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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流水帐:解码鲁迅

2012-09-29 00: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敬文东 阅读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鲁迅)

    1927年9月4日,鲁迅在一封通信里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而已集•答有恒先生》)我们要么轻易绕过了这句话,因为它毕竟有碍观瞻;要么就是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学上的登山运动——有着强烈升华癖的力必多,从远视眼和近视眼的口腔里就这样过渡到了鲁迅身上。人在一个被自己造出来的神面前是有理由这么做的。的确,我们难以理解,神仙也是要上厕所的。这显然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南面为王的刘安率领自己的鸡犬升天后,没想到却被天帝任命为厕所的所长(参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杂兴》,孟郊《元宪集•默记淮南王事》)。上帝也是一个大俗人,因为他是所有俗人唯一的始祖;米兰•昆德拉从上帝有肠子、要上厕所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把它给窥破了(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圣经》其实早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个意念,可惜我们这些有着过多圣洁癖好的俗人,无法理解来自上天的启示。鲁迅的话遭到蹂躏,就更在情理之中。

    我们多次被告知,热爱生活是我们这些生活拥有者的天然义务。这当然很好,也当然算不得错——假如情况真的就是这样。可是,教导我们的所有人、所有教义,都没能令人信服地说出他们(它们)所说的义务究竟意指什么。所以,加缪才像猜谜一样,指着义务的鼻子向我们惊呼:看啦,那些西西弗斯!中国的神话也只好把双手一摊:哎,吴刚。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生活只是出于一种十分偶然的原因漂到我们手中的一笔有待考证的赃款。挥霍赃款,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实质——生活从来就是不洁的,它有着被魔鬼定义过的严重嘴脸;把赃款用于类似于希望工程的灵魂改造事业,也是赃款的伟大用途之一——但永远说不上什么义务(敬文东《关于请假的三首小诗和三条注记》)。“无论怎样渺小的思想观念都能贯穿人的一生!”1946年,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笔记里惊奇地喊道,“这正如同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国家里,花费他的毕生而旅行一样,他会认为在这个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很显然,在这里义务就是那个袖珍思想、袖珍国家:在有着热爱性质的义务之外,决不承认还有颓废、悲观和虚无——这些都是肮脏的事物,是魔鬼。而生活本身却是巨大的,它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生活一直在向我们发话:我诞生了,但你们并不认识我,那不是我的事情,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是鲁迅剖肝挖心的独白。这种句式在沉静、沉痛和沉重中,包含着的不可商量、不容讨论的坚定性早已向我们表明了,鲁迅是反对义务说的:既然生活仅仅是一笔不洁的款项,你像一个吝啬鬼一样对待它、珍惜它,对头;我去蹂躏它,戏弄它,也对头。这中间没有可争论的余地,争论只意味着枉费力气。《圣经》说,你来自尘土,也将回到尘土。《圣经》向我们保证:你们这些尘土只有信奉上帝才能得救,你们的生活才会有意义。但《圣经》无法合乎逻辑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信了他老人家,我们就不会是尘土了。它只是说,你们要虔诚……实际上,生活本身毫无意义,它只是一个个肉身凡胎穿过时光隧道的一次次短暂旅行,它从莫须有处来,将再回到乌有之乡中去。它不会带走人世间的一根寒毛。正如一首古波斯的四行诗所咏诵的:

人生到头落得手中一阵清风,
世界万物终会变得无影无踪;
一切存在之物都应视为乌有,
无有之物也可想像就在世界之中。
(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第23首)

    没有任何理由去误解鲁迅的独白。它是鲁迅在看清了生活实质后的恍然大悟。对于任何一个听到过生活与生命之间互相交战、对话、驳难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时光有一些残忍的习惯性动作。但这首先是因为时光是残忍的。卡夫卡说:“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房间,这一事实甚至可以通过聆听来验证。”卡夫卡大约忘记了说,每个人体内还有一双无形的耳朵和一张无形的嘴巴,它能听见生活无聊的、不洁的脚步声。它能对生活说不。但寄存在时光外衣之内的生活,是一个强加给我们的事实,它有着相当的含混、致命的偶然、广泛的来历不明和普遍的背景不清的味道。对生活说不,在身体和生命那里有着双重性质:它反对生活,但它也只能接受生活。对任何一个活人,生活都是一条暂时还没有结束的河流。“它会有一个结束吗?”T.S.艾略特自言自语道,“没有。”(Where is there an end of it? / Tere is no end of it.”)就是这样,酷爱写日记的卡夫卡才会在他的日记里说:“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鲁迅的日记就是对艾略特和卡夫卡那些精短言论的放大:鲁迅的日记整个儿就是一部流水帐;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漂到了鲁迅本人手上。鲁迅一伸手就接住了它。但这是一部关于生活的流水帐,它记载了生命流逝的些微痕迹,也记载了生活的了无意义。“日记是岁月之善举,”卡夫卡说。1932年1月7日,鲁迅的日记只有寥寥数字(鲁迅的日记一贯只有寥寥数字,有时只有两个字):“云,冷。无事。”千篇一律的日子,无事忙的生活,不过是为着把这笔不洁的款项尽可能花光。这样的生活对人的意识、记忆,构成了强烈的威胁和严重的挑战。流水帐表明了生活的了无意义,也表明了人对它的记忆是零星的、渺茫的、甚至是不值得记录的。鲁迅之所以要长年累月地记日记,仅仅为了防止生活的被忘却,尽管忘却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绝大多数人流水帐般的生活,不是早已烟消云散了么?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但鲁迅的日记同时也表明了,记日记本身也构成了鲁迅消耗日月的方式之一。他能从中获得快感。

    弗洛伊德说,一个人对他成年时期的事件的有意识记忆,完全可以类比于第一类历史(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鲁迅为自己写了一整部《春秋》。鲁迅的《春秋》已经产生了许多部试图从中发掘民族魂的由来的伟大“左传”。这显然不是鲁迅的初衷。

“我仅仅是一个草稿,从未真正完成……”(敬文东)

    敏锐的病夫卡夫卡说,日记是个总体问题,“在日记中,人们找到了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不堪忍受的处境中,四处张望,记下观察;”他写日记,是为了“每天至少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如同有人用望远镜对着那颗彗星一样,”是为了用日记去更正生活,是为了发现“我就睡在我自己的旁边。”生活是一笔未经我们同意就强行塞在我们手中的赃款,至于它来自何方,历来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它应该怎样被花费,千百年来的说教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实际上,生活的实质就是强制性,接纳和忍受是它的天然要求。这才是身体、生命对生活的唯一义务。一切所谓的人生意义,一切乐观,都应该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否则,要么就是虚伪的,要么就是盲目的、不可靠的。广泛而普遍的虚伪与盲目,曾经贻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如果卡夫卡对生活的忍受要求还隐含着不平,鲁迅似乎已经抹去了这种不平。鲁迅生活的流水帐就是这种口气。在说到自己的杂文集《坟》时,鲁迅用凝重的口吻讲:“在我自己它还有一点小意义,这就是《坟》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痕迹。”(《坟•题记》)这是生活流水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根本上就是“当时事件的编年史”,是对生活春秋笔法式的思想罗列。

    卡夫卡对生活有过正确的表述,他说,我们一般都是在没有多少不同的情况下度过时光的。在说到日记时,他又错误地以为,“写日记的人的一个优点在于:他对变化有着冷静清晰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面临这种变化。”鲁迅的生活流水帐同意卡夫卡对生活的表述,却不承认卡夫卡对日记的赞美。鲁迅的日记表明了:他的确渴望面临生活的变化,但生活却以一贯的古老腔调,用太监的公鸭嗓子拒绝变化。流水帐是鲁迅在深刻认识到生活的实质后,才采取的维护自己可怜记忆的无奈方式。它是可怜本身的好证明。鲁迅的日记是无事的生活的习惯性动作。这就是鲁迅为什么临死前几天还要仅仅记下“星期”二字的原因(参阅鲁迅1936年10月18日日记)。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在口吻上和生活的流水帐质地是相匹配的。生活在根本上仅仅是用文字记载的流水帐;流水帐是无事的生活的直接引文。流水帐的罗列式记录方法,也配得上生活的内在质地。鲁迅发现了体内的房间、嘴巴和耳朵,在生活要求他说是(即所谓热爱生活的义务)的时候,他用逐渐降低的语调说:不……但听上去又像是逐渐增高。鲁迅有这样的本领,也了解颓废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许多人都注意到了鲁迅的自虐倾向,这当然很对,但具体的表达方法是:鲁迅把自己的生活首先看作了流水帐。

    所有关于民族魂的伟大来历都应该从这里边去寻找:民族魂是建立在生活的流水帐之上的;鲁迅是在不大看重时光却又不得不使用、消费时光,不得不接纳与忍受生活时,才在歪打正着中当上了民族魂的。民族魂归根到底是一个假动作,是消磨时光这个真动作的漂亮外衣。要是鲁迅还有其他的方法消磨时光,要是鲁迅根本就不喜欢舞文弄墨,假如鲁迅像一个赌徒一样酷爱麻将,鲁迅还能当上民族魂吗?这是鲁迅给我们留下的众多疑难杂症中的一种。人遇到的第一问题,从来就不是唯心和唯物,也不是加谬所说的是否要自杀或丹麦王子的TO be or not to be,而是该怎样有趣地活下去,把到手的岁月尽可能有趣地打发掉;至于活到什么样子,是民族魂还是民族败类,是英雄还是王八,都是后一步才要考虑的。维特根斯坦说,让人吃惊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就是这样的。人生与生活也是这样。贝多芬说,命运在敲门;但贝多芬很可能只是想说,人活着必须要打发岁月,并力争有趣一些,那才是真正的命运。

    鲁迅对自己是不是民族魂,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兴趣。鲁迅的言行早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一意念。他知道自己也许根本就不是民族魂。他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失败者,是被时光击中的失败者,也是被时光和命运以及中国的现实景况挑选出来、突出出来的伟大失败者。这是时光在鲁迅那里最重要的使用价值;该使用价值和人们屡屡称颂的时光的价值(也可以被称作意义)并不等价。价值不等于使用价值,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的互相扑空,是鲁迅日记——这个陈年流水薄子——向我们透露的微言大义和真实信息。

“公众听不见我说的,我不说它想听见的……”(卡尔•克劳斯)

    鲁迅年轻的时候,也像渴望“生活在别处”的小青年一样,向理想打了数十个传呼。他在浙江绍兴打过,在南京水师学堂打过,在东京弘文学院也打过……他等待回话的焦灼心情是明显的,他有许多话要对理想它老人家说,如果它回传呼的话。鲁迅最想对理想讲的话是:“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零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理想究竟是咋搞的呢?是它没有佩传呼,还是根本就没有理睬鲁迅的意思?“周流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刘向《远游》)。总之,当鲁迅终于明白回话是等不来的时候,他早已坐在北京绍兴会馆一间老屋子里,抄“没有问题和主义”的古碑了。院子中有几棵槐树,其中一棵据说还缢死过一个女人(《呐喊•自序》)……

    鲁迅以低沉的嗓音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都忘却了(《呐喊•自序》)。等待催人老啊。当鲁迅以大彻大悟的口气说出“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之后(《坟•娜拉走后怎样》),他终于明白了,理想根本就没有佩传呼,或者,理想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传呼。他显然记错了号码。鲁迅生活在一个理想普遍出生但最终都幼年夭折的时代。理想在不断地更改电话号码。“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就用这种皮里阳秋的语气数落着他看见的众多“理想”。

    给理想打传呼,表明鲁迅还在做梦,他还有着滚烫的鲜血,还在渴望生活的意义,还在争取成功的人生;等理想回传呼,说明了鲁迅相信还有一个理想和它随身携带着的意义;终于明白了等不到传呼,标明了鲁迅即使没有人去惊动也自动醒过来了。鲁迅的睡眠不足,鲁迅的梦境很浅,鲁迅的睡眼惺忪。如果理想一拨就通,我们将看不到鲁迅。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彻底表明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是怎样一步步到来的。鲁迅想接到的是理想给他的回话,而不是拿到什么流水帐。“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梁鸿《五噫歌》)流水帐的到来,也把一个个千篇一律的日子,可以令人无限惆怅的日子转渡到了鲁迅眼前。鲁迅被迫接受了这一不洁的馈赠和款项后,他开始在日记中,逐日逐条记录自己究竟在怎样使用这一款项。比如说,鲁迅就是这样消费1932年2月29日这笔小款子的:“晴。午后复秉中信。复紫佩信。下午(郁)达夫来并赠干鱼、凤鸡、腊鸭。”这中间的伟大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和“顾瞻帝京兮”是不是截然相反的动作呢?

    文学探长罗兰•巴尔特,从阿兰•吉拉尔(Alain Girard)和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私人日记里,侦察出了两种不同的“作案”方式:一个认为,私人日记是对社会的、家庭的和职业的记载或诽谤、甚至调笑;我们听说了,在另一个那里,它是推迟孤独和焦虑的方式。鲁迅的日记显然是吉拉尔式的:他把布朗肖给省略了。最初,鲁迅在打传呼和等待传呼时,他生活在孤独、焦虑和梦想之中,这时候鲁迅的日记(如果他要写的话)是饱满的、充盈的,连孤独和焦虑都鼓鼓囊囊,令人垂涎欲滴。而和我们在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情况不同,从鲁迅的日记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有关梦想的任何记录:鲁迅不习惯做梦,他已经忘记了做梦的关键性动作、步骤和要领。流水帐拒绝记载梦想,因为梦想虚无,貌似火热。所以鲁迅才意味深长地提供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言判断:“梦是好的,否则金钱是要紧的。”(《坟•娜拉走后怎样》)这等于是说,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还记得曾经有梦,但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梦想在自己领空上的盘旋。梦想早已被打断了翅膀。它也向我们暗示了,鲁迅在怎样现实地、容不得半点幻想地接纳和忍受生活。博尔赫斯以大彻大悟的腔调帮助鲁迅说:

……那渴望中的
天堂只为少数人而建设
而地狱则属于几乎所有人。
在这一团乱麻的中心,
是另一个囚徒,那只叫做上帝的蜘蛛。
(博尔赫斯《约纳桑•爱德华》)

    很显然,在博尔赫斯看来,上帝也有上帝的日常生活,他也同样要忍受它;而我们的生活之获得,不正可以看作是上帝为了填充自己永恒的空白岁月偶尔灵感大发的产物吗?在许多神学家貌似庄严的说教中,隐含的正有博尔赫斯的洞见,只是他们拒不承认或不愿意明确说出。中国诗人臧克家在《春鸟》里也写出了一个很棒的句子:“从床上的恶梦走进了地上的恶梦。”一辈子都在日记中记录梦想的卡夫卡仿佛印证一样地说:我梦见自己正在翻过一座高墙,“我极为吃力地走着,我用上我全部的四肢,好多次又滑下来,又朝上走,就好像我身上的墙变得越来越陡。同时令我难堪的是,墙被人的粪尿覆盖着,使我的胸部首当其冲地沾上了粪块。”很显然,卡夫卡遇上了和鲁迅一样的问题:鲁迅接不到传呼,卡夫卡翻不过那堵高墙,到不了他心中的彼岸世界;同样明显的是,卡夫卡比鲁迅还要悲惨:后者找到了也接受了流水帐,在流水帐中打发日子,前者却遇上了粪便。这就是臧克家的口气了:和地上的、现实中的噩梦一样,床上的梦想同样令人不安甚至恐怖。它具有粪便的性质。这是梦中的粪便,却令人遗憾地来到了心脏的位置。理想天然就被人用粪便冲洗过吗?而实际上,理想和有着强烈热爱性质的义务观,都是比喻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流水帐删刈了梦想,它只负责记载穿着时光外衣这笔不洁款子的具体流向。鲁迅在一篇谈论时政的短文里,提到了生活──各种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如何在修改梦。他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待,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南腔北调集•听说梦》)这些既是梦中的粪便,也是流水帐一个个异军突起的大波浪,但流水帐往往把它处理成了小反常。W.F.怀特在他的《街角社会》里说,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生活的流水帐模式来对待它。流水帐接受这样的梦想:一种反梦想的梦想。鲁迅的文学书写,也的确不是在记载人类精神,不是在记载中国人的反抗史,而是它们的排泄物和排泄史,尽管鲁迅用了时而激愤时而哀伤的语气。鲁迅的文学书写和他的日记,是在一个无梦的时代,或者沾染了过多粪便的梦想的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形态的陈年流水薄子。只不过,鲁迅的流水帐比大多数人记得详细、精当,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加准确地抓住生活这笔不洁款项的要领。他撕开了它的领口,看见了它干瘪的、松松垮垮的乳房。它的汁液早已被吸干了,以致于让人怀疑它曾经是否真的有过汁液。鲁迅就是在记录这种无聊的流水帐的过程中,深刻地看出了生活的空洞实质。它是一个无物之阵,它使病夫鲁迅的投枪和匕首完全失去了用场。

    1922年12月3日,鲁迅以记流水帐的方式,记载了他和老朋友金心异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对话,说的事情和鲁迅在绍兴会馆抄“没有问题和注意”的古碑有关: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是生活的实质,是流水帐的本义。神学家E•云格尔(Eberhard Jungel)说,人最亲近的,他的自我和自我存在的条件都不属于他自己;他最根本的东西,即他的生命不是他固有的东西(云格尔《死论》)。人自身和人的生活实际上早已被取消了。人也不是自己的主人,尽管上帝早在创世纪时就规定他是大地的主人(《旧约•创世纪》1:28)。早在鲁迅领悟到理想不回传呼的真实意思后,他就深刻地明白了这一宿命,就始终处在没有意思的状态之中。流水帐在他那里也就几乎成了“必然”;一切仅仅是玩玩罢了,但玩玩体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含义:要把余下的日子打发出去,尽管它是流水帐式的,是吉拉尔式的。


“不炼金丹不坐禅……”(唐寅)

    卡夫卡把他的日记搞成了一整部梦的剪影,把另外的作品弄成了梦中的胡话,因为卡夫卡是个只在梦中才敢睁眼观看的人。这些梦将不再是关于拯救的呓语,而是不可能被拯救的、有关无望的梦中审判。“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厌红尘万丈混龙蛇。老先生去也。”(汪元亨《正宫•醉太平•警世》)这个病夫、虚弱的人、胆小鬼、窝囊废,这个卡夫卡,惊恐地打量着世界和时代,他退缩了,回到了充满粪便的梦中,甚至把自己的心脏主动地贴了上去。这些来历不明的众多秽物,是上帝本人的排泄物,还是苦心孤诣向上帝下烂药的人的内分泌?卡夫卡也搞不清楚。和卡夫卡有些不一样,鲁迅自从醒来后,便痛苦地接过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在上面写着画着,再也没有做过梦。他在睡梦中都睁着眼睛。我们听说了,鲁迅有一双“毒眼”;“毒眼”使鲁迅看出了梦想的糊涂性质和残忍色彩。

    鲁迅一手拿着流水帐单,一手握着毛笔(他自己把它叫做“金不换”),指点着来来往往的、飘忽的生活。他把生活最终处理成了一个个寄存在流水帐单上的现实场景。理想没有佩传呼。梦想没有装电话。和卡夫卡相反,鲁迅认清了,卡夫卡把粪便处理成梦中的秽物,既抬高了它的身份,又低估了它的能力:粪便根本上就是生活里的风景,它有着足够的能量支撑自己数不清的变体──枪杀、抢劫、欺骗、无物之阵、无事的悲剧、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世风日下”、“国将不国”、倒掉的雷峰塔、爬在战士遗体上的苍蝇、推背图、二丑的艺术、捣鬼心传……奇怪的是,据说这些还都是热爱生活的产物。“江山苍茫同秦栈,烟树萧条入楚辞。”(王昶《上津铺》)这些在有着热爱性质的义务观的说教下诞生的场景,彻底阉割了鲁迅做梦的能力。

    鲁迅的流水帐记下的都是些没意思的场景;鲁迅在记帐的过程中,也挥手把难以打发的日子消费掉了。这是经常愤怒的鲁迅几乎唯一的安慰。愤怒是鲁迅的又一假动作,它的底蕴是惊喜:正当理想不回传呼,鲁迅又不知道如何打发时日的紧要关头,卡夫卡梦中的秽物如愿以偿地来了。它无意中构成了鲁迅可以假言厉色进行批判并借机挥霍赃款的倒霉靶子。鲁迅是最终怀着惊喜的心情爱上这些秽物的。对一个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粪便的作用显而易见,正如同在漆黑的夜晚,被星星肯定过的大地的意义之显而易见。鲁迅说,我的生命委弃在泥土,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野草•题记》)。出于鲁迅假动作的逼真性质,许多人显然没有察觉鲁迅遗憾、沉重的语气背后掩藏着的惊喜。这是个大出了一口长气的动作,有着浓厚庆幸的成分在内:是生乔木还是只长野草,并不是鲁迅最想关心的(虽然一开始他的确很关心);他最想关心的事情,是如何过完自己的一生,并力争有趣些(并不是有意义些)。所以,鲁迅才会多次说,我的生命就在记录这些流水帐的过程中毫无意义地流逝了,但我一丁点也不觉得可惜(请参阅(《而已集》《华盖集》等集子的自序)。这肯定是大实话。而我们知道,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其实是很难得诚实的。

    鲁迅对自己无事可干,而时光又一如既往地来到自己身上的难堪有着深切感受。在一篇杰出的文章里,他写道:我的“寂寞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功,再也没有青年时期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这是鲁迅开始重新提笔面对世界,将秽物处理成现实场景的最原始的心理动机──无事可干的寂寞对一个活人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鲁迅的独白,非常明显地暗示了他对时光、生活与写作的真实态度:玩玩而已。呐喊是假动作,愤怒也是假动作;就打发日子而言,呐喊、愤怒和“回到古代去”、“沉入国民中”相比,对鲁迅显然要容易和有趣得多。鲁迅就是这么说的。

    维特根斯坦把他的《哲学研究》当作自己思想的素描,与此相类似,鲁迅对流水帐一样的生活的场景描写,也是他生活的肖像。在他给各式各样的秽物画像的过程中,既打发了时日,也深刻地揭发了生活的不洁质地。不排除鲁迅在揭发的同时,有大声疾呼不要这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它是鲁迅的第二性征,是最原始的心理动机的派生物。鲁迅的眼光独到、见解锐敏,这只是因为和许多同行相比更具有写作和思想的才华,对生活的不洁特性了解得更深刻,也对自己的玩玩本意隐藏得更严实。把生活改写成具有粪便性质的场景──鲁迅的所有文字就是有关粪便的写真集──就是他对理想不回传呼做出的内在反应。

    热爱生活与追求生活的意义,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假动作,它是胆小鬼走夜路的手电筒,是伪君子的口头禅,也是少不更事者可以将错就错和顺杆爬的那根竹竿。鲁迅把自己的日记弄成纯粹吉拉尔式的,也把自己的其他作品搞成现实场景和秽物写真集,目的就在这里。它道出了生活这笔不洁款项的真面目。几千年来,生活的流水帐早已写满了各种钦定的史册,却不断有人给它赋予各种各样伪装的光环,按照鲁迅贯常的话说,真是可怜煞人的事情。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在面包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填充的日子。获得面包花去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将呈逐级递减的严重事态;医学的不断发展,导致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怎样去打发愈来愈多的无聊岁月,并力争有趣些,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第一问题。它不会只出现在民族魂面前。就此而论,鲁迅其实和我们一样普通,他用写作的形式来消费流水帐似的生活,并不见得一定比打麻将挥霍岁月更有“意义”。在一首描写我母亲的诗歌中,我写到了麻将:

没有仇人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如今
你学会了麻将,进行五毛钱一盘的
退休生活。除了苍老和风霜
你把完好无缺保持到了麻将桌上。

意义总是后来追认的,是根据需要追加的,也是由我们的误解错认的,和鲁迅本人关系不大。把秽物记录下来,把它转化为流水帐薄上的现实场景,既打发了多余的日子、偶然到来的岁月,也从终极的涵义上热爱了生活与生命:鲁迅在无事可干寂寞不堪的岁月,没有结束掉自己的性命,没有从十七楼一头把自己栽下去,没有吊死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上,已经是热爱的一个好证明了。不是有很多人就这样完蛋了么?

“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米歇尔•福科)

    写信,记日记,访客,作文,愤怒,骂人……构成了鲁迅的日常生活,也标明了他消费时光的特殊方法。我们看到的《鲁迅全集》,既是流水帐的结果,也是流水帐本身:通过它,鲁迅把自己意在打发时光的日常生活给包纳起来了。流水帐是鲁迅的排泄物,也是他的肉身凡胎在穿过时光隧道的无聊过程中天然的产物。鲁迅说,我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鲁迅对自己记录的流水帐还是很有几分自信的。他非常明白,在每个人的帐薄上,记载的内容并不一样──慈善家记住了自己的善举,学者记住了自己虚构的形而上学,文人记住了自己的华丽诗文,长者记住了自己对他人的孜孜教诲,东方文明记住了自己的救世主义……上述种种,鲁迅说,譬如昨日死。但上述种种会不会把自己看作流水帐呢?这要看它们的脾气了……和它们比起来,鲁迅显然会认为自己的流水帐更有意思。此流水帐和彼流水帐并不等值,但这中间的差价并不构成生活的意义,也无法成为生活的基本口实。鲁迅在帐本上记下了它们的表演,也记下了自己的意见。这当然是激烈的、意在否认的意见。可是,“激烈”、“意在否认”并不是为了打击别人来证明鲁迅自己生活的伟大意义,而是在此过程中,他有了打发日月、填充空白生活的对象。

    作为一个伟大的会计,鲁迅杰出的流水帐得益于他特殊的书写方法。他发明了一种在大多数时候只对自己有效的、袖珍的写作方式:记录。和卡夫卡用叙述来虚构现实相反,也和各种乌托邦以炮灰的代价铺垫天堂之路相悖,流水帐反对虚构,反对假冒而来的意义(其实意义在本质上就是虚构和传说的意思)。记录要求真实。记录造就了鲁迅的毒眼,又适合毒眼对自身焦距的要求:鲁迅的目光专门聚焦于肮脏和秽物的现实,这现实包括了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道德、学问、战士、东方文明……他对美好丧失了判断能力,因为我们的鲁迅从未生活在美好之中。

    记录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通过自身肠胃的运动呕吐、反刍为帐薄上的现实场景。鲁迅的流水帐就是记录的呕吐物,但归根结底是鲁迅自己的呕吐物。和慈善家、长者之流的记录方法相反,鲁迅的记录拥有一套可供它自己咀嚼、消化时代秽物的肠胃与嘴巴。肮脏是鲁迅为生活与时代取下的乳名,它给鲁迅带来了经常性的不适和广泛的愤怒,因此,记录必须要学会呕吐──不会呕吐的记录法,不配成为鲁迅的记录法。鲁迅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多次在自己的帐薄上记下了“恶心”的字样;他讨厌恶心,但呕吐能解除它、帮助他。

    鲁迅毫不犹豫地满足了流水帐的呕吐要求。呕吐也如其所愿地充当了鲁迅消费时光的实质性动作之一,但还有更多的动作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去描述。鲁迅在记录流水帐时,几乎剔除了肮脏秽物的全部细节,只剩下骨架般的、大写意般的场景──但这是呕吐后的场景。由于这种特殊的记录法,使鲁迅的所有文字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任何亮色──希望是不存在的。面包是不会有的。一切都是不会有的。在鲁迅的帐单上,他开出了购买各种希望的价格──他甚至愿意出任何高价──,可是,终其一生也从未找到卖主;那些不期而至的、来历不明的所有希望,都无不带有令人恶心的膻味。鲁迅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它和绝望、虚妄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

    鲁迅的写作就是为了这样的丢面子,不仅是丢自己的面子,也是在自我矛盾、自我怀疑中帮助肮脏的时代和生活丢面子。米歇尔•福科在他的《知识考古学》里嘴硬地说:“你们想像一下我在写作时经受了多少艰辛,感受到多少乐趣, 如果我──用一只微微战抖的手──布置了这样一座迷宫的话,你们还以为我会执着地埋头于这项研究,而我却要在这座迷宫中冒险,更改意图,为迷宫开凿地道,使迷宫远离它自身,找出它突出的部分,而这些突出部分又简化和扭曲着它的通道,我迷失在迷宫中,而当我终于出现时,所遇到的目光却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的。无疑,像我这样写作是为了丢面子的远不只我一人。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在辛苦的记录中,鲁迅也遇上了和福科一样的写作难题:在把生活转化为流水帐后,尽管他也记录了流水帐,但这些都是了无意义的。唯一的“意义”只在于消磨时光。和后人对他作为民族魂的要求相比,显然存在着几乎无限的差距。是的,鲁迅永远也不想再见到这种无谓的希求了——他在他们面前已经丢足了面子。也把一个失败者的面孔甩给了我们,只不过我们不大好意思承认,或者竟然认不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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