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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当代绘画艺术怪异化现象

2012-09-28 05: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目前一些绘画作品明显表现出亲怪诞而疏优雅、近先锋而远传统;避实而就虚、重形式而轻内涵等等诸于此类的偏好。这一现象可以让人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画家们似乎认为,只有怪诞才能赋予绘画作品以价值,只有离奇不经才能展示画家的才华。

  大家应该记得,对于一个起先近神而疏人的人,近自由而悖束缚的人,他对“使现状怪异化”的理解,是在认识了荒谬并不存在明天之后而重新接受束缚的,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使现状怪异化”行为。如果艺术家想用绘画表达这类思想,完全可以画一位偷牛的神让牛倒着走,用头离开它的主人,而不是让牛尾先离开它的主人,在画中展现出对怪异化和智慧的一点点惩戒,就可以表达一种启迪人类的思想。我想这样的画,普通人、哲学家和神都会接受,只是,不是哲学家、不是神的人会反思哲学家和神的行为,但是,那一位惯于使用怪异化的神则陷入永恒的懊悔——因为那位神发现,他的行为破坏了偷的规则。

  “使偷窃怪异化”与“使绘画怪异化”具有同一性质,二者的操纵者都十分看重智慧,都在极力表现才智。有关西绪福斯偷牛的故事,是一个智慧的神“使‘偷盗’怪异化”了,同时,也是“使‘智慧’怪异化”了。由此我们可以从艺术家创作绘画的过程再联想到一个惩戒,一个智慧得按捺不住、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怪异化的神,将巨石费力地推上山顶,他一转身刚想喘一口气,巨石就滚下山去了。这是某种不可更解的规律在期待一个智慧的神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智慧的神也无可奈何,看来这一种惩罚也是智慧的,这一种惩罚也是怪异化了的。

  惩罚与智慧在何处交汇呢?惩罚是规律负痛的精神产物,而智慧一般都容忍不了规律——这是天大的误会,以至,聪明人的战争一般都是对于规则、规律的战争,画家——我们当然得肯定他是聪明人,因此,他也有那样的战争。

  一个艺术家的绘画过程,如同那个智慧但怪诞的神将一块叫做宿命的巨石搬上奥林匹斯山顶一样,当画家完成最后一抹,一边用毛巾擦拭自己的手,一边欣赏自己的作品,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准备挑一些毛病,希望一种自己创造的价值稳稳地耸立于山巅,有些画家是幸运的,而有些画家是不幸的,在那些不幸的画家还没有来得及再为自己的画再挑一些毛病的时候,那种怪异化惩罚出现了——那块石头从山上滚了下来,原因是——使艺术作品怪异化让不幸的画家享受怪异化惩罚。

  艺术创作毕竟不同于西绪福斯的偷牛行为——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为自己册立一道栅栏。“当我希望的时候,当我为我特有的事实,为存在或创造的方式担忧的时候,当我最终把我的生活安排就绪并且由此证明我认识到我的生活是有某种意义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竖起了束缚的栅栏”①。生活的态度与以观念为基础的智慧趋向于某种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对于一个哲学家与对于一个画家一样重要,当艺术家的生活等同于创作,自由并不是所有行为的最深刻的原因,一味的创新也不是创作的最深刻的需要,画家的行为当然包括创作行为一定不是为了表达怪异,而是为了表达一个人类可以共享的主题,这个可共享的主题可以存活于文字,也可以存活于色彩上,文字可以让它永恒,色彩可以让它光芒四射。虽然加缪因为认识到不存在明天而表达了对自由的重新理解,但我们从创作的角度无法理解“因其不存在明天而自由”,哪怕加缪是一位较伟大的艺术家,何况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目前还在企图望其项背呢!

  许多以聪明才智走进艺术史的艺术家们,十分崇尚才智,也十分擅用才智,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画家们,也力争从才情智慧入手,不过,他们的偏差在于,他们把智慧与怪异、与先锋等同起来,并且用规律、规则失败与否来检验自己的智慧的大于,而从不探究智慧与思想的关系、从不探究创作与文化责任的关系。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进入了某某误区,也不能如此一言以蔽之而为画家们开脱,不过,智慧和怪异之间确实没有等号。苏格拉底没有提供这样的理论;达芬奇也没有提这样的佐证,郑板桥的画同样没有可资借鉴的依据——因为,他们的智慧与怪异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他们对于人类文化的价值是不可忽略的。

  伟大的艺术家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作为平凡人的读画者,我们当然承认,智慧与创作、智慧与“使怪异化”,对于艺术创作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智慧并不全然理解“使艺术怪异化”,“使怪异化”并不是智慧的全部,智慧与思想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何况,艺术创作也不完全是“使怪异化”。使怪异化特别是对于在审美过程中首先作用于视觉的绘画,它会流于形式而忽略了内涵、思想与深度。

  而中国当代绘画怪异化现象,或者说中国“使绘画怪异化现象”,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画家只有运非传统手段,只有运用怪异化,才能体现画家的聪明才智,只有怪异化,才能表明画家的创造力,只有使绘画怪异化,才能表达深刻、惊世、骇俗的思想,只有怪异化,才能让画家不落俗套,不落后于时代而站在先锋的前沿,只有怪异化,才能领导绘画及其艺术。

  反过来,谨遵艺术规则的优雅的绘画,会有失去智慧、思想、深刻、先锋的风险。也就是说,优雅的艺术,可能会使绘画作品平庸、肤浅、近视、保守,因为庸才是艺术家最害怕的头衔。为了拒绝这一称谓落在自己头上,艺术家最有计可施的手段不是调动自己的思想潜能,而是使艺术怪异化。——对于画家,这虽然有点自欺欺人。

  支撑使艺术怪异化的,有许多让中国当代画家信服的画家与作品,如达利、大卫·萨勒等等。但是,大卫·萨勒的理论怪诞得十分保守,或许是他兼济了保守才彰显了他的怪异。他说:“艺术不是凭借重复前进的,而正是一些倒退,艺术才得以前进”②。这是一种思想上的二说辩证法,而非创作上实用的辩证法,而且这一辩证法只适合大卫·萨勒,而不适合缺少思想的艺术家,当然也不适用于中国当代画家。我们看大卫·萨勒画于1984年的《一分钟》,有些人指出,他有条不紊的画面安排,直接和美国纽约的先锋者们相悖,那些全版画的先锋者们明确否定了所有构图思想。这是一些先锋者们的看法,而我们来看《一分钟》,大卫·萨勒的“倒退”并不是回归传统与优雅,而是回到传统甚至绘画艺术的起源之前,寻找绘画之前的怪异,回锋或者藏锋也是先锋的一种,只是比先锋更怪异,不过他的画与思想有较深的渊源,并且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别具一格的理论依据,因而他的画成了有据的怪异化产品。这似乎给中国当代画家们许多启示——从理论上画家们可能看到大卫·萨勒的思想,也可以误以为是当代先锋艺术的根据。但是,如前面所说,这种艺术思想不适合缺少思想的画家,不适合中国当代画家。   而先锋与怪异之外呢,适合中国当代画家的似乎有更多的支点了!达芬奇、提香、波提切利、安格乐、柯罗、扬·斯丁、普桑、达维特等等,他们似乎更让人振聋发聩,而且这些让人永远铭记的艺术家,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他们也不仅仅只有艺术史价值,而是极具现实的艺术价值。仅看达维特的《苏格拉底之死》、《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这些伟大的画对于我来说,特别是《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的深刻、宏大、永恒的主题与优雅的表达总是令人感动,这可以说明,怪诞的绘画能产生思想,优雅的绘画也能产生思想,而且是,怪诞的绘画能产生激进的思想,优雅的绘画却能产生伟大的思想,能产生永牧人类的思想——是一种涵盖古今,贯通历史纵深的人类更需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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