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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梵:为沉默的诗人作些脚注

2020-07-13 09:1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梵 阅读

黄梵

黄梵,1963年生,湖北黄冈人。作品见于国内各核心文学期刊、年度最佳选本、排行榜等,被译介至英、美、德、意等国。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教授文学与艺术课程。

我想这里的每个诗人在面对“中间代”这种描述时,不会有找到方向的感觉。相反,精神和言行的彻底自由,是使“中间代”这种描述变得可靠的基础。“中间代”的提出,与“第三代”、“七十年代”的提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不是在诗歌新体验的开端,就发挥预言能力,它更不是一种平衡其它诗歌势力的抗衡力,因为它有个显见的低调的人格基础:即诗歌政治的动机,在这些诗人身上烙印不深,更可能他们厌恶主义。这些诗人中的大多数,也游离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个写作标签之外,他们并不拥有这样或那样合格的诗歌“护照”,只有那些类似绿卡的诗歌“护照”,才能避免被其它阵营的诗人排挤、否定。

在我看来,怀着强烈的分歧冲动写作,与怀着对抗情绪写作,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赋予给写作以并不存在的意义。在这一代的中国诗人之间,似乎很容易产生对立情绪,我们耳濡目染的是文学中“敌人”这个概念,也许因为人人都害怕受到“孤独”的威胁,这样做有个显见的利益!我们能很快形成一种对别人施压的见解,从而把自己从孤独中解放。有时,这种做法的确很哗众。从美学上说,如果“敌人”是产生废话的源泉,倒也不错,但那样别人就不必道德地对待这些攻讦的文字。难道花费毕生的精力,仅仅是为了满足别人(包括后人)的好奇心吗?为什么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立阵营的诗人都代表僵死的诗歌经验,以致一定有个可怕的“敌人”,隔在诗人和诗人、诗人和他的作品之间(有些人干脆不写)。安琪、黄礼孩提出的“中间代”,似乎想回避对诗人的这些假困扰,他们要从纷争中保释出一批诗人。对这些诗人的创作而言,提出“中间代”显然是时过境迁的事。“中间代”因为远非恰逢其时,所以并无上述显见的利益,相反,它努力表现出弥合的风范,试图通过提示普遍的诗歌境遇,来抗衡诗坛中复杂的人性。的确,我们的绝望都达到了同样深远的程度,都不甘让诗歌落入俗套,都知道在个人掌握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智慧、普遍的诗歌力量,为什么偏偏又被“运动”、观念阻隔?当诗歌在某一瞬间扩展我们对自由、幻想的意识,提示心灵的迷乱和忧患,谁会在乎它来自哪个流派?“中间代”似乎反映出这种矫正的理想。着力宣布一些诗人的存在,及其诗歌精神的价值,似乎成了安琪、黄礼孩们的责任。他们大概想说明,我们必须珍视已经取得和拥有的这些诗歌信念,指出诗歌历程中一些隐藏颇深的过失。在这方面,他们确实表现出道德感,似乎认识到不同诗歌经验的意义。除了被时代隔开,诗歌不可能被狭义的观念隔开,更不存在能够脱离时代危机的诗歌危机。

想一想吧,在我们的国度,诗歌曾怎样一度脱离历史(而非脱离时代),那时它比消失还要可怕。想一想这个艺术政治带来的厄运,便能理解“中间代”想要找回几近失去的诗歌肉身,而不是诗歌观念的努力。谁能肯定,以后不会出于道德或观念的原因,诗歌经验的空间被再次打压,出现脱离历史的窘境?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汲取的是诗歌精神,它对诗歌有自我矫正的能力,除非我们轻率地唾弃它。诗歌本应使我们变得敏锐,承认真正的敌手不是某个诗人或流派,它应该究诘自诩为体系的东西,承认抵达诗境有十分随意的途径。这里我们勿需知道,安琪、黄礼孩的呼唤是否来得及时、有效?他们从诗歌历程中理出的这个头绪,提供了一条既平行于“第三代”与“七十年代”,也平行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隐秘的诗歌通道。我愿意把“中间代”既理解为诗歌状态,也理解为人格状态。这些诗人的低调或沉默表明,作为诗人他们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干。他们全副武装地潜行在“第三代”和“七十年代”之间,却不准备把任何诗人或诗歌作为敌人。毕竟对词语的钳制就是对诗歌精神的钳制,真正的诗人不会成为一种秩序(哪怕是诗歌秩序)的道德盾牌。如果说“第三代”是“平民一代”,“七十年代”是“垮掉一代”,“中间代”可以理解为“沉默一代”。

作为诗歌状态,他们坚持履行个人的诗歌责任,而不是集体责任。真正使他们头脑保持健康的,是对词语经验的尊重,细心使用词语就是细心呈现事物。显然,他们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抒情性。的确,作为头脑的健美操,诗歌极度灵巧,以致永远配不上道德的桂冠:忠贞。从这个角度说,诗歌是协助意识撒谎的作为,一个随便的意象、幻觉,都企图和一个灵魂结合,任何一个自由对它来说都刻不容缓。正因如此,这些沉默的诗人年复一年,把诗歌作为心灵持续作用的道路,而不是硕果累累的果园。的确,这个时代的现实太有诱惑力了,许多人在思想结青果时,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端上桌来。他们把表述的次数误认为“重要”的指标,如果按照这种商业指标,便可以认为如下这些重要的诗人不重要,他们是:岩鹰、朱朱、树才、叶辉、潘维、安琪、莫非、王顺健等,以及被“中间代”遗漏的一些诗人,如吴晨骏、马铃薯兄弟、代薇、刘立杆等。正是多年的延误,使上述这批“中间代”诗人经受住了考验。我时常思忖,为什么还有一些诗人习惯在诗歌内部,建立类似政治的审讯室,好象诗歌真存在那么条分缕析的秩序的边界,不肯面对他们陌生或未曾见识、未认出的东西。上述诗人正是在这种品性上,令人难忘。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指责为“模棱两可”或“隐喻高手”,就好象他们在经历一种诗歌疾病,这些其实都出于“诗歌政治”的目的。当然,原谅诗人的自私、自负,与正确地谈论诗人完全是两码事。与前一拨和后一拨诗人相比,这些诗人的语言更加微妙,不仅信任时代与诗歌的相互作用,也信任诗歌与诗歌、诗歌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他们十分道德地对待、认识文明,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国度曾几近让文明死亡,这种危险始终没有彻底解除(还可能以虚假繁荣的面目出现),一种文明的死亡也许比一个人的死亡更加可怕。

正如阿道诺曾提出:“在奥斯维辛之后,谁还能再写音乐?”这个问题我想已经被中国诗人重新思考过了,互践依稀尚存的诗歌精神,似乎不是出路,克服文学凶残的面目,靠一代人还远远不够。我们这一代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并不在于重建了多少高楼、工厂,而在于重建了头脑、尊严,也许它正企图抵达能够引领时代的深度,也许作品在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同时,指出了改变精神现状的另一些道路。总体上说,诗人是不能相互替代发言的,一种归纳也意味着简化,有时简化的确很不划算,它只是企图使一种观点变得流行。如果非这么做不可(安琪、黄礼孩们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倒应该记住,这里呈现的风格都是每个诗人有意识的选择,精确的诗歌骨架只去承受与之相称的素材,没有马马虎虎、慌慌张张的呈现,他们甚至不屑去识别大小诗人。的确,在这个人人都认为是大诗人的时代,甄别大小诗人也变成了仓促的艺术政治行为,谁能说这不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倒不如让诗歌自行前进。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谈及诗人时,不涉及人性,但最让我挂念的,还是诗选中的一些诗人。他们并不附和简单的否定法则,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诗歌的意义会保持或者扩展。他们有十几年的时间,沉浸在物质生活唤起的躁动中,这些躁动都趋向于同一的认识,他们的诗歌恰恰在这时、这里出现,他们乐意放弃同一的认识,如果这个认识是真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之所以持续地迁就诗歌的这一性质,是因为唯有这些作品方能保证汉语的活力、清醒,对各种压制的最后胜利。相反,刻意强调的诗歌分歧,会使我们付出再造一个文学“奥斯维辛”的代价,从而掩盖本来隶属整个一代诗人的诗歌使命和诗歌精神。这个使命在“中间代”诗人中根本不是讨论,而是此时此刻此地的逗留。我一直认为文学硝烟遮蔽了谈论诗歌精神的道德,尽管许多人一提起道德就不寒而栗,但我认为恰恰是这些诗人的人格状态,构建了这些诗人的诗歌状态。在几乎空白的领地重建,不可能不延续诗歌精神,我们身上具有的这种或那种侵略性,并不足以改变这个事实。不同时代的写作其实都追随这个隐秘的线索,甚至古代诗人的经历也会在我们身上有所反映。否则我们的诗歌便孤立于历史,这又将是过去的重演,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所幸的是,这些沉默的“中间代”诗人,都没有在世故的意义上变得聪明,都有不被势力左右的坚持诗歌精神的基本道德,即只听命于个人美学而不是集体美学的最高要求。这就使得“中间代”的提出,可以永远不“恰逢其时”,使“中间代”可以有十分自由的呈现节奏,可以不依赖“恰逢其时”的社会心理,甚至可以延迟五年、十年提出,或根本不提出。

2002年1月13日

本文原发于《山花》2002年1月号,后收入《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后刊登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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