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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论纲

2012-09-29 01: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岳川 阅读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论纲1

  近年来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对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复兴”,“送出主义”等说法提出了批评,并坚持全盘西化立场,反映出当代知识界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我不认为季先生的看法“可笑”,倒认为是可爱。它体现出一种本土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因为我们不能老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中国文化复兴”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的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整整一个多世纪,我们的文化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同质化中还有一颗中国心。正如李慎之先生说:“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一直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2

  我提出不同于上面两种看法的“第三种”文化立场。近年来,我倡导“发现东方”3的思想,“发现东方”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4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新问题;第二是为什么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吗?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discovery)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并不等于她的存在历史和在新历史中的意义得到了恰切地理解,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中,走向“文化互动”。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岂不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有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太贫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微弱的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

  提出“发现东方”,意味着发现东方的主体是我们自己,而不再是西方学者或西方汉学家。5发现东方的对象不是中国传统中落后僵化的东西,而是历尽数千年而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经过欧风美雨冲击而出现的新文化形态,以及中国现代化当中新的文化精神。发现东方还在于“东方”在西方中心主义眼里一直是被看和被征服的对象,“中东”成为西方的石油资源争夺场,“远东”的日本已经脱亚入欧,而中国则在诸多方面被日韩文化所遮蔽。6因此发现“东方”具有重新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文化重镇的地位,确立“汉字文化圈”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主动势态的重要意义。说到底,“发现”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发现,对虚无主义的拒绝,对未来中国发展可能性的展望,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向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

   “全球化”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记忆,但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在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这意味着各国之间在交换价值和经济制度上的认同逐渐整合为一体,表征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以及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最近一位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需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同一种文明内部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全球化为什么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过程?

  在我看来,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信仰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表明中国将尽可能在科技领域与世界同步,中国对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百分之百地学习和接受,同时不排除可以像“西马”那样反省科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弊端。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这种并轨的提出只是指证我们的制度轨道可能过窄,应该换成世界通用的宽轨。但是制度并轨应当注意到各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以及语境,对不同国家需要保留其起码的差异性要求。因而,制度并轨化出现了差异,只可能实现90%。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这个世界没有中国数学、法国物理、美国化学的说法,但是有中国文学、法国哲学、美国史学的说法,说明在科技领域,知识基本是全球通行的,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差异性向来存在并且正在加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不是谁吃掉谁、谁兼并谁、谁垄断谁的问题,而是“对话”与“互动”的问题。这种“对话”大抵从汉代开始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进行着,今后也将永远继续下去。只要是有一定文化身份和价值意识,就会不断地寻求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中的“对话”表明不同的思想体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总体上看可以达到70%。

  第四,信仰的冲突化。正如齐泽克所说,这是“同一种文明内部之间的冲突”。这种自我冲突化、外部与内部冲突的共存已经使差异达到百分之五十。有学者坚持“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中国”的理念,强调了只有基督教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只能建立在个体信仰上,要把这一观念变成可以普及的全民信仰相当困难,在多元化时代大概也难以要求所有人必得如此。因为信仰的差异性是无可讳言的,哪怕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或者学习尊重差异性的时代,尽管这个多元化的过程将会相当漫长。

  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项已经遭到了质疑。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尊重文化的差异,这是世界的潮流。当今世界注重“东方主义”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代的原因。而当代的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最为关键。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的统一的领头雁问题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不仅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诸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7。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或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8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9那时中国正在忙于搞“文化大革命”。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10。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或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11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十五世纪“创造”的12,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约翰·福斯特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中,最后形成这样的共识:“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13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400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14。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15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详细记述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对“四大发明”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问题。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的观点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说。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16。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17。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寻求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18,成为震惊考古界文化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为了粉饰甚至伪造历史已经不择手段。

  从深层看,日本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从“脱亚入欧”到“向亚太进军”转型。一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一员”自居的日本,二战后感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振兴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于是,开始从地缘政治和亚太经济潜力上体悟到“东亚崛起”的重要性,以及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繁荣“领头雁”的前瞻性。其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国策上强调全球化中日本“政治大国”和“大国外交”的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中心已经从政治和军事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方面,日本要努力实现“新的全球观念”,走向“新的产业文化国家”19。这其中所有的目的都表明日本想成为亚洲共同体的老大。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其实,问题进一步走向复杂化,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21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22“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23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唯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拉克伯里(Lacouperie)之说。“疑古派”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代的日本亦大肆宣扬“尧舜禹抹杀论”24。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25强调西学源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先秦诸子。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26,“皆谓圣人所已言”27,“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28。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9。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30。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如黄遵宪就认为:“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 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31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中心”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32。

  其实,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丧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说:“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