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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良心对抗暴力

2012-09-28 17: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卡 阅读

  良心对抗暴力
  ——读《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决意置人于死地,以“异端”之罪名文火烧死塞尔维特,世界噤若寒蝉,手无寸铁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悲愤出场了。这个渊博的学者以心平气和的逻辑,就“异端”清晰而不可辩驳地展开了他的论点,他诘问加尔文:“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色厉内荏的加尔文就算穷尽《圣经》的深古奥义也无法找到上帝给他预备的答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甲胄在身竭力守护他的独裁与专制,以伺机扑灭卡斯特利奥燃起的人道和自由之火。卡斯特利奥,这个纯洁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道德勇气将众所周知的常识坦率公布:“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

  在独裁与专制一意孤行的时代里,卡斯特利奥彰显了异端的全部品质,即人道和自由。其实何止塞尔维特、卡斯特利奥,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一开始难道不是异端,他们也曾受到迫害,吊诡的是,一旦他们初尝胜果,就反手将独裁者的暴力施加于意见不同者,忘记了自己也曾是专制与独裁的受害者——二十四岁的加尔文,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从法国流亡到巴塞尔。造化弄人,在宗教教义混乱的日内瓦,他接受了后来成为他忠实打手的法里尔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吁请,他的一生的辉煌由此奠定,加尔文主持日内瓦的宗教事务,却将那只贪婪而恐怖的黑手伸向了世俗,他笃信武力解决一切,包括人的精神自由,他不能容忍异见,茨威格讽刺地说:“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加尔文极权主义的杰作之一便是控制人们的私生活,在他看来,每个人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于是“宗教警察”这般道德契卡,不容分说染指市民的每一件琐事:探摸妇女衣服的长短和式样、检查发型、数手上的戒指、看柜子里的鞋子,这么说吧,就连厨房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茨威格愤怒地讥讽道:“待到他走在街上,这加尔文的走狗会竖起耳朵,细听是否有人唱小曲儿,奏音乐,沉溺于恶魔般邪恶的快乐里。”除了狗样般的盘查便是告密制度的盛行,在任何形式的极权统治下,告密犹如一剂毒药致人上瘾,即使连正派人也不能幸免受到恐惧的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盘查、告密过后,加尔文又开始禁绝一切令生活快乐有益的事情:演戏、节庆、溜冰、写信、雕塑、音乐、馈赠等等,“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茨威格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快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其实加尔文的独裁秘密并不新鲜,无非手段之恐怖——这世上,确有软弱的产物忌惮暴力的禁则。

  但总有以身试法者直面惨淡人生,不过他们遭受了加尔文的大开杀戒: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监狱爆满,酷刑遍地,巴尔扎克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比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人们屈从于加尔文的极权统治,日内瓦从此冷漠愁苦、单调乏味。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罕见的瘟疫席卷日内瓦城,宗教正确被日内瓦人第一次怀疑。加尔文这次却首鼠两端,叫他的爪牙远离病人,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以至人们愤恨这般胆小如鼠的传教士:“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可见加尔文和他宣扬教义的虚伪透顶,但他生就铠甲般的脸皮,不以为耻。卡斯特利奥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彬彬有礼,这位生性正直而温顺的人,日内瓦新教学院的院长,造访了加尔文——他需要出版他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加尔文是书报审查制度的领袖,他需要获得加尔文的许可,也就是说,一个神学家敲了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卡斯特利奥令加尔文大为不快,出版可以,加尔文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这无疑等于侮辱了卡斯特利奥,虽则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精神对待自己的著作,在个人的独立的问题上却不容讨价还价,他将加尔文的傲慢无礼的书报审查制度看成是一种耻辱。加尔文忽然发觉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卡斯特利奥不仅是他,而且是一切独裁的永恒对手,他必得伺机将卡斯特利奥逐出日内瓦,但他也清楚,这个道德高尚、内心强大的人不会给人以致命的口实。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内瓦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什么?让卡斯特利奥做新教传教团的成员,加尔文勃然大怒,市行政当局竟敢忘了他加尔文将一个精神独立的人加以委用,他绝对难以接受,他在致法里尔的信里为他的反对的辩护晦涩而神秘:“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加尔文开始捏造不利于卡斯特利奥的口实却无从下手,只得勉强从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中挑选了两处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他散布卡斯特利奥行为不端的谣言,市行政当局妥协了。在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要求获得了加尔文签名的关于此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原文如下:“无人可误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去职之缘由。我们全体宣布,他实乃自愿辞去学院院长之职,且其恪尽职守,慎始敬终,跻身教士,亦当之无愧。然情事难料,此绝非卡斯特利奥稍有失检,其全部缘由有如上述。”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逐出了日内瓦,表面上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取得了他自知的损失惨重的胜利。二百年后,伏尔泰提到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压制,把这件事当做加尔文态度的关键证据:“我们可依据加尔文此事里卡斯特利奥所受的迫害,衡量出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奥之为学者远比加尔文伟大,而加尔文嫉妒成性,竟至于将他逐出日内瓦。”不论如何,加尔文遂了心愿,卡斯特利奥,这日内瓦新教学院的前院长,立刻因之陷入了艰苦困顿,以至饥不择食,挨家乞讨,但绝不媚向加尔文的独裁,茨威格评价他“这英勇的受穷,这自愿的遭难”。但即便如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真正决战尚未展开,直到加尔文文火烧死塞尔维特等于决意以向每个精神自由的人宣战,卡斯特利奥才决定以良心对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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