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湖南长沙的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外加游学欧洲诸国，时间近十年，所学专业由早期的经济学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金岳霖于欧洲归国后回清华执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此点非彼“点”，正如许多年后一位叫王洪曦的山东武警教官所说：“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装了满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
自满清同治年间金岳霖的家乡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加蛮气，连同后来盛行天下的“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毛泽东语）的“斗争哲学”，贯注于金岳霖的神经与血液中，并决定了他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和“改变历史”的意识。只是由于欧风美雨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参政”与“改变”意识中少了土生土长的蛮霸之气，增添了现代主义的改良与民主性的因子。
192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受罗素《数学原理》与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对国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中国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选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办事才能改良社会并使之进步等幼稚的理论与虚幻多于现实的理想。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的金岳霖意识到，这个理想要落实到中国大地，并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需冲破相当的阻力和荆棘遍布的围网，还有一段遥远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坚决地认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中国的路非这样走下去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这条路上作出典范，“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
对于老金这一天真、率性、淳朴的禀性和独特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准则，冯友兰认为“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这个比喻未见得妥帖，但从老金身上，的确能隐约看到或想象到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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