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畜界，人界》并非人所习见的那种散文

　　当下散文的衰疲恰恰就是作者们太想得志，太想成功，于是犯上的不敢写，叛道的不敢写，怪奇的不敢写，荒诞的不敢写，只得有条件地撒欢。

　　中国散文的命途是到了“五四”方有了微妙而显著的变化。彼时，西洋文学观念大肆涌入中国，一方面是新诗、戏剧与小说迅速上升为新文学主要体裁，另一方面，古代散文因注重辞章华美，且作者多为士大夫，由此日益边缘化了。题材内容的浮滥，态度的稀松平常，加剧了散文水平的滑坡下降。大多作者，既无心亦无力去破除一切陋习与拙劣，反倒乐于借着这种伪复兴所形成的市场而大快朵颐，愿为散文的孝子贤孙。

　　是以，当我读到川人钟鸣《畜界，人界》一书，心里明白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今散文的逆子。

　　这种悖逆，首先反映在书写的题材。从“细鸟”、“狮子”、到“鸩沙”、“树童”，尽数阑入；取用的书籍从《山海经》、《搜神记》、到《酉阳杂俎》、《北堂书钞》，荤素不忌。譬如，“细鸟”一篇告诉我们这种鸟“夏夜长集于帷幄之上，或盈盈而入衣袖，鸣声不断”，而其“最喜爱栖息把玩的还是人体的幽隐之物”，女子食其皮毛，即艳丽无比，使它成为宫中禁物，只有皇帝和他喜爱的女人才能专有；又如狐狸，“一般狐狸五十岁变化为妇人，百岁变为美女，为神巫，达到这样的境界，狐狸也可以蜕变为男人，与女人交接”，而若历经千年，则“与天通，叫天狐”，声如婴儿，色赤红，有九尾，亦名“九尾狐”。这种荒诞乖僻的知识典故或不为人所乐道，或纯以荒诞怪癖视之，其实颇有深意存焉。散文之散字，本义即为驳杂。古代散文一路为庙堂文章，讲求言必有据，高华堂皇，以此垂名立身；但另一路则不取正经，倾力新奇怪诞。前者是文人功名富贵意识的体现，后者则是失意者、边缘人的专属。这种“知识的异端”更隐含的名字是“异端的知识”——那些生平遭遇坎坷，却见闻颇广，志气颇高，腹笥颇深的不得志者的知识。

　　当下散文的衰疲恰恰就是作者们太想得志，太想成功，于是犯上的不敢写，叛道的不敢写，怪奇的不敢写，荒诞的不敢写，只得有条件地撒欢。

　　悖逆之二，则是书中张扬的想象力。韦伯说，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所谓世俗化，很大的一个表现即是庸常，排斥任何越界的绮想与玄思，所以一个现代化越彻底的社会其实也是个越无趣越正统的社会。钟鸣警觉到此，直言“中国人最早亡掉的还是想象力”。而同时文学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即是此。但钟鸣的想象不是漫无边际的玄想，而是牵扯东西、挂搭上下地将种种灵幻无比的典故、知识、比喻揉捏搓弄在一起，想象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譬如《其鸣也哀》里他写道：

　　“纯洁的人耳根也是清净的。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觉鸟语。圣方济各通过手掌上的一双麻雀，就看到了上帝启动的嘴唇。管辂卜筮解鸟语。孔子遇见了一只孤鹣在树上啼啭，便坐下来鼓琴和鸣。而乌鸦却使爱伦坡忐忑不安：分不清它是先知，是鸟，还是魔鬼。”

　　“纯洁的人耳根也是清净的”，亏他想得出来，从鸟语勾连古今中外，这已经不是驱遣知识所能胜任的了，没有清明的主见与丰富的想象，断然做不到。

　　他从帕斯卡的关于国王与动物的格言中，觉察到与权力相处的方式即是要使自己“动物化”。他认为，嵇康之所以不能存身，“在于他对变成动物还只存有幻想，究竟是变成不食死鼠和腐臭的鹓雏，还是继续做人，他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他“最后和动物只建立了一种比喻关系，但这不足以挽救生命”；而能长啸的阮籍说明他“躯体还没有全部动物化，但至少局部器官，已经属于没有多少威胁性的鸟类，由此保全了性命。逾矩的奇想，入情的析解，对中国政治传统的特性洞若观火。

　　钟鸣的《畜界，人界》并非人所习见的那种散文，那种散文，他根本不屑为之。上帝从来钟毓逆子。他悖逆得如此厉害，因为挚爱得如此深沉而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