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及其朋友在印尼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经营的酒厂遗址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的清晨，新加坡一班文化人开始向各地逃难。达夫身居英政府情报部和新加坡文化界工作团的要职，原想滞留到最后的一分钟才离开他的岗位的。但因为战局一天比一天吃紧，他终于和王纪元、邵宗汉、胡愈之、张楚琨、汪金丁、李铁民和李振殿等二十八个男女老幼难民，乘着一艘小舢舨改装成的小电船，离开他住了三年多的新加坡，静悄悄地，冒着炮火，穿过飞机交织似的海面上空，当天晚上才驶抵离星州最近的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因为当时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虽然允许登岸，却被荷兰当局扣留在岛上两天。到二月六日的晚上，才逃到苏门答腊东海岸一角的小岛石叻班让。在这里歇宿了一宵，就又决定分批行动。
达夫和胡愈之、王纪元、邵宗汉等七人首先出发。二月九日到了一个叫望佳丽的小岛。等到荷兰官员撤退，他们一行人才不受限制，随意所欲，要到哪里便到哪里去。不过这时海上的船只都给荷兰政府扣用了，即使可逃，也无法逃。幸而在望佳丽对岸的保东村里，有一位叫陈仲培的当地华侨，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有一艘电船穿行保东村和望佳丽。他们一行人才给他招待到保东村去，住了约莫一个半月，达夫便开始学印尼语。达夫在保东村里，几乎每天成诗一首。他的遗作《乱离杂诗》十一首，就是那时留存下来的一部分作品。
到了三月九日晚上，达夫从收音机听到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的消息，才知道爪哇已沦陷了，他们也就不能不作长久隐蔽的打算。商量了几天的结果，在日军尚未来接管附近小岛之前，他们几个人决定分成两批，找两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改名换姓隐匿起来。达夫和王纪元两人分住到离保东村十多里远的一个名叫彭鹤岭的海边小村去。后又曲曲折折到了巴爷公务。
当他到了巴爷公务不久，日本宪兵部也进驻离巴爷公务仅三十余公里的武吉丁宜。但日军却还未接管巴爷公务，各种行政事宜，仍由印尼人暂时代理，有关华侨的事务，大部分仍归由华侨负责办理。而日本宪兵也时常到来查询。
由于朋友的介绍，达夫会见了巴爷公务的雷登南蔡清联，当地的侨长。这是荷兰政府委任的官制。达夫懂得德文，德国话说得很好，蔡清联也懂德文，两人因为言语相通，因此也就颇谈得来。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底的一天早晨，达夫去探访这位侨长，想托他代找一所房子。进门的时候，刚巧有一个日本宪兵队长来找侨长，查询华侨状况，双方言语不通，达夫当即被央作临时翻译。宪兵队长听了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后，觉得甚为诧异。于是侨长所有托他要求宪兵队办理的事，都一一答应了。但却要达夫跟他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去再谈。
这时达夫早已是“赵豫记酒厂”的老板，显然是巴爷公务的一个有钱的大商人。其实他的这家酒厂，原是为了解决一班从新加坡逃难来的朋友的生活和掩护起见，才在一九四二年的九月一日集资创办起来的。这所酒厂初期的营业很坏，有一个时期弄得几乎维持不下去。到一九四三年春，营业才慢慢好转，产品也能满足市场上的需要。达夫后来也在市外的巴东拉威·鱼扑西朗·椰蒂村购置了一块椰林，建筑了一间房子。达夫拥有的许多德文荷文的藏书，都存放在这房子的楼上。这块椰林，长约有一百五十米突，宽二十五米突，种有三十多株椰树。这座房子非常华丽，小巧玲珑，他在新婚前后，都是住在这所小洋房里。后来竟给日本宪兵占用了。他也只得忍气吞声地到被指定的店铺式的楼房去住，虽则他这时已被迫进了宪兵部当了个不受薪的通译。日本宪兵部里的人，也多半叫他“赵大人”或“赵胡子”，因为达夫这时已经蓄留了两撇胡子。
达夫当了日本宪兵的通译之后，则逗留武吉丁宜的时候居多。生活过得相当寂寞。每天不是陪着宪兵部里的几个小兵喝酒胡闹，便是嫖嫖私娼，受了不少委屈。认识他的人都暗地里替他惋惜难过，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宪兵部受那班无知无识的小兵的闲气，卑躬屈节地逢迎他们，实在不值。
达夫住的房子，有不少藏书，除了一部分从宪兵部搜罗来的外，也还常到旧书摊去搜罗书籍。德文、荷兰文搜购得最多，英文也偶然买几本。
有一次，那卖书的印尼人因为开错了价钱，两本书索价三盾半。买了一本，其余一本还要三盾，竟使他大为生气，在那印尼人的肩上打了两拳。那印尼人不但不敢还手，还连声向他这位赵大人道歉。
有时他喝了酒，说话也毫无顾忌。有一次他当着几位客人的面说：“没问题！这里的华侨都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宪兵部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他个半死！”他呷了口酒，接着说：“日本人知道了我，我就做大官。不知道我，我就做通译。”
达夫在宪兵部当通译时，精神上自然非常痛苦。后来，他便进了萨瓦伦多的医院，送了几瓶酒给那里的日本医生。要求给他一张证明书，证明他有肺病，不宜工作。宪兵部这才批准了他辞职的请求。但有一个附带条件，便是必要时，还是要他尽义务帮忙，达夫自然无法推托。于是他才脱离了当了七个月通译的宪兵部。
这时期，达夫常常到巴东去。因为他是“荣生旅馆”的股东，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常到巴东去了。他经常往来于巴东和巴爷公务之间，生活也过得相当逍遥自在。巴东的餐室和巴刹，也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几乎每家餐馆他都去过。而且还喜欢邀约一两个日本人共饮。他的用意据说还是为了避嫌，免得引起日本人的误会。他甚至还和日本人到“德国香巢”去走走。有时也和朋友到花街柳巷去寻幽探胜，放浪形骸，常常从这家“事毕”出来，又再顾而之他，进出香巢，有时竟连跑三五家香巢不但毫无倦容，而且还兴致勃勃，谈风也特别健，不是谈诗论词，便是纵谈天下大事。
达夫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猜疑，为了需要点缀，不能不急急地在“此时此地”结婚。他托人说媒时，还特别声明：“没有条件，美丑不成问题，身世更无所谓。”那时就有两个荷兰女人常常和他厮混在一起，巴东有一个交际花，也跟他很有往还，可是都没有成事。
有一天晚上，达夫在巴东和朋友到一家华侨开的马来饭店吃饭，无意中谈起婚事，饭店老板娘自告奋勇地要为他作媒，当时就约定“等一会儿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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