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贾樟柯携新片《三峡好人》参加了第65届威尼斯电影节，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这是中国电影近年来在各大电影节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之一。然而，此时的贾樟柯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安静与从容，将他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的种种感受，娓娓道来。
三峡人的生活使我受到震撼
--当初为何会拍《三峡好人》呢？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其实很偶然。我的朋友、画家刘小东要去三峡搞创作，画三峡的民工。有人希望我拍一部纪录片，记录他的创作过程，于是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三峡。一路上，三峡地区的人的生活让我感到极度震撼，于是，便有了拍摄《三峡好人》的想法。
--是什么让你感到极度震撼？
贾：我觉得三峡农村的人，生活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家乡山西有些地方也很穷，但家里再穷也会贴个年历啊，有个电视啊，摆个座钟什么的。但是在奉节的山里，那些人家真是家徒四壁，只有泥墙，一个柜子、一个凳子、一个火炉，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还有一些尚未安置妥当的三峡移民，竟住在桥洞里。桥洞本来是为了泄洪水的，但很多人把它封起来，暂时当作房子。看着他们，我觉得人就像草一样，在哪儿都能活下去。
--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贾：有一次，我拍一个外号叫“老鬼”的民工。他每天都抽那种卷得很粗的烟，呛得大家都不行了。但他的形象特别好看，我问什么他都笑，天黑了就一个人走着回家。我就一直拍到他从我的取景器里走掉。后来我想，他回家后做什么呢？他有什么隐私、什么情感？这都是我不知道的。纪录片也没去追根究底。但这些问题变成我对故事片《三峡好人》的想象。
--在你看来，三峡人似乎和你过去见过的人很不一样？
贾：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讲面子，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不愿意变成一个挑夫。但三峡地区的人不一样。他们觉得既然我需要钱，我就要去挣。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拉客的小男孩，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问我们要不要住店，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坐车。其实他家里没有开店，他就是替别人拉客，赚点钱。还有江边挑东西的“棒棒”，手中攥的都是一毛两毛的钱，但他们都很主动地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三峡好人》中，讲了一个复婚的故事，一个离婚的故事，主人公不再是那种封闭、迷茫被动的状态，而是主动地去行动，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
我们的电影对普通人关注得太少了
--这次电影拍摄中好像遇到了一些意外？
贾：嗯。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画家画的一个工人，也是我拍的一个角色，突然就去世了。当时，那边的拆迁现场都是人手工去拆，因为他们要回收钢筋、木材，基本不用爆破。而工人唯一的保障就是一个安全帽。我们拍的那个工人，就是因为安全事故死的。当时我们整个摄制组都停顿下来，大家悲伤得支持不住了。昨天还在一起工作的小伙子，突然就走了。
--《三峡好人》的英文片名叫《静物》（still life），为什么？
贾：因为我感觉那片土地、还有生活在那里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太沉默了，而我们这些艺术家、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太少了。最近中国的电影里总是重复着浮华的、宫廷宫闱的生活，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那么激烈的事情，却没有被表现。艺术家让这个主题变得那么沉默是有问题的。
--中国电影好像丢失了反映平民生活的传统？
贾：这种传统的失传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我很喜欢中国的一部老电影，叫《马路天使》。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对于市井生活的表现，对街坊邻居关系的表现，那么活泼生动，这是以后的中国电影中很少见的。
这些年，我们总提《小城之春》，说其中那种很精细的东方美学的丢失让人很心痛。但我认为，《马路天使》的传统的失传更让人心痛。
（《马路天使》被誉为上海30年代的市井风情画。故事讲述小云和小红姐妹俩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因生活无依，小云被迫为娼，小红则跟随琴师卖唱度日。姐妹俩与邻居报贩老王和吹鼓手小陈朝夕相处，彼此由同情进而产生爱情。然而在现实中，他们的爱情必然不会一帆风顺。）
电影是帮助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
--和张艺谋、陈凯歌那些“第五代”导演相比，你们这些“第六代”导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贾：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导演还原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弱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前的电影人，包括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他们是一种强者的角色，他们电影的主题和主流的意识形态非常统一，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讲要改革、要反思，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重新开始，等等。但“第六代”的电影中都是个人的反应。这种视角的转变，有很大的民主性，很强的现代意识，但也恰恰是这一点，造成和公众的脱离。
--这也就是很多观众反映的，“第六代”的作品不好懂了。
贾：现在的观众不仅仅说看不懂“第六代”的作品，像张艺谋的《英雄》也有人说看不懂。那种商业电影有什么看不懂的？实际是因为传统的中国电影负载着太多的教化，中国观众看电影一直习惯于得到教化，没有教化，观众就觉得没看懂。
实际上电影打动人，不但是靠剧情，某一个场面、某一个细节都可以。以前我看沟口健二的电影，根本听不懂日语，中文的同声传译根本是错位的，但我依然认为那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虽然我没有看懂。电影不仅仅是叙事，还有影像营造的气氛。也许整部电影我都在睡觉，忽然醒来的一刻，我看到银幕上一个人蹲在那儿吃饭，那样子让我联想起家乡的父辈，我就被感动了。这也是一种享受。
--那电影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贾：电影是帮助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我在威尼斯得奖的时候，最后就讲了这句话，但是翻译没有翻出来。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禁忌，有意识形态的、传统道德的、人性的禁忌，每个时代都需要电影作为一种反叛去触摸这些禁忌，给人的生活更多的空间和自由。比如中国80年代有很多女性电影，最近的同性恋电影，它们打开了一个空间，让社会可以渐渐容纳这些现象。
对于我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与生俱来有很多压抑、局限，但是电影给我一个渠道，让我获得自由。
--你从2000年拍《站台》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找到了吗？
贾：没有。我觉得一生都不会有。黑泽明说，“我一生都在寻找电影之美，但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影之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每个导演都会去尝试触摸自己想象中那种最美的电影形式，但是他不会有终点，可能一直在靠近，但不会有结论。
贾樟柯简介：
贾樟柯，1970年生，山西汾阳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之一。主要作品：《小武》（1997年），《站台》（2000年），《任逍遥》（2002年），《世界》（2004年），《东》（纪录片 2006年），《三峡好人》（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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