如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也都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多次到学校做讲话、开座谈会。刚刚成立鲁艺的时候并未明确院长,只任命了副院长沙科夫兼教务长。在一般人的心中都认为毛泽东是院长。毛泽东领衔于1938年2月发起的《成立缘起》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李书磊 150)。鲁艺的教育方针由中宣部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教育方针规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郝怀明 58)。最初的学制是:入校三个月,然后去前方或部队实习三个月,再返校三个月即毕业。这就决定了鲁艺的性质只是干部短期培训班性质。1939年5月,毛泽东出席鲁艺成立周年大会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4月10日,鲁艺二周年纪念日,毛泽东题写新的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并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学校的意识形态化管理,政治行政力量自始至终地介入到鲁迅艺术学院,从指导思想到教学理念到课程设置等等。鲁艺的目的不是发展艺术,而是更好地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
        鲁迅艺术学院及其他院校都受制于当时延安的社会文化环境。20世纪30年代,延安的社会模式可谓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这个兵法社会既接续传统兵法社会的特点,又具备了共产国际的军事共产主义特点,所有的人都被编制到军伍之中,全民皆兵。延安的学校也一律是军事化管理,师生都是战争机器上的必要零件。各个学校采取供给制,物质需求减到极限,个人私产几乎不存在。与简单的物质生活相关的是精神生活的简单与统一。海伦·斯诺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里写到:“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481),“在这支道德上极端拘谨[a1] 、纪律非常严明、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军队里,一切罗曼蒂克式的风流韵事,不得不尽量避免[…]他们似乎生活在一支童子军里”(48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极端的、清教徒式的节制和严格的道德观念,[a2] 是争取民众的纲领计划的组成部分”(481)。“最重要、最非同凡响的,是前线部队及其政治领袖们那种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主义精神”(484)。 延安政府借助集体的力量,使苦行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加强自我约束,并把苦行主义伦理化,从而上升为一种道德观念。人们为了未来的自由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是值得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自由”作为价值反而被手段所异化,手段成为一切。“自由”的获得不是靠个人人格的自由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的丧失为代价。
        在这种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教育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勇于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办学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所有的课程都在于使学生为抗战服务。虽则名曰“大学”或“学院”,实则是抗战短期训练机构,没有任何学院气息。世界学联代表团在访问延安时,延安抗大曾经授予他们“博士学位”的荣誉,恐怕这种事情在世界其他大学极少见到。“‘集体生活’和‘互相帮助’成为提高学生整体教育水平的重要原则。学习上虽有竞争,但不鼓励夸大‘天才’和‘个人名望’。学习被训练得不惧怕批评。他们认为,自我鉴定和自我批评对于进步非常重要”(江文汉 337)。鲁艺的文学教育,也不能把文学当作专业,而是把文学逐渐改造为政治斗争和战争的工具,不是强化文学自身的质地,而是逐渐消解文学的独立性。文化教育成为群众运动的一种政治方式,群众原则取代了民主制原则。
        与此相适应,鲁艺人的审美观念也是朴素的,崇尚不事雕琢的美。吴伯箫的散文《记一辆纺车》有过描述:“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40)。1939年6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北美协会的授意下,派遣江文汉等人到延安访问。江文汉谈到过他在延安的尴尬。在一个晚会上,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个15岁的小女孩,是鲁艺的学生。她与毛泽东交谈时使用的全是熟练的意识形态话语。江文汉由于穿着太“洋化”而遭到小女孩的责问:“你住过窑洞吗?你吃过小米饭吗?你穿过草鞋吗?”好像她自己才是真正“典型的中国人”(江文汉 345-346)。延安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化了。
 
        战时军事共产主义对于文学教育的要求未必能够完全一致地得到贯彻。因为知识分子在延安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绝大部分是来自大后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有一些人继承了“五四”精神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他们与延安政治规范的冲突不可避免。下面是延安大学教育处统计各个学校学员的来源情况:
院别
学员来源
行政学院 鲁艺 自然科学院 母亲班 总计
大后方 75 178 51 69 373
陕甘宁边区 735 18 1 5 759
其他根据地 43 94 5 5 147
敌占区 6 15 2 0 23
附注: 此表所列地区系指工作地区,而非指籍贯。 1302[a3]
        这些数据决定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活力与独特性。文人的思想一般要比其他延安人更为活跃。一些文人怀着对革命的浪漫幻想和热情参加革命,但是面前的革命环境和组织性与他们想象的革命情景并不一致。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浪漫幻想,必然会出现落差。革命定律与文人的思想立场未必一致,革命要求“文人”转换身份为“战士”,于是,身份的变化也使相当多的人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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