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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vs范迪安:当代艺术处境与书法文化创新

2012-09-27 23:13 来源:搜狐文化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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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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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教授

  王岳川:近年来,中国艺术界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当代先锋艺术在国内外拍卖市场非常走红,一方面体现出西方艺术市场对中国当代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艺术重建的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评论家在艺术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不少的困惑,在中西艺术未来走向上还没有建立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价值立场。为此,我们不妨就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和国际策展诸问题——东方文化被选择到主动输出艺术、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元素的艺术合法性、国际策展中的中国艺术自觉与文化外交、全球化中的中国书画的文化创新形态等,做一个前沿学术对话。

  一、从文化被选择到主动输出艺术

  范迪安:中国艺术目前的确处在一个复杂的“当代”境遇之中。近两年国内艺术市场迅速发展,艺术收藏的焦点从原先只注意古代书画和近现代中国名家书画迅速转向当代艺术。与此同时,国际艺术品市场特别是著名的拍卖会大规模推出中国当代艺术,价格急剧攀升,使全球都为之注目。我见到许多国外艺术博物馆长和文化研究人士,一见面人家都从中国艺术品今天的高价谈起。有的欣赏、有的疑惑,更多人表示不可思议。我们且不谈市场本身,但在市场中出现的中国艺术究竟是否真正具备中国文化的当代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它们给世界怎样的文化信号,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王岳川:在新世纪中国不同于百年前疲弱的晚清中国,也不同于20世纪急于现代化全盘西化的中国。当代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事实,作为大国的文化崛起却仍然需要文化届艺术界艰辛努力。换言之,中国当代艺术既要会通中西,又要保持本民族艺术的文化指纹,既要避免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结,又要防止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新世纪艺术不能完全照搬因袭西方艺术,作为东方大国必须创造出自己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以及向海外展出方式传播方式的创新。

  范迪安:国际社会对中国艺术的了解总体上是不足的。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经过3个阶段:一是古代的或古典的艺术,二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时期。一般说来,西方公众特别是知识界对中国古代艺术是尊重的,认识到中国文明和文化源远流长不曾间断的体系性特征。但是他们对现代以来的中国艺术却有相当严重的盲点,也有文化上的偏见,比如许多冠以“世界艺术史”的著作——其中有的是西方大学的教科书——对中国艺术的介绍到明清建筑、园林就停止了,20世纪以来的篇章根本就没有中国。在他们那里,认为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胜利的世纪,完全忽略了中国现代以来社会发展的特征和与之相应的中国艺术。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方有些改变,在讨论全球艺术时开始注重中国的参与。去年冬天梵蒂冈博物馆建馆500周年时举办了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论坛,邀请我代表中国艺术博物馆参加,与会者中有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大馆馆长,非西方国家他们邀请了中国、印度、埃及、墨西哥、土耳其5个国家的馆长,这五个国家都是有着非西方的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在那个会议上,我简要介绍了中国现代至当代艺术的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目前方兴未艾的博物馆建设,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馆长们之间表达了交流的愿望。我也觉得,抓住现在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的契机,在交流中彰显中国艺术优秀的创造特别是文化上的自主价值,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王岳川: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中被重新体认,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能够同印度、埃及、墨西哥等非西方国家一起出席国际博物馆馆长高峰会议,表明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在提升,中国文化已经参与者国际事务中。过去日本一直挡在中国前边,现在,西方开始真正关注中国。

  这样的国际活动,随着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或者世界对中国性的认同会越来越多。然而问题在于,西方关注中国,主要是关注中国的现代艺术。我有些疑问,比如说,当代中国在对国际呈现的中国艺术形象,可能会出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古代传统的纸绢名画,使人流连于古代中国的经验中;另一个是当代西化艺术的政治波普,带有一些非常尖锐的甚至对抗性的政治姿态,而引西方人关注。对两种不同的中国艺术形象,西方的解读会有不同的选择角度和价值倾向。我们是否应该思考:应由对中国隔膜的西方人来选择中国并构成中国争议性文化认同?还是中国主动地参与国际文化事物,输出自己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艺术而获得自己的正面形象?

  范迪安: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建设,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今天,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性活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整个世界有了解当代中国的愿望,他们很希望了解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艺术发生了哪些变化,在一个拥有丰厚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产生了怎样的当代发展。我认为这个愿望是从以往“忽视”中国到“正视”中国的转变。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您所说,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的交流很大程度还是被选择的结果,我们的主动推介、宣传、输出是很不够的。这就导致他们按照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艺术标准选择中国艺术,而且往往将中国艺术套上他们的文化政治概念,按照他们的艺术理论逻辑去解读,使得中国艺术与国际见面时仍然成为西方“文化权力”的产物。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已经有这种迹象,在一些国际性大展例如双年展、文件大展上也是如此。

  王岳川:这种艺术背后的政治消解在冷战时代还有些交锋的意义,但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和振兴,其“艺术文化冷战”的意义就显著失效了。不难看到,近20年中国在科技、军事、GDP方面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的重新确立,已然使西方明白,中国崛起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已不可阻挡,同中国对立是不明智的,只能把中国看作一个正面的可以合作的伙伴才是可行的。那么,我认为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前卫艺术,甚至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行为艺术,这些都源自于充满争议的西方“现代性”论域,是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在全球和中国“理论旅行”的结果。事实上,他们从经过中国的理论旅行的艺术结果中,很难看到真实的中国艺术和文化身份,他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出口转圈而归的西方自我,即表面上看到是中国——大头艺术、政治波普、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实际上只是西方流播的一种“全球同质化”的形态。他们并没有看中西的文化深刻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没有看到曾经被边缘化的中国艺术文化的真实意义,没有看到中国艺术播撒世界的重要生态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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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7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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