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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典:尼采的大政治观念

2012-09-29 00:2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典 阅读

 尼采在最后的岁月思考大政治的问题,在《权力意志》1888年12月至1889年1月,有这样比较完整的段落:

伟大的政治

    我带来战争。并非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我无以表达自己对欧洲诸王朝该诅咒的利益政治的蔑视,这种政治从煽动各民族相互间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情绪的过程中搞出一个原则,差不多是一种义务。并非在等级之间。因为我们并没有较高的等级,从而也<没有>较低的等级;今天在社会中高高在上者,乃是在生理学上受到谴责的,此外——这方面的一个证据——就其本能来说已经变得如此贫乏,如此不可靠了,以至于它毫不顾忌地承认了<人>的一个较高种类的相反原则。

    我发动的战争穿越所有荒谬的偶然性,民族、等级、种族、职业、教育的种种偶然性:一场战争,犹如在上升与没落之间,在求生命的意志与对生命的复仇欲之间,在正派与奸诈的欺骗之间的战争……所有“较高的等级”都袒护谎言,这并不是听凭它们的——它们必须这样:人们并没有掌握住一点,就是与糟糕的本能保持距离。——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会表明“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多么贫乏:人们肯定人们是什么,人们否定人们不是什么……数字有利于“基督徒”:数字的卑劣……在人们两千年以来用生理学的荒谬对待了人类以后,衰退即本能的矛盾就必定已经达到了优势地位。难道这不是一种令人战栗的考量,即:惟在大约二十年以后,所有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营养、穿着、膳食、健康、生殖方面,才能以严格、认真和诚实的态度得到对待。

    第一定律:伟大的政治把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它想创造一种权力,强大得足以把人类培养为整体和更高级者,以毫不留情的冷酷对生命的蜕化者和寄生虫,——面对腐败、毒化、诽谤、毁灭的东西……而且在生命的毁灭中看到一种更高心灵种类的标志。

    第二定律:对恶习的殊死战争;任何一种反自然性都是堕落的恶习。基督教教士乃是最有恶习的堕落种类:因为他传授反自然性的学说。

    第二定律:创造一种对生命的袒护,强大到足以胜任伟大的政治:这种伟大的政治使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它要把人<类>培养成整体,它对种族、民族、个体的衡量是根据他们的未来[—],根据他们所蕴含的对于生命的保证进行的,——它无情地与所有蜕化者和寄生虫一刀两断。

    第三定律。其余由此得出。(尼采:《权力意志》,1429-1430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尼采在陷入精神错乱之前,思考具有“伟大的”品质的精神,与倡导伟大的政治的同时,尼采也倡导伟大风格的音乐。在伟大风格的标准下,尼采把德国古典和浪漫派音乐全部否定了,认为德意志音乐中缺少伟大风格的音乐,什么是尼采认为的伟大音乐的风格?尼采对现代音乐的影响可以从里查•斯特劳斯和马勒身上可以看到,某种意义上,尼采对二十世纪欧洲音乐精神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但二十世纪出现了尼采心中的伟大风格的音乐吗?尼采认为的伟大音乐的风格第一组关键性意象就是荒漠、恐惧、对伟大暴行的恐惧感、深深的罪恶感,这样的一种感觉只有在末世、荒芜人烟的沙漠、尼采眼中前荷马时代的泰坦世界中感受到。这是尼采伟大风格的音乐意象的第一个方面。基督教不是培养温驯的现代人吗?尼采提倡的这种以恐惧为刺激剂的崇高美,是什么样的音乐?大概只有在哥特式摇滚中可以实践尼采伟大风格的音乐。尼采对伟大音乐的另一个参照就是歌德,尼采认为德国音乐中没有出现歌德这样有综合性的力量,歌德是综合18世纪的伟大尝试。尼采认为,歌德缺少前荷马世界的泰坦元素,泰坦精神又缺少歌德的文明化了的古典人性的综合性力量,尼采希望综合这样的两种精神,但是没有成功,或者说,尼采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尼采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为现代性指出了一条生路,而是在于他探索道路的精神。这样可以看到,尼采对伟大风格的音乐的提倡就是一个比较空泛的主张。尼采的音乐的伟大风格、伟大的政治这样的一些提倡,出发点一样,站在19世纪末,尼采看到了滚滚的世俗化浪潮,潘死了!尼采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喟叹,尼采将这样的世俗化浪潮的第一波的波长估算为两个世纪。

    尼采思考伟大政治与伟大风格的音乐是一样的出发点,把尼采的伟大政治与纳粹种族主义是什么关系?可以从尼采和瓦格纳的关系看到尼采与纳粹的关系的秘密。1874年以前,尼采还是习俗性的反犹主义,尼采的母亲和妹妹都是反犹主义者。1876年前,尼采对瓦格纳的理解,一个方面通过叔本华,另一个方面通过荷尔德林。1876年后,尼采开始发现了南方,开始倡导做一个好的欧洲人,尼采这时再也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德意志本位主义者。希特勒真正崇拜的人物是瓦格纳,希特勒不会理解尼采的命运。尼采反对瓦格纳有一个原因就是瓦格纳的反犹主义,尼采发现斯宾诺莎后深深感到犹太精神对欧洲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尼采最内在的力量就是来自与斯宾诺莎的对话。尼采通过斯宾诺莎理解了歌德、旧约和伟大的人民。当然,尼采在1881年悟到了历史的永恒轮回的本质,尼采这时才达到了最大的自由,最高的综合,一个没有实践完成的综合。

    尼采对瓦格纳的态度是双重的,尼采反瓦格纳,也接受瓦格纳。尼采反瓦格纳,主要是尼采将音乐家的天性之高贵放在首要的地位,天性之高贵和德意志的典雅,瓦格纳不具备,瓦格纳主要是凭才华谱曲,巴赫、莫扎特、韦伯、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舒柏特等伟大音乐家均有一种典雅的德意志灵魂。尼采对伟大风格的音乐中的泰坦精神的倡导,瓦格纳在这方面又超越了他们,瓦格纳身上有一种不可测度的非理性的力量。这方面可以看到尼采的缺陷,瓦格纳音乐的品质是缺少真正尊严的,尼采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尼采的理智的尊严没有完全贯穿他的精神领域,有人说尼采是一个裂脑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尼采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到尼采极其软弱的一面。尽管尼采和瓦格纳对泰坦精神的理解不同,但几乎在同一个地方探索,尼采似乎认为有一条通过瓦格纳综合歌德的道路存在着,这就是伟大风格的音乐。尼采有一种认为艺术精神的内在形式来自于酒神和日神的对立统一这样的二元论观点,歌德是18世纪达到了这种对立统一的最高形式,尼采幻想一种超越19世纪的尝试,以整个欧洲的大传统的精神谱系为出发点,尼采的探索是抽象的,但也是挑战性的,尼采的力量就来自这种不可透测。

    尼采在伟大政治的主张了一些什么?尼采首先宣扬了一种战争观念。尼采宣扬什么样的战争?尼采这里的战争应该指一种战争状态,指不同的权力意志之间的战争,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战争,高贵者遵循的是求生命的意志,低贱者遵循的是反生命的意志,对生命复仇的意志。低贱者的典型类型,基督教的教士道德的实践者。尼采强调战争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战争,尼采的伟大政治的目的在于培育伟大的人民,超人就在这样的人民中诞生。尼采的伟大政治就是高贵者形成的群体,伟大政治要将人类培养成整体,这个整体是尼采眼中的高贵的民族、种族或个人的结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和他的人民的关系可以看作尼采的大政治的一种表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伟大的人民的形象类似于旧约中的以色列的伟大先民,尼采认为在历史上难得找到这样伟大的人民。这里,可以看到伟大的幻觉进入了尼采的视野。

    马克斯•韦伯和阿多诺对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非常不以为然,尼采在这里没有什么具体的现实形象表现出来,尼采这里对圣经的戏仿空洞无力。尼采没有为走出基督教世俗化虚无主义运动提供具体的方案。当韦伯站在世俗化的禁欲和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思考尼采的虚无主义的预言时,也在为未来的先知招魂,现代人正扮演着尼采诊断的阿基里斯的角色,他向无限追赶,却总赶不上乌龟。尼采预言了一个没有清晰形象的善的无限性。

    对尼采伟大政治英国式的理解,罗素认为希特勒主要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卢卡奇从党派的角度理解尼采伟大的政治,卢卡奇只是看到了尼采的外在性。哈贝马斯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了尼采的内在性失败,哈贝马斯从非理性与法西斯精神的亲缘性角度对尼采的批判,哈贝马斯不会认为尼采非理性直接就是纳粹精神,哈贝马斯只是认为尼采的这样的非理性会导致德国人民对纳粹的免疫力,间接促进了纳粹的繁盛,特别在德国这样的精神氛围中。哈贝马斯和尼采的对立主要还是一种审美精神类型上的对立。哈贝马斯希望在社会结构中驱除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非人道的因素,但哈贝马斯非常清楚,非理性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中无处不在,哈贝马斯内心的真正对手是福柯就可看到这一点。

    尼采在大政治观念中强调了一种生理学,福柯后来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方面就是从生理学――身体出发的,尼采这里强调的生理学主要是从基督教教士道德对肉身的毒害角度理解生理学。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金发碧眼的亚利安贵族的提倡,这是尼采最为露骨的人种宣扬,这样的人种宣扬与纳粹的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尼采的伟大政治强调了一种生理学的重要性,人种起源的纯粹性和历史对这种纯粹性的奴役。霍克海默对这样的西方的观念进行了追问,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和斯巴达政制中对身体有缺陷的婴儿的灭绝行为,这是西方法西斯精神的起源,尼采对种族的态度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而与纳粹的种族主义要区别开来,纳粹的种族主义已经越过了尼采的出身的谱系学的范围。最多只能说,尼采的种族主义与柏拉图接近,绝对不是纳粹的种族主义。

 尼采的战争观念着眼于权力意志的强度,现代的市民社会本性是温驯,基督教世俗化的产物,尼采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理想的超人是前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置身于社会和大众之外,对城邦的运行规则有清醒的认识,那么,尼采自己倡导的反市民道德,本来就是一种针对庸众的行为,尼采在这里能够改变什么?尼采的超人的必须在一个人民之中产生,尼采的超人的种族就是一种群体的行动,尼采幻想建立一个超人的种族,尼采在旧约以色列民众中看到了这样的伟大的人民。尼采一旦陷入这样一种思考中就是极端不现实的,尼采的这样的超人的种族是没有多少内在现实性的幻想。查拉图斯特拉与门徒的关系是一种个体性关系,尼采的思考最多也只能看作来自于民主制中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传统,在希腊城邦中有这样的类似原型,尼采反民主主要反黑格尔式和卢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本位的民主,尼采心中理想的政制也最多接近贵族寡头制。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对战争观念和种族主义有系统的分析,福柯在这里的视角就是尼采的谱系学视角。福柯将尼采的道德的谱系转化成权力的谱系,福柯分析欧洲精神来源的权力的谱系类型。从这个角度,福柯分析了政治、法律、种族、战争、政体等等重要的问题。福柯对权力的主体的分析从现代的功能系统出发,福柯关注的重点在于文艺复兴晚期到当下的欧洲历史,那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福柯分析权力形态变化的重要的转折点。马克斯•韦伯认为的,英国和法国人民能够砍调君王的头,所以英法民族就获得了现代性的人格尊严,而德意志民族从来没有获得这样的尊严。阿多诺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形态定位为一种封建贵族精神,大概是尼采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表现的封建性的一面所致。阿多诺这样的观点只是尼采的一个隐含的方面,尼采对现代性的诊断可以看到尼采只是在情感上远离现代性。尼采给现代性送来的是酒神精神,这是哈贝马斯最不想得到的东西。

    福柯认为权力之争是政治的本质,福柯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过来为“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种族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形式,福柯的种族主义的反思是从权力的网络出发的,法西斯来源于人对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起源,“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法西斯主义”,也可更深刻说:“在实体上,我们每个人都占有权力。”(福柯:《必须保护社会》,28页,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福柯的这个视点是对霍布斯的利维坦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种反思,统治权就是利维坦的灵魂。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福柯将其更准确来说为“在实体上,我们每个人都占有权力”。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判就是集中在这样的观念上。哈贝马斯沿着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社会主要为法理性社会的思路,哈贝马斯对法律和民主政治的性质的分析,为现代社会寻求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基础。福柯延续着尼采的谱系学的审美性思路,价值更为中立一些,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应该与哈贝马斯的启蒙立场没有本质的冲突,福柯的潜在立场还是人道主义的启蒙立场,只不过福柯对社会的本质的理解更加悲观一些,对人类的欲望的认识更加虚无化一些。不管是福柯的悲观主义的理解社会,我们保卫社会更带有西西弗斯的悲剧意味,还是哈贝马斯的相对乐观主义的态度,均有历史的合理性,这与霍布斯和洛克的关系有相似性。福柯思考的社会的非理性本质,稳定建立在对非理性的控制上的,其表现就是权力的不断斗争之中。哈贝马斯内心其实也不得不承认福柯的认识有历史的真实性,哈贝马斯实际上在防卫的立场上接受洛克的弱政府的观念。

    哈贝马斯的《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之间的商谈理论就是对福柯下面这些思考的回答,哈贝马斯首先是对福柯的战争分析的反对,福柯在谱系学的意义上继续了尼采对战争的思考。福柯的分析:“与历史—政治理论说的相反,战争的结束不是政治权力的开始。当战火平息时,权力、国家、君主政体和社会的法律组织和结构还没有它的原则。战争不可避免。首先,理所当然,战争决定了国家的诞生:权利、和平和法律从战场的血腥和泥泞中诞生。但是在这里不应当把战争理解为哲学家和法学家想象的理想战争和对抗:它与理论上的某种原始性无关。法律不是在最初牧羊人常去的泉水旁从自然中降生;法律降生自实实在在的战斗、胜利、屠杀和掠夺,他们都有自己确实发生的时间和令人恐怖的英雄;法律生自焚毁的城市和被蹂躏的土地;它的诞生伴随着伟大的无辜者在太阳升起时的呻吟。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法律和国家就是这些战争的休止,或者对胜利决定性的认可。法律不是和解,因为在法律之下,战争仍然在一切权力机制,甚至最常规的权力机制中咆哮。战争是制度和秩序的发动机:和平,在它最小的齿轮里也发出了战争的隆隆声。换一种说法,应当透过和平辨认出战争;战争,是和平的密码。我们处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之中;战斗的前线穿越整个社会,永无宁日,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战场上。没有中立的主体。人必将是某个别人的对手。”(福柯:《必须保护社会》,44-45页。)

    福柯将和平的政治看作在战争的状态之中,现代性的政治是种族政治,种族是利益集团的群体,一种功能型组织,权力的主体。尼采的伟大的政治的人民也是一种现代性的种族,尼采的伟大政治就处于一种种族的战争状态之中。将尼采的超人种族与纳粹搞混是因为尼采自己的超人的形象不够清晰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纳粹的国家种族主义只是西方现代性种族斗争的一个插曲,纳粹只是利用了现代性种族战争的一切可利用的元素。福柯将西方的种族斗争的源头分成罗马式和犹太-基督教模式的对立统一的结果。按斯宾格勒的理解,希腊的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斗争就是自由主义和贵族寡头政治的对立,僭主代表的是希腊第三等级的利益,这样看来,希腊的两种主要的政体的斗争就是希腊民主制之内的两种种族的权力斗争。罗马政体是执政官、贵族和第三等级三种权力力量的斗争,执政官、元老院和保民官是罗马三种种族的权力中心。中世纪,犹太-基督教的价值对希腊-罗马的世俗权力政治形成了一种否定批判力量,犹太-基督教以一种反价值的立场出现,在中世纪,实际上希腊-罗马的政治权力的形态以变相的方式一直得到延续。

    反犹种族主义在中世纪就存在,霍克海默分析的,也是尼采曾经分析过的,纳粹将犹太民族作为敌人种族,这主要有一个原因,犹太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选民观念比较强,两个民族的性格有相似性。即使在德国人文主义和古典哲学时期,犹太人也没有得到德国启蒙主义者的好感,霍克海默在康德与歌德对犹太人的敌意中看到了德国犹太人的未来命运。

    福柯这样分析:“仅仅在19世纪,宗教形态的古老的反犹主义在国家种族主义中加以利用是从国家种族主义形成以后开始的,当时国家的问题是表现、运转和投身于保证种族的完整和纯洁,反对进行渗透和带来有害东西的其他种族,因此,既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又出于生物学上的理由,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在当时,犹太人表现为(被描写为)生活在所有种族中的种族,它的生物学上的危险特征从国家方面招来了一些拒绝和排斥。在国家种族主义中,重新以别的理由利用了反犹主义,这个反犹主义在19世纪激发了一些现象的出现,最后在一个社会内部把反犹主义的古老机制叠加到社会内部种族斗争的批判和政治分析上面。”(福柯:《必须保卫社会》,78-79页。)

    福柯是从整个欧洲的权力谱系的视野中来透视纳粹的运动,纳粹的国家种族主义只是整个欧洲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极端发展,由一群没有受什么高尚教养的,满怀怨恨的粗野的群体发动。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人类喜爱战争?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类的悲剧本质。另一个方面,应该将一般的战争与纳粹的种族战争区别开来,这个问题更值得人类深思。就是说,人类总是在一种悖论中生存。如果人类回避纳粹问题,但不回避战争问题,人类有什么希望?一种理想的和平,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其中没有暴力和流血的冲突,一种高度繁荣的文明,作为一种群体的状态,这是否可以达到,并长久延续下去?

    哈贝马斯从后现代反启蒙的立场来看尼采的非理性的迷狂的社会危害,至少,一个世俗的、和平的社会应该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尼采的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的预言如魔咒一样困扰着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也没有为一个稳定和平的社会的长久性找到一个良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最后对福柯的批判是这样的一种立场,在哈贝马斯看来,福柯对尼采的单面化接受,福柯以非理性的单面化的权力概念将社会的交往理性简单化,福柯对社会结构的描述建立在非理性的虚无之上,忽视了社会的交往理性的潜力。

    将尼采的超人的种族与纳粹联系起来,就广义来说,西方精神中的强权文化中本来就有法西斯精神的种子,尼采也不能脱离干系。福柯从权力的总体形态来看法西斯精神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纳粹是西方法西斯精神的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具体就是德国的纳粹种族灭绝实践。可以对西方的种族事件的不同形态进行谱系学梳理,如果从霍克海默的总体分析,西方的种族观念中就有法西斯精神的根源,尼采也有这样的渊源,如果具体到纳粹的种族事件,尼采绝对不是这样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看看尼采倡导的大政治观念中的高贵者种族,最核心的内涵还是“更高心灵的种类”。尼采是人性的,太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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