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剧组里的外国人不能直接和中国人交往，扎克曼不能抛开专门为他安排的向导和翻译单独行动。吃饭时，整个剧组都在同一个屋子里，扎克曼坐的地方却被用帘子隔离开来。直到现在，扎克曼想起当时的场景，仍然感到凄楚。“我有很多问题想和导演、演员们讨论，却没有机会。其实语言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官方的翻译，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
“在我当初拍过的这些人中，只有崔健没变。17年前我就已经认识崔健了，他现在老了很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又没变。当你在中国能够找到一些事或者一些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感觉真的很好。”扎克曼感慨道。
除了这些在当年已经崭露头角的电影人和音乐人，扎克曼还花了大量时间，穿行于中国大小城市，拍摄中国的街景和路人。
“他大概有将近1米8的样子，一头鬈发。他很爱开玩笑，但拿着相机的时候，总是很果断。他很爱抓拍一些东西，总是能很快判断哪些瞬间是他想要的，能用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走路很快。”《东方早报》的记者兰卉这样评价他。在世博会期间，《东方早报》邀请扎克曼来拍世博会，兰卉一直陪着他，在展馆之间记录他感觉有趣的瞬间。
从1986年到1997年，扎克曼整整花了10年，完成了一个关于“全球华人”的拍摄工作，收录在他的大型摄影集《在长鼻子眼中》。那本摄影集，后来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最经典图像集之一。
1982年的一天，北京。一个长鼻子、鬈发的小伙子走出电影院，刚想上车，就被“发现”了。好奇的人们聚集在“长鼻子”的周围，拥挤着试图和真实版的“老外”亲密接触，有的甚至还想上前摸摸他。“长鼻子”抓起随身携带的相机，冲着围观的人群按动了快门。十多年后，这张名为“围观长鼻子”的照片成了《在长鼻子眼中》的封面。
那个“长鼻子”就是扎克曼。 寻找流逝的时光
完成《在长鼻子眼中》的十年，到《城市的伪装》，中国在“长鼻子”扎克曼眼中，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我现在想拍的，是关于中国的‘身份’。中国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急速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认为还是关于‘身份’的，只不过是整体上，而不是个体的身份。”在一次采访中，扎克曼这样回顾自己的历程。
扎克曼是出生在法国的犹太人，他的祖父死在纳粹集中营。1955年，在巴黎近郊的舒瓦西勒鲁瓦(Choisy-le-Roi)出生，扎克曼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模糊。他像父亲一样经常出入巴黎的犹太社区，却和犹太人无话可说。对“身份”的追问，在扎克曼的摄影中，始终没有消失过。
目前，扎克曼正在准备第二本反映中国的大型摄影集，《城市的伪装》会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长期在挖掘中国的选题，一直关注中国民工和其他底层的人，很深入。我们叫他‘作者型摄影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副教授朱炯这样评价扎克曼。朱炯和玛格南图片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扎克曼的私交也很不错。每次去法国，风里来雨里去地拿片子，朱炯都会穿着皮夹克，坐上扎克曼的摩托车，到处奔波。
“扎克曼可以算作是玛格南图片社关注中国问题的第三代摄影师了，他既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唯一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并且有自己主题的摄影师。”朱炯向记者介绍说。从布列松开始，玛格南图片社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之后的马克·吕布是第二代，扎克曼是第三代。马克·吕布比扎克曼早30年，48年间往返中国近20次，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1956年在北京拍摄的、透过一扇门上几块方形窗格看到的旧街景。而扎克曼的特点，则是擅于在街道上，捕捉普通或者底层中国人的最日常的瞬间。
朱炯仔细研究了马克·吕布和扎克曼的照片，她发现前者的很多作品都是在大街上拍摄的，关注的是公共空间的变化和现象。而后者，则更关注家庭和私人空间，拍摄地点多在室内，甚至到拍摄对象的家里。“他的很多照片是近距离拍摄的家居生活，画面上的人或看电视，或吃饭，或打牌，”朱炯说：“那些饭桌上的照片，就是他和拍摄对象在一张桌子吃饭才能拍到的，但对方却是完全投入在自己的情景里，完全没有受到正在被拍摄的影响，感觉特别真实。他好像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能和异国他乡的拍摄对象如此接近，又可以让他们无视自己的存在。”
然而在拍摄中国主题之前，扎克曼的早期作品显得激烈很多。在他二十来岁、无所畏惧的年纪，他曾深入那不勒斯黑手党组织拍摄黑手党肖像，也曾特地赶往曼德拉被释放的现场，准备见证那个历史时刻，却最终因为中流弹受伤，错过为曼德拉留影的机会。
“在拍摄《城市的伪装》过程中，他常常跟我们聊天，说年轻时爱经历激烈一点的东西，但随着年华老去，现在他更关注时间流逝的感觉。”兰卉对记者说。
“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和记者的交谈中，这是扎克曼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很想找到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为此他还特地重回那些他十年前去过的地方，寻找当年照片中的痕迹。
1990年，因为一位在法国认识的中国朋友Wendy，扎克曼去她的家乡温州拍照。在其中一张黑白照上，数根纵横交错的电线下方，几间破旧的房屋具有典型的江南特色。
画面的主角是最前面的四个小孩，他们有的睁着好奇的眼睛盯着镜头，有的还在自顾自地玩耍。
十多年后，他开始了寻找温州记忆之旅。中国朋友Wendy已经在北京定居，温州已经变得有些认不出了。他们拿着当年的照片，向当地的老人打听这些地方，终于找到了当年拍摄照片的确切地点。人们饶有兴致地聚集起来，和这个外国摄影师一起回忆。一个跑步的老人在人群边停了下来，从扎克曼翻动的照片中一眼认出了左下角那个短头发的小女孩，并把当年那个小女孩找了来。拿着儿时的照片，一个19岁姑娘，穿着黄色上衣再度走进扎克曼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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