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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张炜:步出那个阴浊小世界

2020-07-27 08:53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张炜 阅读

傅抱石《赤壁舟游图》(局部)

傅抱石《赤壁舟游图》(局部)

阴浊小世界

文 | 张炜

选自《斑斓志》

说到北宋以及类似的朝廷宫阙,古今来不知令多少人感到神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想争挤而入;最想不到的是当有人果真如愿以偿,一切将完全出乎所料:自己竟然跌入了一个阴暗污浊的、狭窄的小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要告别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氧气,在一个特异而曲折的空间里享用和忍受,直至死亡。

由于缺少照晒和新鲜空气,霉菌丛生的腐败是必然的,这从来不以某些宫廷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敏锐如苏东坡者,对此肯定有所觉悟,也必然有所超越。苏东坡多次请求外放,就是出自这种恐惧和痛楚。为了能够再次享受阳光、吹拂清新的气流、领略大江大河大山,他曾经奋力挣脱。

作为一个地方官可以稍得舒缓,因为毕竟离开了朝廷,有一点自处的权能,多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能够建设和规划,兴办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业。总之越是远离那个人造的大型蜂巢,就越是接近宽松之地,越是可以亲近美好的自然。封建宫闱之厚重狭窄,落满灰尘脏腻,这一切只有从远处回望,才能看得清晰一些。

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王安石经常穿着俚野便服骑在驴子上,这已足够可爱。对比那个威赫严厉、大权在握的宰相,骑驴老人让人觉得特别亲切。衣冠不整的苏东坡也是一样。他们都经历过上层生活,在那场激烈的党争之后,多少人蒙难,又有多少人获宠。他们两人作为新旧党的重要人物,这次相逢该有多少感慨。

当年的王安石是一个胜利者,身为宰相,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严厉而迅猛地推进新法,使司马光和苏东坡等先后遭难。就是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命运,一段激烈冲撞的历史,使他们的重逢变得奇异。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此刻置身于山水之间,周边是绿色,是喧喧鸟鸣和水流,而不再是厚重的宫墙,也没有毕恭毕敬的群僚和至高无上的皇帝。在那个权高位重之地,在密不透风的体制中,任何生命都被扭曲,像王安石这样清廉的能吏,像苏东坡这样抱负满满才华横溢的诗人,竟全无机会展露真实的自我。在那个阴冷的处所里,人必须全副武装和紧紧包裹,舍此便没有生存的机会。

而今一切都变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

所谓的治与被治、牧与被牧,二者之间是一种诡异的关系。这种封建专制政体的发明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大概已很难回答。如果绵延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等于黑暗的代名词,那么关于文治武功的伟大记录又该怎样辨析?作为天下“最大人家”的罪恶,它的虚妄与残酷,又该怎样注解?对此,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以及许多此类人物,尚且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旷世大智孔子有着强大的反抗性,并有朴素而严整的思想,虽不能简单称之为理想主义者,却能够将自己推崇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格寄托于“周公”,然后申明变革之志。不过无论如何,“周公”还是一个大牧者,是一个牧羊人而不是一只羊。

羊和人的界限与角色也可以打破、互换,但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什么不同。

苏东坡主动要求离开京城,既是一种聪明,也是为了求善。在当时的首善之区汴京,物质生活虽然丰足便利,但仍旧不是宜居之地。这里太喧哗太拥挤,而且积累了太多的阴谋与龌龊,有那么多的倾轧计谋,党派林立,利益交错,污浊不堪。这种生活消磨心性,浪费生命,终日庸碌没有尽头。我们从书中记载可知,苏东坡一旦离开,能够主政一方时,比如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职期间,做了多少民生大事。他大兴水利,施政惠民,不必动辄掣肘生乱,能多少放手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当地生活也多姿多彩,颇为尽兴。总之苏东坡在那几个地方任职还是相当潇洒的,也算是一生最为得意的几个阶段。其实这种外地为官的滋味在最初踏上仕途的凤翔时就有体味。

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他深深地确认,疏离权力中心是多么重要。做一个近臣似乎威赫,实际却要生活在一种毫无光彩的阴影里。这里没有个人意志,更不能施展腾挪,偏离半步即有不测。如果走出宫墙,走得再远一些,才会看到另一番景致。尽管在外地为官也难以不管不顾大干一场,但总比身陷朝堂宽裕得多。这里虽然不能实现更大的抱负,或许还能有所作为。近旁没有一道道阴冷的目光,这太重要了。人在一种盯视下生活,多么痛苦。

“首善之地”说到底不过是权力和物质的聚拢,是一处较大的人工巢穴,它悬在风雨来袭的枝丫上,其实不堪一击。一个为仕之人,难堪之处在于他置身“首善”感到痛苦,一旦远离也会悲伤,甚至要开始无穷无尽的仰望和怀念。这种矛盾古来皆然,鲜有例外。苏东坡的可贵之处在于多了一份清醒,远离后能够松弛下来,留下一部部诗文佳作。他引以为荣的“三大著述”,大致也是在黄州之后的倒霉期写出来的,那时离“首善之地”就更远了。这之前很难做这一类事情,那时的富足、权力、威势、显赫,作为一种人生的假象,许多时候不过是一层装饰而已。那种“善”是一种伪善,是伪装和包裹。现实的苦难与生存被遮罩起来,隔在厚重的宫墙之外。

一望无际的田野与丘壑之间有活泼的溪水,有葱绿,有无数的生灵。这种生命繁衍不息的善,才是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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