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赋权的自明
——段根印《风雪驼》《大漠行驼图》观感
文/曾群凯
风雪驼 段根印 2013年 136cmx68cm 8平尺
大漠行驼图 段根印 2013年 68cmx68cm 4平尺
在《风雪驼》中，观者触及到画家以驼喻人，驼自胸襟泽流于笔端的诗意“行旅”。群驼面对风雪时的兴跃，偶遇“时局”突变，却混合久旱而知的焕然之情，不断提示着意志、旷古、不屈与顺安的精神。淋漓的豪迈、欣喜，散发出高歌、传唱的身形之语。天空、荒原、赤贫，西北再度的寒潮反衬着群驼鬓绒加身、寒凉尚可的自明。人世不过俯仰之间，一切纵然如前，如风雪初落。大漠戈壁的急促寒冬，凌冽长风，佐证着旅人周遭的妖娆，日浮多变却也自然有加。
骆驼或许是段（段根印）自我赋权和个体精神的能指，在此种图景的描绘与意借中，辅以草书的恣意，段意志的出口得以实现和自由。长年身居吐鲁番、鄯善的现实即景，和具体职业方向，标识了其图像的身份信息和意境、技艺之源。或许“风雪驼”即是新疆区域的全数承载。
“国画”自五四后的功能演变，在于政治宣传和离岸（台湾）现代化的持续，而文革后的现实变革及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的到来，使得水墨媒介的绘画发生了质的转换。一面是无法回归过去的文士志趣，一面是走向当代的紧迫际遇。“国画”现场性的当代语境，其意识的历史与今天，是工具美术样式成长下的国画家在新世纪的“自省”和“加冕”。
在段的笔下，观者同样隐约测悟此种时局之新，对于历经“苏式现实主义美术”时代的个体而言，变革是缓慢且可能自戕的，这种经验如果在早期未被悉心埋存，则可能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再难复燃，尤其对于那些浸淫在上世纪80年代至民国末年的画家而言，但可喜的是，一切正走向当代。
《风雪驼》画面在写意抒情、心转笔濡的群情激昂后转向怅怀，此境于漫长年月下显得日常且自喻。主体骆驼采用传统笔墨，背景融合了些许水彩笔法，而雪花则采取了喷溅的现代丙烯、油画的制作技巧，综合技术的交错，试力图达到笔墨随意挥写，无累于心的实践功效。
《大漠行驼图》中的人物衣着标示了一位意气风发的西域旅者与兴味焕然的驼群、獒犬，在大漠中散步脚程的豪悦之景，画面似标注着稍作休整后的重新启程，或愈加凌风而起的希望之翼。一切如此轻松、行跃，有春风得意马蹄急之感，但无突发的因歌而乐。这些眉情古已存踞山水行云间，此一场景，观者大可在举目中俯首皆拾。大漠行驼是慨然而起的边塞生活，亦是古丝路的穆然之景。
段的绘画明度处于灰调，萦纡中确认的人物和生物凸显着出世的意识，而前景的随性和机械化或是其个人出口的自证和旁观。段选取大漠、骆驼所采用的拟人意指是理想化的心绪，与逸趣、拙朴的技艺之缘合。画面营图布局于文人雅趣和近代美学（清末伊始的国画意识）规律的惯常视角中，主体写意戟墨，但近处细节有顿滞之屈，前景的处理则硬实、随意，此种机械化的添笔或在于段相对区域化的经历和心境，或可另成章法。
在段的“美术”中，观者唯见书法和有关大漠、骆驼的图景，且总与旅程有关，民族形饰模糊着当下与历史，通过这些游牧气质的个体和盘呈现着段身，而草书和风雪中的驼影是其艺术的全部。或许章草能代表其身居吐鲁番，心怀瑜志的理想。驼影或是其境遇的全部集合。
这些行走在秋冬背景中的驼影如出入梦境。风雪伴送传唱，一种负重、悲情，却自在其中的豪情，似乎是对身为古丝路迁徙纽带的个体宿命和功过的自我赋权。而驼影存在的记忆模式或时间区隔则使得此种温顺、灵性、隐忍或自我成全的生物，显得愈加丰饶、柔和且极具韧性。丝路的传统运输已一去不返，新丝路对近代海路主权的可能挑战已迎尘而上，古丝路驼影几乎是一种合乎标识的精神图示或柔软的缅怀。
谨以未呈，堡珠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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