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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消费时代与文学反思

2012-09-28 14:42 来源:文学报 阅读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小平(文学报记者)

  一

  记者:近期,贾平凹讲述“文革”记忆的长篇《古炉》出版。“文革”叙事一直是国内近年文学写作的热点。前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兄弟》《后悔录》《平原》《空山》《启蒙时代》,这两年出版的《蛙》、《河岸》等作品,虽然并不都是全面描写“文革”,但“文革”至少是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对“文革”的反思,是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文学界内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

  邓晓芒:我认为,凡是把文学建立在“反映”什么东西之上的文学观,都是陈腐的文学观。我不反对文学要反映什么,但我也不主张文学一定要反映什么,以为文学家担负着社会历史使命,要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和事件,这是对文学家的苛求,甚至是贬低。文学要有更高的使命,它不是反映,而是开拓,对人心的开拓。当然有时候它需要借助于反映来开拓,比如写“文革”,这的确是一个对于开拓极为有效的题材,但也还有其他的题材。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即使只是面对一只狗,一朵花,甚至一种感觉、一种幻觉,也能够开拓自己的心灵。关键是你找不找得到那种感觉,那种全新的、以往没有人经验过的感觉。

  这不在于你有多少社会历史经历,搜集了多少现实发生的故事,而在于你的心胸是否开阔和深沉,能够容得下人类各种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情感。用这种眼光来看,反思“文革”就不是一个要为历史做结论的事,而只是一个深入自己内心的契机。

  记者:几年前思想界与文学界有个争论,部分思想界人士认为,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道德良知和社会承担。文学界部分作家在针锋相对指出思想界缺乏“常识”、“阅读量”、“感知力”,并强调文学有自己的特性,而非简单表达思想的载体。应该说,这样的辩护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考量一部作品,在要求其达到一定的艺术性外,还要看蕴涵其中的思想的深广度,这样是否在文学写作中展示出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以近年的“文革”叙事看,作为一种写作态度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或说是可以存疑的。

  邓晓芒:前几年所谓思想家对作家的质疑,我也参与了,但很明显,我是“思想家”中的一个另类。我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所针对的也是缺乏思想性,但我所谓的思想性,并不是其他人所习惯认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是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人性、国民性的拷问。这种思考不是单纯理论上的,更不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大帽子来强求作家遵守,而是诉之于作家对时代精神的感觉。当代作家普遍的问题是感觉的迟钝、陈旧甚至腐朽,他们以为用现代搞怪的手法来搬弄一些耳熟能详的话题,就能够生产出创新的作品来。他们绞尽脑汁搜罗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或者虚构出一些“魔幻”来,为的是能够继续吸引读者的眼球。还有一些作家回归日常生活的俭朴,沉醉于老一套的乡情、亲情、友情和爱情(“纯情”),名为“现实主义复归”。其实,经历过“文革”以后,所有这些看来毫无疑问的人之常情都需要做一番彻底的批判和怀疑,它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人性的最终归宿,而恰好有可能成为人性的欺骗性的面纱。

  今天的“文革”叙事作品最大的缺憾就在于,作家们似乎都是站在岸上回头观赏过往的沉浮,为那些没有能够游到岸上的人们抱恨唏嘘;要么就是庆幸还有某些人性的角落没有被“文革”的大潮席卷一空。其实最应该反思的恰好是我们今天所站立的这片看来坚实的土地,它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又会再次塌陷下去。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把自己悬在虚无主义的空中,标榜自己的玩世不恭,他们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似乎比前面两种人要深刻一层。但他们的致命的病症是自我感觉良好,没有真正的痛苦,因而也没有追求,只有逃避和自欺,甚至是洋洋得意。

  二

  记者:如果说国内的文学缺乏反思,难免会招来激烈的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当是上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反思文学。然而,我们对建国后的文学做一回顾就会发现,文学的反思似乎并没有真正剥离开功用、实利的色彩。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整体,即使是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很少有一以贯之的。而事实上,反思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它是有多面向、多维度的。任何反思都是一个需要层层剥离,并由此不断向深处掘进的动态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不以为当下的文学写作,真正达到过它可能抵达的反思。你是怎么理解的?

  邓晓芒: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文学”大部分充其量只是一种“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反思,即检讨自己哪些地方背离或丢掉了既定的天经地义的原则,现在要把它找回来。“文革”中我们失去了忠、信和道德的传习,失去了几千年的亲情孝道,现在悔不该当初。这种反思非常肤浅,它不是对这些天经地义的原则本身的反思,而只是以这些原则为标准的反思,但这些标准难道不正是“文革”的原则吗?“文革”虽然破坏了小家庭的亲情,难道不是建立起了对全民共同父亲的亲情吗?忠不就是更大的孝吗?由此推出“母亲打错了孩子”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所以这种反思必将落入“文革”思维的圈套,而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真正的反思还未开始,例如前不久揭示出来的“卧底”事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或潜在地成为了(现在叫)“信息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现在写农民和底层的作家多,写知识分子的作家比较少。农民和底层当然要写,其实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也是农民;但知识分子是对中国农民意识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淋漓尽致的一群人,作家不写他们,实际上是回避写自己,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无可奉告”。当然写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反思了,也可能是粉饰自己,自欺欺人。人们以为写自己是最容易的,许多作家都是从写自传开始的,但其实真正要写出自己的灵魂来是最难的。而一旦写出来,就具有普遍意义,如鲁迅的阿Q,其实写的是鲁迅自己,但又是整个国民的国民性,中国人谁敢说自己身上没有一点阿Q精神?   记者:在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曾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扮演了复杂的角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则齐刷刷成了被解构的符号。于是,在很多作家的写作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戏谑的对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带有浓厚反思色彩的作品中,担当反思主体的多是知识分子,而且这种反思不仅仅是面向历史的,它同时也是针对自我的,正是从对自我的无情解剖中,作者建构起了抵达历史深处的路。如何看待这种反差?邓晓芒: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底层百姓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就是代表底层“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本身出身农家,靠苦读走出山村,载负着乡亲们的嘱托而为天下国家谋利益。而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往往是极其愚昧昏庸,缺乏素质的,但只要是大权在握,知识分子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知识缺少高贵意识,这些知识只是政治实用的工具,不被权力所用则毫无用处,叫做“怀才不遇”。像孔乙己这种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连老百姓也是看不起的,他们自己更看不起自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对世俗权力有种本能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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