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兄弟》下部）看到李光头与刘镇人的性解放或性放纵行为，那么，李光头父子两代人的窥淫癖行为以及刘镇男人的性好奇心理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而流于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甚至冒犯了“视觉禁忌”）。因此，余华以八十年代为界线写作的《兄弟》上、下两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深刻寓意就存在于上下部之间相互关联的对比之中。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以“阶级斗争”的面目出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大部分人对另外一小部分人的专制与革命。“革命”就是绝对真理或无理。因此，没有是非对错善恶之分，只有一条所谓的“阶级界线”来决定人们的命运和生死。而这条关键的生死界线却又是人为的、随意的或盲目的。于是，我们看到宋凡平的死以及孙伟父子的死都与李光头父亲的死一样毫无意义，都是无谓的牺牲和自戮。与其说李光头父亲的死还有那么一点理由（为满足个人一点卑鄙的私欲而献出了生命，还可以解释为一种偶然和意外），那么，宋凡平的死就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非要冒死去接李兰呢？为了男人的面子？或者他根本没有想到会被打死，但他却必须接受死亡的后果）。而孙伟父子的死则更是不知为何（自杀的父亲证明了一种必然性）？道理很简单：一些人必须接受专制，否则（反抗）就要被置于死地。
余华所谓“反讽”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刘镇的惨案与灾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现象表明：秩序混乱、草菅人命、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文明在倒退，社会的根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我们很想知道，谁来对此负责？
那个荒谬的时代随着一位巨人的轰然倒下而终结。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改变了社会面貌。然而，我们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根基犹如水土流失的自然环境，需要慢慢恢复和培植。解放的代价是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无序，人心思变，物欲横流，当年的政治狂热如今演变为了商业的疯狂。于是，小说的“反讽”功能依然有效。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不道德”的小说担当了维护“道德”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兄弟》与古典小说《金瓶梅》有相似之处）。
“性”作为生命的原动力在人类的历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它有时被压抑，有时被解放，人类的性经验史与文明发展史有着怎样的关系？从弗洛伊德到福科，性的作用一直在被强调和重视。他们认为，要想解释人的自我，一定要了解他的性。性，可用来解释一切。人的历史就是他的压抑史，当原始的目标即欲望的直接满足有效地被控制时，文明的进程就开始了。文明是基于对人的本能的永恒征服之上。人的本能经过压抑能够转化为其他活动形式，而一种导致更高文化成就的移置作用就是升华，像科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就是本能的升华。那么，政治也是性本能的转化与移置吗？在中国人的政治狂热与本能压抑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金瓶梅》（及其作者）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表现了一种“性政治”（即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狂热也是生命力的体现，它消耗了一部分性本能（或由性本能所转化）。而在那个“革命”时代，性本能活动的私人空间除了婚床之外，大概就剩下茅厕了。那里为过剩性欲的释放提供了方便的空间，这大概就是李光头父亲存在的理由。以李光头父子为代表的“观淫癖”活动只不过是当时社会普遍的一种陋习，并非心理变态。因为平时禁得越严的事物，人们就越想探个究竟（当成年的李光头用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头戴矿灯去窥探女人的秘密时，说明时代已经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如果不是性欲过剩，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李光头的父亲也许不会把目光和兴趣投向茅厕并因此发生意外。少年李光头步其父亲的后尘是一种无意识的或不自觉的行为，幸运的是他没有发生意外。李光头超常的性欲在他八岁时就表现出来，更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如李光头的成长一样，是在耻辱与淫秽之中诞生的。而耻辱与淫秽却将李光头的父辈钉在了刘镇历史的十字架上。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无视良知与道德的人和遵守良知与道德的人都同样遭受了毁灭。而在新时代里，这两种人却判若有别。李光头和宋钢这一对异姓兄弟的性格与命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过去时代李光头的两个父亲（生父与养父）没有什么可比性，那么在当代人李光头与宋钢二人的对比中则能说明很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李光头强大的性功能在当代找到了完全释放的空间，他的无所畏惧（包括下流无耻），他的扩张性和占有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混世魔王”。而宋钢却依然本分地生活着。是因为宋钢忠厚老实，而李光头奸猾诡变；宋钢有良知有教养，李光头没良知没教养；宋钢有情有义，李光头无情无义；还是宋钢性欲软弱（跟林红一次只有两分钟），而李光头性欲强大（跟林红一次一小时，一天四次）？这种对比通过两个男人（兄弟）与一个女人（林红）的微妙关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时，仿佛也为性本能（的压抑）与文明程度的关系提供了形象化的说明（也许是天性有别，但天性的差别是否就是性本能的强弱）。具体的说，宋钢的良知与教养是性本能有效控制（性软弱）的结果，李光头的放荡不羁则是性本能不受约束（性强大）的结果。而时代则赋予它们截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小说作者叙述的喋喋不休，执着于过程的细节描写，无节制的篇幅拉长，肆无忌惮，不拒淫秽，大概都与“性欲过剩”有关联。总是强调一个主题，延长一种感觉，就像李光头的性交过程，必须一天四次，一次一小时（好在读者并没有像林红和那些冒牌处女一样，感到难以承受）。“性欲”被（《兄弟》）抬高到了决定一切的地位。性是革命，性是政治，性是可以产生一切的根源（性本来就是产生一切的根源）。
当李光头与他梦寐以求的林红真正发生了肉体关系，林红才真正“认知”（进入体内）了李光头。同时也真正“认知”（通过对比）了宋钢。结果实力悬殊，反差极大。李光头真正实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当年的虚假口号）的谎言。在这个充满奇迹和希望的时代，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最后，我们看到李光头凭着自己的胆量和财富飞上了太空，而他唯一的兄弟（宋钢的骨灰）也仍然伴随着他。
有情有义的宋钢费尽心机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并非卖身）换来的不过区区三万元人民币。但他至死坚守着情义，他为情义而生，也为情义而死。无情无义的李光头虽然身价亿万，能呼风唤雨，但他无论如何也买不回情和义，即便倾其所有。无情的沙漠注定要将李光头（及其同类）埋葬，即便你逃到地球以外的太空也不能幸免。
2006、6、6写于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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