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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我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2020-08-10 08:53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刘莉芳 吴琦 阅读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2009 年1 月16 日,大江健三郎来到北京,领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颁发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微山湖奖”。在日本,大江很少出席颁奖典礼,并且拒绝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自1994 年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出席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

这是大江健三郎第6 次访华。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大江访华很低调,媒体没有大幅预热,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大江要来。1月19 日,距离中国农历新年只有一周的时间,北大学生开始陆续离校回家过年。记者在北大论坛上见到一条帖子:大江将于1 月19 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讲。和以往的演讲不同,这条帖子没有引起关注,校园里也没有张贴海报。记者提前三天去领票,看到还有厚厚一叠票没发出去。

大江突然来访,让京城有些意外。因为自1994 年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位老人再也没有出席过任何颁奖典礼。这次,让他千里来京领取的奖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微山县联合设立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这是一个新增设的奖项,自2008 年起将用这个名称连续评选5 年。大江健三郎的新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和拉塞尔·塞林·琼斯的《太阳来的十秒钟》、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三部作品今年获得该奖。

大江说,之所以出席这次颁奖典礼,是希望更多的亚洲人读他的作品。同时,他向主办方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参观鲁迅博物馆,亲眼看看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另一个是在北大向学生演讲。向年轻人演讲,这是大江晚年最乐于做的事情。在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大江于1月16 日来到北京。

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 号,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大江被众人簇拥着来到时,院里的枣树长势正旺。他悄悄地避开人群,在角落,默诵了一遍《希望》全文,然后又面红耳赤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竟有几分“追星”似的忐忑和兴奋。

1月19 日上午,大江健三郎来到北大。原定10 点开始的讲演,9 点半就挤满了听众。大江的开场白和三年前他在北大附中做的那场演讲的开场白几乎一样。他说:“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的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他的语调不疾不徐,淡淡地说:“到这个月底,我就是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这话让听众们唏嘘不已,散场后,很多人找大江签名,大江一一工整地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字,盖上夫人为他准备的印章“健”。

大江健三郎北大演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这是我第6 次访问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幸跟年轻人讲话。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轻人说起和中国年轻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来都怀着一个梦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共同对话的场所,为了那些在中国听我讲话的中国年轻人,和那些在日本听我讲话的日本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没准儿,要是听了我讲话的中国的年轻人,在某处遇到了另一个听了我讲话的人,然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听过我讲话,于是就交谈起来,你对大江的讲话有什么看法和感受?从日本来到中国的人们和中国的年轻人之间,还有,从中国来到日本的人们和日本的年轻人之间,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场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对话的场所可能会在纽约、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学的年轻人,因为某种机缘而成为了朋友。

然而,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梦想变得更加真实。今天,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说和去年或前年在东京大学所做的讲演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很快在北京和东京之间,在因特网上,就会有很多人以我的讲话为基础自由地展开讨论。

因特网时代的“语言运动”

实际上,在因特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我在东京还没有上网,却到北京和100 个中国年轻人在因特网上进行了一次1 对100 人的对话。那是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电台,好像是叫“FM365”,对话地点在他们的本部大楼里。

100 个年轻人的提问,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来逐个回答。然后,针对我的回答,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我就接着再回答。如果要问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确实的成果,说实话,我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网民提问“你对这个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时候,来自因特网上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高中女生写的。她批评我说:“大江先生很土。”“Tu”,写作汉字“土”,就是“很乡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回答出来之后,网上立刻出现了很多赞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个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给盖住了。虽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还是觉得,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利用因特网,让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广场,打开沟通的渠道,进行讨论,那么,就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如今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网,而是阅读书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轻人中间,应该有很多人虽身在中国,却能自由地跨越国境,在因特网上(比如说和东京的学生们)谈论着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事情。

就在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议,号召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建立联络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我响应了这一号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这个倡议书转发给了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为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直接认识的朋友。倡议这一小规模运动的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兼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倡议书的内容,就是抗议以军对加沙地带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尽管巴伦博伊姆是个犹太人,(对他而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却一直抗议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与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奋斗不息的爱德华·萨伊德(他已经于5 年前去世了)这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一起合作组织的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轻人和伊斯兰教的年轻人,他们的音乐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东诗篇》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交响曲,同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地举办了演奏会。本来萨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伦博伊姆的倡议书想必已经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参加者,等我明天回到东京后,我想事情的经过应该都已经送到我那里了。利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迅速,将世界联接在一起—对这种新的传递方式之下的“语言”的运动,我充满了期待。

《孔乙己》与《故乡》的影响

此次我来中国,是来参加由各位所熟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一个文学奖项的颁奖活动。更确切的讲,是因为我信赖这个文学奖项的评委会,因为我多年的好友都参加了这一活动,我期待着与他们的会面而来到了中国。不过,这个文学奖的决定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为中国之行做好充分的准备。再加上,到这个月底,我就要成为一个74 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做两件事情,在他们都答应了我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这次的旅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去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来都怀疑有没有资格直接看到的东西。另一件事情,也许给在座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我想直接和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讲话。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做准备,所以,我就来说一说从年轻时代到步入老境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学,就是写小说。在此过程中,“何谓小说?”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主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很“土”,很不流行,却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

而且,我多年的夙愿业已实现,我访问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并深受感动,所以,我要从鲁迅开始讲。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个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 岁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民学校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现在想来,那是收集了从《呐喊》到《野草》等鲁迅于北京时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译过来的小书(岩波文库)。母亲很爱看这本书,并把它送给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孔乙己》。

母亲好像打算在我从国民学校毕业之后,送我到隔壁镇子的一个商店里去当住店的学徒(我们那儿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为了让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会里做事,才给我看了这本小说。通过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视线,观察着到店里来的大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为那个伙计,想像他那样仔细地观察大人。

然而,在我10岁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自从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日本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宪法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长的地方,在那个叫“四国”的被森林包围着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学。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个讲故事的少年一样,去当学徒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喜欢看那本母亲送给我的鲁迅的短篇集。后来,我升学进了位于我们那个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时,母亲对我说:“去看鲁迅老师的小说《故乡》!”—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老师”。里面写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乐生活,但是,那些离开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过和好朋友“闰土”不一样的生活。那是很没意思的。“高中毕业后看样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学,等大学毕业了,你就马上给我回村里来,跟你现在那些好朋友一起来做事,来建一个新村子。这一点你可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母亲对我的嘱托。

我也打算按母亲说的去做,于是,就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了《故乡》结尾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然后,我上了大学里的法国文学系,在那一刻,其实我已经违背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约定。就算我成了法语专家,我们村里也没有法语老师的教职。即便在我们县里的大学里,当时也没有法语讲座。更不要说和四国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干活了,就连在四国地方城市大学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没有。不过,作为一名23 岁的东京的学生,我却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学问,想要通过国家考试,谋个好职位,结果一再落榜,绝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宝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着屋子里地面上发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外面,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块发光的地方。

听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了,那就是鲁迅短篇集《呐喊》里的《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门紧锁,男子为了叫人来开门,就用“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那里叫喊。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构思的这个青年,他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我觉得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再次重读那个短篇小说,我觉得我描写的那个青年就是在战争结束还不到13 年,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什么明确的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青年,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学生,以及另一个学生,三个人一起在大学医院打工。医院里养了很多“实验用犬”,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了一些麻烦,需要处理,也就是要杀掉它们。然后,他们就在专业屠夫的指导下开始工作。这份工很苦很累,还有可能拿不到钱—就在这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故事”结束了。

当下的日本,正笼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工作却找不到就职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轻人为找工作而苦恼),于是,“贫困”问题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从文学上讲,就是有很多人又开始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这部小说描写了在极度恶劣条件下工作的贫困的劳动者。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 年。1933 年,在国家权力的迫害之下,被残酷杀害。我到鲁迅博物馆,看到鲁迅先生写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觉得非常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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