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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记住社保号码的人:杨牧先生二三事

2020-05-21 08:3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台湾诗人杨牧(1940-2020)
台湾诗人杨牧(1940-2020)

在瘟疫横行的时候,惊闻台湾诗人、学者杨牧先生往生,加倍伤心。

杨牧先生是卓越的当代诗人,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也曾是我的老师。他在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的时候,我修过他的好几门课程。而今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犹如昨日。写于此,权作对他的纪念。

老师本名王靖献,“杨牧”是笔名,我们学生都称他王老师。他是台湾花莲人,毕业于东海大学外文系。后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台湾文坛半壁江山都与这所学校有关),获艺术硕士学位,再进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师从学问大家陈世骧先生专攻比较文学,获得博士学位。王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诗经》,是当仁不让的先秦文学专家。我1992年秋季初入学,主修课程之一就是王老师的“《诗经》《楚辞》选读”。教室在高文楼二楼夹层的一个小教室里,黑板前只有一张大方桌,容得下十来个学生。我修过的课程一大半是在这间教室上的。第一天上课,我们四五个学生早早围坐等待上课。王老师的办公室离教室十几步远,到点了才姗姗走进教室。原来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的中年人。因为有美国同学,王老师用英文授课,但发给我们的教学大纲是他挑选的《诗经》《楚辞》篇目,手写中文,字体散漫而不潦草,像是他的为人。

除了写板书,王老师都坐着授课。那种教室给人的感觉就是近距离聊天,而不是上课,所以王老师的语调从来不高,有时候近乎自言自语。不能说他不苟言笑,但确实少见一般老师在讲台上的纵横捭阖,眉飞色舞。我们都感觉他像一个老学究。研究先秦文学的老师不都是我们常见的学究么?在理解和翻译古诗的时候,他也苛刻地咬文嚼字,不太允许随意发挥,似乎也佐证了这种感觉。即使讲到他自己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诗经》中的诸多篇章是中国戏剧的滥觞,他也像是在讲一个基本事实,跟他自己关系不大。他让我们读他关于《诗经·文王》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比较研究的论文“《文王》——《诗经》里的一首中国史诗”(The Weniad :A Chinese EpicinShihChing),也没有特别强调其开创性的贡献。最多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不是单纯研究先秦文学,而是横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离那个老学究的形象稍微远了一点点。可是系里专攻中国文学的老师都有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东西方比较也常常信手拈来。比如讲汉赋必提荷马时代的行吟诗人,讲六朝宫体诗必联想到法国宫廷诗,讲《红楼梦》必使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讲儒家经典必与《圣经》研究相比较,他们把《诗经》标出篇章数目和行数,都是从《圣经》研究中借来的。王老师的比较研究路数,并不那么与众不同。

随着时间推移,有同学告诉我,王老师是台湾有名的现代派诗人,他的笔名叫杨牧,还有叶珊,楼上的东亚图书馆里有王老师的诗集和散文集。我才赶紧去找来读:《叶珊散文集》《柏克莱精神》《方向归零》《杨牧自选集》……读完之后大吃一惊,不一样的王老师!他原来是很前卫的现代派诗人。(Avant-garde前卫,这个单词还是跟王老师学的)待读了他的学术著作《陆机文赋校释》,又是眼前一亮,完全不是我熟悉的学究型典籍校释,比论古今中外,行文诗意盎然,一扫我的陈见。有一次讲课当中,王老师因为偶然的话题,提到他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原著,然后激情飞扬,酣畅淋漓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我们听完都为他的意外发挥连连喝彩。那是王老师讲得最精彩的一堂课,唯一一次我触摸到了王老师内心,既有诗人的激情,也有思想者的睿哲,让我相信了他本色是诗人。他又用另一个事实证明了作为诗人的特质。他说,他从来不记自己的社保号码(Social Security Number,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跟这个数字有关),不是记不住,是拒绝记住,因为不想被那个象征政府权威的数字所约束,这样的自由不羁,不是诗人是什么?

我修完《诗经》《楚辞》选读之后,又修了他的“唐诗选读”和“《西厢记》研究”,前后延续了近三年时间,慢慢有机会与王老师互相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老师常常会在课堂上批评历史系教授的迂腐。原来他大一上的是历史系,因为很不喜欢系里的老师,转到了外文系。对此段经历,王老师耿耿于怀,在我们学生面前从不忌讳溢于言表。但有一天他发现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很勉强地说其实学历史挺好的,从此再也不在课堂上批评历史系的人了。我知道他是给我留面子,其实我并不代表历史系,更不代表台湾某大学的历史系,但感动于王老师的体察人心,所以至今记得这一幕。王老师在很早之前就知道我和另一位同学是四川人,老在课堂上说,我很喜欢你们四川的牛肉面。我们听了很是尴尬,不知该怎么回应他。终于有一天我们再也忍不住,实话告诉他,他喜欢的四川牛肉面不是四川的,那是台湾特产,与四川无关,我们四川人不吃牛肉,他才恍然大悟,再也不提四川牛肉面。当然,后来我多方打听后得知,台湾的四川牛肉面是当年去台湾的成都人,在食品短缺的情况下,利用美军厨师不要的牛肉边角余料,用辣酱熬制臊子做成的面条,号称“四川牛肉面”。虽然创制于台湾,还是跟四川沾一点边的。

因为课堂上的互动和作业都是英文完成的,王老师在课堂上和作业里几乎无法了解我们大陆学生的真实中文水平。再加上当时大陆人的古典文化修养普遍不如台湾好,王老师大概一直想知道我们到底是否孺子可教。有一次他要去外地开会一星期,布置我们写一篇文学作品赏析的短文,篇目自选,不限语言,他回来后交卷。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首诗、一篇文章赏析好,就可以从中文系毕业了。我选了赏析李白诗歌《登金陵凤凰台》,用中文写的。卷子交上去,王老师给的分数和批语都很鼓舞我。王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很高兴地说,能用中文把文学评论写好就够了,英文好不好没关系。不过,他很快发现这样说会助长我们不好好学英文的懒惰,又改口说学好英文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此后王老师对我的态度热络多了。在《西厢记》研究课上,他分配我研究红娘,说红娘才是《西厢记》的核心人物。我写了一篇关于红娘在《西厢记》里发挥了多重功能的文章,他很喜欢我提出的红娘一角有舞台总监功能的说法,说他没有想到这一层意义。

自从我们知道王老师是诗人之后,就一直期待他开一门“当代文学研究”或“当代诗歌研究”课。他要是能以创作者的身份现身说法,该多有趣啊。可惜因为与其他老师的教学范围冲突,此事一直未能如愿。系里文学方向的老师除了王老师都是西方人,他们的研究都做得很好,却没有王老师那样广泛和资深的文学创作经验。这么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却常年闲置不用,是系里的巨大损失。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偏重传统汉学,基本功训练很扎实,却比较忽略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王老师后来转到比较文学系去,或许与此有关。作为学生,当然希望教学越多元越好,但心向往之却无能为力,只能通过读王老师的作品来体会他的诗心诗意了。

我毕业前,王老师就转到比较文学系去了,只在数学系所在大楼的停车场电梯口遇到过一次。他大概是从停车场走去比较文学系,而我则是经过停车场回家。那是冬天里,王老师戴着一顶小毡帽,显得有些老态。我问候了一声“王老师”,他笑着点了点头,没说话。依然是王老师的风格。从此后再没有见到过王老师。到今天,已成永别。呜呼!

在我的求学路上遇到过各式各样的老师,包括中外硕学鸿儒,但只有王老师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名人,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从1950年代到晚年一直很活跃,创作手法既复古又前卫,从不踯躅畏惧于新的实验。他曾说,有时候发现《诗经》里的一个词汇很值得挖掘出来使用,就直接用在自己的诗里,本以为读者会觉得突兀或难解,而实际上并没有。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去重拾古典,化为新用,为当代诗歌开一条新路。因此,他不仅在台湾拥有众多普通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而且影响力扩及大陆。当过他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郑小容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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