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文革”中“一锅煮”的出版体制中分离出来，恢复了原有的建制。当时书荒严重，读者嗷嗷待哺。书店门口常常出现一字长蛇阵，争相购买刚刚出炉的中外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出版现当代文学为主要任务，除了重印一些过去的旧书外，需要大力推出新的作品，满足社会需要。
作品是作者写出来的。抓新作，就要做好作者工作，认真地为作者服务好。当时创作的骨干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所谓“五七作家”，一是“知青作者”。他们多舛的生活遭遇，给了他们以深刻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感悟；长期的底层生活，又使他们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与要求息息相通。他们的心中早就积演着许多话要说，但在寒气逼人、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他们或头上有着“帽子”，不能说；或怕被揪着“辫子”，不敢说；或廹于生计，没有条件说。一旦大地春回，冰河解冻，他们心潮澎湃，思绪蹁跹，犹如火山喷发一样，要把积蓄在心中的付诸笔端，一吐为快。可是，他们当中不少人，当时或仍滞留在穷乡僻壤，或经济情况极端贫乏，请他们到上海写作，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于是，就有了建国西路384弄11号甲这座名为“创作室”的小楼的兴建。
原先，这是一块空地，鳞次栉比的房屋中的一块难得的空地。由于建国西路是条幽静的马路，384弄也是一条幽静的里弄，离我们出版社又不远，我们一眼就相中了它。好在当时的地价不贵，没花几个钱，就拿到手了。建成什么样的“创作室”呢？宾馆式的虽然豪华，但出版社没有这一经济实力，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作家是来写作的，不是来图享受的。简单地降低规格，搞成一个客栈式的招待所，气氛也嫌得“冷”了些，缺乏应有的温馨与亲切。作家与编辑既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亲人。请作家到出版社来写作，就要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于是，确定了“创作室”的建造与管理，均采取家居的方式。小楼的式样，仿上海典型家居石库门的式样，前面“门虽设而常关”，平常进出走后门灶披间。一进门，就使你有回家的感觉。楼层之间也有“亭子间”。自然，这只是“仿”，钢窗蜡地，卫生煤气，较之石库门要现代得多。每间房间面积不大，电视、电话这些设备一样也没有；但有桌有椅，有纸有笔，写作所需要的，却一样不少（时下盛行用电脑写作，则不能这样说了）。而且，一人一间，保证不受干扰。想看电视，要打电话，像在家里一样，到楼下客厅去看去打好了。日常用餐，小锅炒菜，任你自定。只要事先关照，外出时哪怕深夜归来，也给你留好热菜热饭。服务人员像亲人般地关照着客人，使作家们在这里感到的，是自在，随意，亲切，温馨。加之都是同气相求的文人，旧雨新识，朝夕相处，促膝谈心，把酒论文，也是人生一乐。于是，这座不起眼的小楼，就作为“家”被作家们所喜爱了。后来，有些作家到上海，完全有条件住设备好的宾馆旅舍，但还是愿意奔这个“家”来。
小楼正式接客，起于1980年，在二十多个春秋里，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潮起潮落，来这里落脚的作家时多时少，先后总共住过多少人，疏于没有记录，已难于确切讲清，就记忆所及，天南地北，老中青作家、诗人、评论家均有，李国文张贤亮莫应丰周克芹邓刚冯苓植彭荆风曹玉模陈忠实残雪张炜叶文玲储福金黄蓓佳陆天明程树臻张抗抗鲁光何顿汪浙成温小钰张一弓方方池莉李锐鲁彥周张笑天彭见明高晓声张欣谭谈孙建忠陈世旭黎汝清贾平凹宗璞奚青袁鹰郭风王朔何为公刘舒婷李士非魏志远范若丁王英琦陈惠瑛许觉民董衡巽陈漱渝骆塞超刘梦溪冯天瑜曾果伟吴紫风王观泉沈金梅刘魁立马原刘兆林蔡测海毛琦航鹰毕飞宇陈美兰胡尹强田地韦君宜王润滋路工汪应果刘醒龙李小雨潘凯雄谢大光肖复兴徐孝鱼李庆西等人，都在这留下自已的印记。即使是上海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像余秋雨赵丽宏陈村吴亮钱仁康秦培春等，为了逃避干扰，也曾住到这里，“躲进小楼成一统”，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新时期的有些名篇佳作，就是在这座小楼里酝酿诞生的。据此，可以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由于这样，不少作家艺术家对这座小楼“陋室”，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一种“家”的眷恋。1996年12月下旬，全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天，一些代表在京西宾馆住地闲谈，鲁光等代表听到我谈到1997年6月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45周年，建议可请一些作家写写这个曾给大家带来温馨的“家”，以纪念友情，缅怀逝去的足迹。
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遂约请一些作家赐稿。尽管由于约稿时间过于仓促，有些作家想写却未来得及写，但也还是及时地接到43位作家的来稿。说来也巧，43篇来稿中的题目，有一半以上都直接点明了“小楼”，如“温馨惬意的小楼”，“书稿人和小楼”，“小楼一日”，“小楼梦回”，“客居小楼”，“小楼听雨，”“小楼记事”，“小楼之忆”，“小楼春风”，“小楼难忘”，“小楼怀想曲”，“小楼温馨事”，“小楼昨夜又东风”，以及“一座难忘的小楼”“留在记忆深处的一座小楼”，等等。据此，我们就把这些文章的结集定名为“小楼记事”。此书的出版，不仅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建社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有特色的纪念物，而且赢得许多喜爱文学的读者欢迎。
作家们在文章中，都回忆了这座小楼的温馨、宁静、随意、亲切。叶文玲说，她对这幢小楼的感觉，无异家乡的故地或老屋。每到上海这熙熙攘攘的大码头，猛地总有不胜嘈杂和眼花缭乱之感，但是，一进这幢小楼，心头马上就宁静了。1986年以前，她在河南，无论是回故乡浙江体验生活，还是来上海改稿定稿，她必住这个越来越教她亲切的“11号甲”。刘魁立曾在这座小楼里度过大年三十，他说给他留下“永远回味不尽的惬意和温馨”。舒婷忆起门房老伯伯亲切地喊她下楼听电话的温馨声音：“妹妹呀，电话！”她说，她这个“妹妹”现在已是老大姐了，
冯苓植曾带着久病的妻子，从乌鲁木齐来上海就医，还有二个亲属陪同护理。一行4人就落脚在这座小楼里，小楼成了他们的家，他们的窝儿。他说，如果在上海没有这样一个窝儿，一切将变得极其困难。现在有了这个窝儿，就像从家里到医院一样，草原距离上海，恍惚间也变得不再遥远。韦君宜、温小钰来上海治病，也曾将这座小楼作为自已的窝儿。汪浙成说，他和温小钰多次住进这座小楼，在这里写过作品，也陪伴过温小钰去看病。这座小楼融进过他俩的成功，他俩有欣喜，也融进过他俩的苦涩，他俩的泪水。小楼是他们两人世界里携手相伴过的一方领地，是他心中的怀旧之角。
小楼文人荟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作家们怀念在这里写作之余，相互间随意的交流，亲切的切磋，实在是一个天然的“文学沙龙”。黎汝清说，他在小楼遇到余秋雨、汪应果、应天士等许多前来写稿改稿的作家，有的虽然是初次相识，但因通过作品神交已久，却都能一见如故。交谈是无序的，谈天说地，议古论今，微言大义，随感而发，话题虽然广泛杂乱，但也无不和文学有关，常常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可以启迪心智扩展为文，许多有益的思考乃至奇思妙想，就产生于这种沙龙式的闲谈中。陈村说，他在小楼先后与莫应丰和马原的无拘无束的谈话，一直萦绕在脑际：莫应丰那响亮的声音，以及与当时正在写《上下都很平坦》的马原所做的文字游戏。袁鹰讲到1986年他在小楼与张一弓懈迨，相谈甚欢，10多年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作代会时相遇，两人才见面就不约而同的谈起上海的这座小楼，犹自怀念不已。
小楼宁静幽雅的氛围，有助于作家们驰骋文思，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新时期以来，这里诞生过多部作品，有长篇，也有短制。赵丽宏在这里写过一篇近4万字的作品，只用了几天工夫，手中的笔如有神助。他曾开玩笑地说，这栋小楼也许是凝结了中国作家的精神和智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创作场”，住进这栋小楼来写作，一定会文思如潮。程树臻也说，他到上海改稿，心情舒畅，工作效率特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小楼的良好写作环境。冯苓植则说，在小楼朴实、安静、舒适的房间写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
王英琦在“沪上随笔”一文中指出，在当代文坛上，有两处文人荟萃之地：一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小白楼；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创作室。相对于长影的小白楼来说，上海文艺社创作室的小楼可称之为小灰楼。两座小楼都有着浓浓的文风儒气，她有幸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文坛精英。在上海的小楼里，她与马原争执过先锋派文学，与傅天琳讨论过女人与诗，与郦国义、李连泰就散文的现状与未来交换过意见，与李士非、曹玉模曾“把酒一樽话古今”。据此，陈冲郑重地建议给这幢小楼一个堂堂正正的称呼，理直气壮地称之为创作之家，作家之家。
是的，这座原名为“创作室”或招待所的小楼，在新时期前一二十年，确实在文学出版界爆发了巨大的吸引力，引来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成为一处“创作之家”“作家之家”。可惜的是，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文学日益边缘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作家入住的越来越少，住在这里写作的作家更少，开始显出了一种落寞景象。来住的人也还有一些，但多改为洽谈印刷发行的生意人，原有的“创作室”含义已悄然消退。新世纪后，这座小楼干脆已移作别用，彻底与“创作室”和“作家之家”拜拜了。小楼形虽存，神已变。今天的小楼，已不再是当日的小楼了。我现在记叙它，是一种挽歌式的怀念。小楼历史联结着一段文学历史，联结着不少作家的一段情怀，不忍眼看着它的消失，有必要在文字上为它留下一点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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