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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娜塔莉·波特曼崇拜的文学导师,乔丽·格雷厄姆诗集《众多未来》首度面世

2020-05-11 09:4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南都记者获悉,普利策诗歌奖得主乔丽·格雷厄姆诗集《众多未来》近日由世纪文景推出,这是乔丽·格雷厄姆的作品首度在中文世界出版。她是娜塔莉·波特曼崇拜的“聪明又性感”的文学导师,约翰·阿什贝利称她为“当今写作的最好的诗人之一”,海伦·文德勒则认为“任何诗学观念都会在格雷厄姆那里发生新的美学大爆炸”。

四十年间美国诗坛的中心人物

乔丽·格雷厄姆是四十年间美国诗坛的中心人物之一。这位1996年的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还获得过英语诗歌界几乎所有重要的荣誉,比如麦克阿瑟奖、华莱士·史蒂文斯奖。她接替了谢默斯·希尼,担任哈佛大学博伊斯顿修辞学教授。曾经上过格雷厄姆诗歌课的学生娜塔莉·波特曼如此评价过这位有明星气质的诗人:“格雷厄姆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女人。”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十四部诗集。这些著作和数量众多的评论文章令她成为当下诗歌读者不可忽视的阅读对象。

格雷厄姆出生在一个美国记者与视觉艺术家组成的家庭。幼年时期,她随父母在意大利生活,中学期间移居法国,1968年开始在索邦大学学习哲学。同年,她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后到纽约大学继续学业,转为电影研究专业。毕业后,在一段匆促的婚姻后,她又与青梅竹马的出版世家公子结婚,不过她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种生活,接着进入艾奥瓦创意写作班研习自己在大学期间开始的诗歌写作,1978 年获得创意写作硕士学位。

乔丽·格雷厄姆
乔丽·格雷厄姆

不同专业和艺术领域的探索经历令格雷厄姆的诗一开始就具有丰盈、驳杂的面貌。她的诗歌吸收了艾略特、史蒂文斯、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约翰·阿什贝利和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技艺,并综合了半个世纪间美国诗歌中有影响力的各种写作风格:兼具智性思辨和抒情性的诗风;自白派的倾诉声调;对语言本身的反思。与许多女诗人不同,即使是书写私人经验和情感,譬如在回忆母亲的《滨海卡涅,1950年》和写给女儿的《走神》里,格雷厄姆也力图回避纯粹的个人化抒情,她更感兴趣的是人类共有的思维和欲望。

关注运动与变化的诗人

格雷厄姆自如地在自然、精神、哲学、艺术等等不同的空间来回穿梭。她的早期诗作关注大自然中的事物,常常以咏物诗的形式来探讨人的精神活动。这些诗句子很短,有时诗行的视觉形态直接模仿着她笔下的书写对象,比如名作《鲑鱼》这首诗,窄窄的诗行和短促的换气节奏让人想起鲑鱼在狭窄的水道里逆流而上。

在格雷厄姆写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的诗里,她渐渐摒弃了早年的纯粹、沉思的语调,将更多辩难、诘问和戏剧性包容进诗歌中来。她不仅看到,单纯、静谧、不被人类打扰的自然几乎已经不再存在,更看到西方传统的哲学和价值观就是助推这种变化的深层根源之一。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而无节制地压榨自然,也压榨同类。为不可发声的自然之物、女性和底层民众发声,此时已经成为格雷厄姆书写的重要动力。

格雷厄姆诗歌在很多方面接近电影,这些诗句擅长制造有关事物运动过程的幻象,追踪事物难以描述的瞬间。对格雷厄姆来说,运动过程本身比事实更加真实。但她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流动的万物,也是通过观察外在身体动作而捕捉到的思想的运动变化。

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样,她的写作关注人内心思绪和情感的变化,同时,她吸收了惠特曼诗歌的流动感和感官性。在格雷厄姆看来,凝固不变的思想就是憎恶和仇恨的一种表现,僵化、陈腐的观念往往是偏见的来源,并加剧着人类之间的撕裂和对立。相反,思想的运动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流动,它能改变事物和人类个体。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而且应该像笑声一样在人和人之间传染:它起作用的方式不是用观念来“说服”读者,而是用一连串语言的流动来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身心体验。

在缺乏诗意的世界重塑诗歌

在匆促焦虑的生活和危机重重的时代,古老的诗意似乎已经十分匮乏,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继续写诗,成为当下的诗人必须回应的问题。格雷厄姆不满于幽居的、个人化的、疏离现实和政治的诗人形象,不满于诗歌退居狭窄的领地,沦为琐碎的反思、装饰性的审美效果和陈词滥调的抒情。她力图用诗歌回应和反思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政客的虚伪,被媒体修辞掩盖的暴力,自然环境恶化对未来人类生活的吞噬……

与许多诗人喜欢从具体意象渐渐发展到抽象思辨不同,格雷厄姆的诗歌构思往往呈现出相反的过程,她热衷于从抽象观念开始,渐渐转移到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上来,以此抵抗抽象的观念对现实的过度概括。因为在她看来,当代人对现实经验的感受力早已被虚拟的网络媒介和空洞的政治修辞大大削弱了,而且这些感受也总是支离破碎,无法让我们形成对生活的整体理解;而诗歌要做的,就是帮助每个人重新感知真实世界的复杂和完整,克服我们身上对周遭事物“视而不见”的冲动。她庞大的诗歌体量和具有动态势能的长句,无声地表达着对当代生活中对极简主义的病态追求,而这种追求背后的根源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类想象生活和情感的压抑。

她近年的许多诗作,如《关塔那摩》《刺探》等,都在当代社会或个体无法回避的空间内展开,这些空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意”空间,譬如嘈杂的都市、疗养院、集中营、监狱、医院。从这个角度来看,格雷厄姆一直接近她的诗歌理想——描绘和治愈当代人精神深处的隐疾。

《纽约时报书评》撰文称,格雷厄姆的作品比任何当下仍在写作的诗人都更能洞察人生与世界。“格雷厄姆之于1980年代以后的诗歌,就如同鲍勃·迪伦之于1960年代以后的摇滚:她改变了这种艺术形式,不断向前拓展,令诗歌能够吸纳和呈现比以前更加深广的内容。”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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