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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正根:当代语境下的院校艺术

2012-09-27 22: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蒋正根 阅读

  两年前,一个汇集了上海高校艺术专业中青年艺术家展,在这个城市的东部悄然展出。时隔两年这个仍然以“海上?学院?文化“命名的当代艺术展,在08年酷暑炎炎的八月,在被称之谓上海“798”的莫干山艺术园区又将再次亮相。如果说两年前的展览,彰显了上海院校艺术家在当代社会领域里的群体意识,以及上海当代艺术文化生态的现状;那么今天这个展览无疑是这种意识的一次延伸与辐射,因为这其中不乏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杭州以及成都等地高校的艺术家。
  
  高校理应是思想和学术的前沿和中心。在当今社会趋于全球化的潮流中,当代艺术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我们的院校艺术如何以自己的实践给今日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学术上的多样性,并以我们的文化态度和追求体现我们院校文化的多极形态和我们当前的艺术状态。同时,我们将以我们的热情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以期中国的当代艺术教育融入到全球范畴的语境中,汇入到世界艺术教育的版图之中。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以怎样的文化心态迎接与适应这场不可回避的文化挑战和发展趋势呢?
  
  一、关于当代艺术进入院校艺术的教学体系
  
  当代艺术进入院校艺术的教学体系这无疑将是一场革命,因为现如今我国院校艺术的体制仍基本上从属于官办的学院体制,它是传统院校艺术体制的延续。所谓院校艺术(academism)又可译成“学院派”。  “学院派”一般意义上泛指通过学院严格训练、师生相传、层层因袭而具有保守性质的艺术教育体制。作为美术史上的学院派,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尔后流行于欧洲,盛及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各个美术学院。学院派要求艺术作品高尚端庄,温文尔雅,反对激烈的个性表现,讲求理智与共性。然而,这一切与当代艺术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并且是相对立的,所以当代艺术进入院校是具有体制上和学术上挑战意义的。
  
  那么,就当下的院校艺术在当代艺术进入它的教育体系后,会出现怎样一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它可能将要面临三个方面问题的困扰和挑战:
  
  其一,当代艺术进入院校后我们将面临原有教育体制的困扰。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艺术教育体系和思维模式今天仍有很强的市场,而且它的关系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它会以一种传统的准则束缚着艺术院校的体制改革。陈丹青的被迫呈辞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表明了这种势力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正如陈丹青在他辞呈的报告中写到的:“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由此笔者想到金庸在浙大的辞职,据说是什么金庸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够。
  
  然而,尽管现行教育体制如此地迂腐和可憎,但笔者始终相信,在当代语境下这终究只是一种暂时的困扰,因为时代终究是要向前发展的,这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将以如何的心态对待它,如何以我们的自信和宽容为它创造一个良好且宽松的环境,并使其的发展得到体制上的保证。
  
  其二,就其中国当代艺术形成的文化格局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的精英们很大一部分均出之于传统学院教育体制下,都受到过传统院校艺术的教育或他们都有着这种教育的文化背景。然而有意思是,这些艺术家的成功又似乎与这种体制下的院校艺术教育毫不相干,他们更多的是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叛逆者和反抗者;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如今正是这拨人中的一部分受到了体制内的“招安”,并冠以他们院长、教授的美好头衔,成了院校艺术改革的推动者。也就是说,他们既是中国院校艺术体制在当代化的进程中,对传统艺术教育的颠覆者,同时,他们又是这种进程中的改革者。他们是院校艺术体制中一股新型的、正在崛起的力量,但他们的身上也同样隐藏着问题的某种两面性。
  
  其三,如何看待当前院校艺术的这种现状。 笔者以为这可能是事态进程中一种可喜的现象,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而从当代艺术的角度看,也有可能是当代艺术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一种“物种”退化现象。这种现象一旦变成潜在的事实,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一则,当代艺术一旦进入院校体制中,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规则和准则,不久以后变成一种新的平庸,从而有可能失去当代艺术在艺术思想领域里所具有的那种前卫性和前瞻性。二则,在民营资本或海外资本的参与,以及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毋庸讳言中国当代艺术已逐步,且正在成为市场的一部分。这样,中国的当代艺术就有可能成为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并逐渐成为一种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而滑入到世俗的生活中;这样,人们对它的陌生感消失了,当代艺术强调的意识转换也消失了。当代艺术已在人们纯欣赏的心态下,失去了它应有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的力量。这很可能是当代艺术步入院校体制后可能预见到的,或者说是一种假设现象。
  
  笔者以为,当代艺术从本质上讲它与现行的院校艺术是对立的,是很难调和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一个真正开明且宽松的体制来作保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70年前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纂之文,它表明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理想追求,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它。而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为之追求的理想,笔者似乎在异域他乡见到了它的缩影,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归宿感。去年,笔者曾有幸应邀访问了德国卡塞尔美术学院。卡塞尔美术学院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而这种自由和独立是得到法律保证的。卡塞尔美术学院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学生自由选择的教学体制。学校传授的不仅仅是技法,而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所有学生的“思想和观念”,都是由一个被称之谓“学习车间”,一个纯技术的部门来保证实施完成的。德国教育的这一切赢得世人对它的尊重,所以德国的当代艺术在今日的欧洲,乃至世界均处在领先的地位就不难理解了。而这一切我们能做到吗?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想到十多年前艺术批评家易英那篇文章——《学院主义的黄昏》,易文抨击了前卫艺术时期的院校艺术不作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院校艺术的现况如何?日前笔者在网上的一次学院与当代艺术座谈会上看到,针对我们的现况,有激愤的批评家尖锐地指出,“美术学院培养不出当代艺术家”。
  
  但愿这一切只是笔者的一种杞人忧天,或者仅仅是某种假设而已。   二、关于绘画的“当代性”
  
  就目前院校艺术教育体系而言,架上绘画仍占其重要的地位。而在当下这样一个多媒体艺术繁荣的时代,架上绘画遇到了自其诞生以来最大的麻烦,那么架上绘画在今天院校艺术教育体系中的意义何在?我们的教育策略何在?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于艺术的“当代性”现如今已有多种阐释,但有一点却似乎逐渐趋于一致,被视为缺乏“当代性”架上绘画已呈某种边缘化的倾向。
  
  在“当代性”的问题上,我始终想离开某些既定的概念来诠释中国的当代艺术。事实上,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当代西方的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的。中国的当代艺术有着先天性的缺陷,它与自己的本土文化似乎缺乏天然的情感连接。正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这种特殊性,当下我们对“当代性”业已存在的评价,似乎太注重观念而忽视精神了。精神被观念取代这在西方艺术界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同样也构成了我们不少当代艺术展评判的某种模式。面对这种文化上的尴尬,处在思想和学术中心的高校,理应首先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评判准则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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