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写了有十年了,连自己都忘了写过这样一封信,事后想想那位编辑,也许并没有为翻译作品把关的能力,但出版社推着让他们去找选题,找到了请人译了,好不好都是要出的,难道还有退路吗?小伙子热情而灵活,进入此种出版模式想必也顺当,即便有疑问,在已转动起来、只有适者生存的大机器里,有多少良心底线能抵御那巨大的惯性?只是灵活的人不经意的一举,却为不灵活的人打上了致命的钉子。
我由此看到了“无忧无虑”时代越不过的陷阱,以及本真的消失速度。郑老先生这样的译人得以生存和立名的黄金时代,在商品化狂潮中被仓促地画上句号。在那个时代,一个出版社有什么能力就出什么书,即使不出书,也不会放出这样的译本;但在今天,数量等于赚钱的速度。一个机制的可信度来自控制源头的人具备能力的比率,以及终端分配利益的人被私利操纵的比率。这两个比率一旦失控,清醒者就得抽身了,因为进入了不得不逃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