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黄永玉:快乐是创作起点,没寻找伟大意义

2012-09-28 01:45 来源:中国文化报 阅读

\

\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一九四八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黄霑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霑,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霑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李怀宇: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画面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从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一九五三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一九五三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香港,最初是一九四六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知道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李怀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