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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翻译家草婴与《一个人的遭遇》

2020-07-28 08:36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阅读

1987年,一位中国翻译家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得苏联最高文学奖——高尔基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一大奖的翻译家。他,就是草婴先生。

翻译家草婴

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总是选择最能令他“激动的事件”,而草婴先生总是选择有价值的艺术精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这样回忆自己翻译《一个人的遭遇》的初衷:

1955年12月31日和1956年1月1日的《真理报》发表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一篇不长的小说在报上分两期连载,本来也不奇怪,但上篇放在岁尾、下篇放在年首,占用了两年的大块版面,这可真是史无前例。

当时我从《真理报》上读到这篇小说,当即被它深深感动。我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1945年战争结束,一直替《时代》周刊和《苏联文艺》月刊翻译有关战争的电讯、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印象深刻,关于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敌和壮烈牺牲,脑子里也留下不少难忘的场景。

但是,在读《一个人的遭遇》时,我的内心怎么也无法平静。我立刻把它译成中文,译文很快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书中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形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的故事一字一句都打动我的心。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损失粗略估计超过四千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上都留有一个空位子,摆有一副没人动用的餐具。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索科洛夫的遭遇,是当年千百万苏联人的遭遇,具有普遍性。战前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说过着美满的生活。德国入侵苏联,索科洛夫参了军,但不久敌机把他的家炸成一片废墟,妻子和两个女儿炸得影踪全无,儿子当时不在家,总算活了下来,而且也参了军。索科洛夫在战争中曾被德军俘虏,受尽折磨。最后他冒险带着德国军官开车逃回自己人一边,才知道家里发生的悲剧。更出乎意外的,就在胜利那一天,儿子也在攻占柏林时牺牲了。没有了亲人,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作者在小说里写道:“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葬。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索科洛夫通过朋友的帮助,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司机的工作,并寄住在朋友家里。他无意中遇到一个孤儿,就冒充他的父亲,小孩也以为真是他的亲生爸爸,两人从此相依为命,走他们人生的道路……

草婴先生在翻译中追求忠实准确,流畅传神。在翻译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时,草婴先生还请演员试着朗诵,不顺口的地方他就修改。草婴先生去世后,作家冯骥才在纪念文章《草婴先生》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对草婴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1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场装了一车粮食,一直拐到茶馆那儿。我的小家伙正巧在那边,坐在台阶上,摆动一双小脚,显然,他是饿了。我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向他叫道:“喂,万尼亚!快坐到车上来吧,我带你到大谷仓里去,再从那儿回来吃中饭。”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悄悄地说:“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叫万尼亚呢?”同时圆圆地睁着那一双小眼睛,看我怎样回答他。嗯,我就对他说,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了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开动车子。他是个很活泼的小家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来,想了一会儿,一双眼睛不时从他那两条向上拳曲的长睫毛下打量我,接着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一个小雏儿,可已经学会叹气了。难道他也应该来这一套吗?我就问他说:“万尼亚,你的爸爸在哪儿啊?”他喃喃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妈妈当我们来的时候在火车里给炸死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你在这儿一个亲人也没有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夜里睡在哪儿呢?”“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这时候,我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就一下子打定主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领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和光明些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万尼亚,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几乎无声地问:“谁?”我又同样悄悄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这一说可说出什么事来啦!他扑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帮、嘴唇、脑门,同时又像一只太平鸟一样,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车仓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一定会找到的!我等了那么久,等你来找我!”他贴在我的身上,全身哆嗦,好像风里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上了雾,我也全身打战,两手发抖……我当时居然没有放掉方向盘,真是怪事!但我还是不由得冲到水沟里,弄得发动机也熄火了。在眼睛里的雾没有消散以前,我不敢再开,生怕撞在什么人身上。就这么停了有五分钟的样子,我的好儿子还一直紧紧地贴住我,全身哆嗦,一声不响。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他压在我的胸口上,同时用左手掉转车子,回头向家里开去。我哪儿还顾得上什么谷仓呢?根本把它给忘了。

我把车子抛在大门口,双手抱起我的新儿子,把他抱到屋子里。他用两只小手钩住我的脖子,一直没有松开。他又把他的小脸蛋,贴在我那没有刮过的腮帮上,好像粘住了一样。我就是这样把他抱到屋子里。主人夫妇俩正巧都在家里。我走进去,向他们眨眨眼,神气活现地说:“你们瞧,我可找到我的万尼亚了!好人们,接待我们吧!”他们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跑来跑去,忙了起来。我却怎么也不能把儿子从我的身上放下。好容易总算把他哄下了。我用肥皂给他洗了手,让他在桌子旁边坐下。女主人给他在盘子里倒了菜汤,看他怎样狼吞虎咽地吃着,看得掉下眼泪来。她站在火炉旁,用围裙擦着眼泪。我的万尼亚看见她哭,跑到她跟前,拉拉她的衣襟说:“婶婶,您哭什么呀?爸爸在茶馆旁边把我找到了,大家都应该高高兴兴,可您还哭。”她呀,唉,听了这话,哭得更厉害,简直全身都哭湿啦!

吃过饭,我带他到理发店去,给他理了个发;回到家里,又亲自给他在洗衣盆里洗了个澡,用一条干净的单子把他包起来。他抱住我,就这样在我的手里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把车子开到大谷仓,卸了粮食,又把车子开到停车处,然后连忙跑到铺子里去买东西。我给他买了一条小小的呢裤子、一件小衬衫、一双凉鞋和一顶草帽。当然啰,这些东西不但尺寸不对,质料也不合用。为了那条裤子,我还挨了女主人的一顿骂。她说:“你疯啦,这么热的天气叫孩子穿呢裤子!”说完就把缝纫机拿出来放在桌上,在箱子里翻了一通。过了一小时,她就给我的万尼亚缝好一条假缎短裤和一件短袖子的白衬衫。我跟他睡在一块儿,好久以来头一次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不过夜里起来了三四次。我一醒来,看见他睡在我的胳肢窝下,好像一只麻雀栖在屋檐下,我的心里可乐了,简直没法形容!我尽量不翻身,免得把他弄醒,但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坐起来,划亮一根火柴,瞧瞧他的模样儿……

天没亮我就醒了,不明白为什么感到那么气闷?原来是我这个儿子从被单里滚出来,伸开手脚,横躺在我的身上,一只小脚正巧压在我的喉咙上。跟他一块儿睡很麻烦,可是习惯了,没有他又觉得冷清。夜里,他睡熟了,我一会儿摸摸他的身体,一会儿闻闻他的头发,我的心就轻松了,变软了,要不它简直给忧伤压得像石头一样了……

开头他跟我一起坐在车子上跑来跑去,后来我明白了,那样是不行的。我一个人需要些什么呢?一块面包,一个葱头,一撮盐,就够我这样的士兵饱一整天了。可是跟他一起,事情就不同:一会儿得给他弄些牛奶,一会儿得给他烧个鸡蛋,又不能不给他弄个热菜。但工作可不能耽搁。我硬着心肠,把他留在家里,托女主人照顾。结果他竟一直哭到黄昏。到了黄昏,就跑到大谷仓来接我,在那边一直等到深夜。

开头一个时期,我跟他一块儿很吃力。有一次,天还没断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因为我在白天干活干得很累,他平时像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这次却不知怎的忽然不做声了。我问他说:“乖儿子,你在想什么呀?”他却眼睛盯住天花板,反问我:“爸爸,你把你那件皮大衣放到哪儿去了?”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什么皮大衣呀!我想摆脱他的纠缠,就说:“留在沃罗涅日了。”“那你为什么找了我这么久哇?”我回答他说:“唉,乖儿子,我在德国,在波兰,在整个白俄罗斯跑来跑去,到处找你,可你却在乌留平斯克。”“那么乌留平斯克离德国近吗?波兰离我们的家远不远?”在睡觉以前我们就这样胡扯着。

老兄,你以为关于皮大衣,他只是随便问问的吗?不,这都不是没有缘故的。这是说,他的生父从前穿过这样的大衣,他就记住了。要知道,孩子的记性好比夏天的闪光:突然燃起,刹那间照亮一切,又熄灭了。他的记性就像闪光,有时候突然发亮。

也许,我跟他在乌留平斯克会再待上一年,可是十一月里我闯了祸:我在泥泞地上跑着,在一个村子里我的车子滑了一下,这时候正巧有条牛走过,就给撞倒了。嗯,当然啰,娘儿们大叫大嚷,人们跑拢来,交通警察也来了。他拿走了我的司机执照,虽然我再三请求他原谅,还是没有用。牛站起来,摇摇尾巴,跑到巷子里去了,可我却失去了执照。冬天就干了一阵木匠活儿,后来跟一个朋友通信——他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你们省里的人,在卡沙里区当司机——他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来信说,我可以先去当半年木工,以后可以在他们的省里领到新的开车执照。哪,我们父子俩现在就是要到卡沙里去。

说句实话,就是不发生这次撞牛的事,我也还是要离开乌留平斯克的。这颗悲愁的心可不让我在一个地方长待下去。等到我的万尼亚长大些,得送他上学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安顿下来,在一个地方落户。可现在还要跟他一块儿在俄罗斯的地面上走走。“他走起来很吃力吧?”我说。

“其实他很少用自己的脚走,多半是我让他骑在肩上,扛着他走的;如果要活动活动身体,他就从我的身上爬下来,在道路旁边跳跳蹦蹦跑一阵,好比一只小山羊。这些,老兄,倒没什么,我跟他不论怎么总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荡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候,心脏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我怕有一天会在睡着的时候死去,把我的小儿子吓坏。此外,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差不多天天夜里我都梦见死去的亲人。而梦见得最多的是: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他们却在外边,在另外一边……我跟伊琳娜、跟孩子们天南地北谈得挺起劲,可是刚想拉开铁丝网,他们就离开我,就在眼前消失了……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显得挺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哎哟’,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湿透了……”

这当儿树林里听到了我那个同志的叫声和划桨声。

这个陌生的、但在我已经觉得很亲近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巨大的、像木头一样坚硬的手: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到卡沙里一路平安。”

“谢谢。喂,乖儿子,咱们坐船去。”

男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挨在他的右边,拉住父亲的棉袄前襟,在迈着阔步的大人旁边急急地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目送着他们……本来,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万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蹦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嫩红的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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