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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迟子建:“能够安然劳作,是无限美好的事情”

2020-05-11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哈尔滨火车上的女子隔离所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哈尔滨火车上的女子隔离所。(视觉中国/图)

从故乡回到哈尔滨时,作家迟子建看不到正月的热闹气氛。列车弥漫着消毒水味,火车站里人人戴着口罩,没有以往的喧哗和人语,四周只是脚步声和行李箱轮子碾压地砖的声音。“那是一个无声的、压抑的早晨。”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悲痛和未知,大家奋力让生活回复正轨。

迟子建与同事一道和《黑龙江日报》合作推出“抗疫作品专号”,自己也在修改小说,“日子仍是踏实的”。街道一度好久才看得到一辆车,对于以前不喜欢的喧嚣和奔忙,她怀念起来了。

十几年里,这是迟子建经历的第三次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她恰在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知道,1910年至1911年的秋冬季节,东北发生过一场大鼠疫。鼠疫由在俄国西伯利亚的中国民工传入哈尔滨,城市人口刚过十万,死亡者竟高达五千多人。

2009年初春,迟子建前往法兰克福参加书展,戴口罩、通过体温检测后才获准登机。甲型H1N1流感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回国后,她开始书写已经准备就绪的小说《白雪乌鸦》。写一百年前的鼠疫并不容易,她中途极其压抑。笔下人物懵然不知地受到感染,骤然因病去世,她感觉每天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

经过外婆去世的哀痛和病痛袭扰,再下笔时,迟子建发现自己不再惧怕进入鼠疫的情境。“看来哀痛与疾病不是坏事,它静悄悄地给我注入了力量。”她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

无论落笔多么艰难,迟子建总是希望真实表达瘟疫中人的遭遇。她曾将苦难中的诗意形容为“文学的王冠”。2010年10月,《白雪乌鸦》出版后不久,她在微博上自陈:“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当时松花江畔乌鸦众多,与茫茫雪野对比鲜明。这种满族人心目中的报喜鸟,再度昭示着生的希望。小说末尾,主人公、车夫王春申走进了寂静的钟表修理店,墙上的钟表形态各异,却都没有指向准确的时间。他哭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

王春申暗自依恋着谢尼科娃,这位善良的俄国女性也因鼠疫罹难——那么多时间和生命消逝了——“病毒不像语言,它无需翻译,长着隐形翅膀,能翻山越海,威胁每一个人。”在发表于法国《解放报》的短文《当世界屏住呼吸》中,迟子建写道。2020年2月,《白雪乌鸦》再版。小说法文版亦于3月出版,译者尚多礼(Fran ois Sastourné)在1998年至2003年间担任法国首任驻武汉总领事。

2020年4月,迟子建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在电子邮件中,她讲述了对瘟疫与疾患的思考,以及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哈尔滨解封时,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奔向久违的花店,买几束花,照耀居室。

1911年,黑龙江哈尔滨,伍连德博士在第一个防疫实验室内工作。1910年底,中国东北地区发生鼠疫,死亡达六万多人。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临危受命,组织了防疫机构,与鼠疫搏斗

1911年,黑龙江哈尔滨,伍连德博士在第一个防疫实验室内工作。1910年底,中国东北地区发生鼠疫,死亡达六万多人。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伍连德临危受命,组织了防疫机构,与鼠疫搏斗。(视觉中国/图)

“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神奇”

南方周末:疫情期间,你喜欢的市井生活一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散步可能也有限制,你怎样调整生活节奏?有没有什么见闻令你印象深刻?

迟子建:我是初七凌晨从故乡回到哈尔滨的。那是一个无声的、压抑的早晨。人人都佩戴口罩,火车站没有以往的喧哗和人语,听到的只是脚步声和行李箱的轮子碾压地砖发出的声音,完全没有以往正月热闹的气氛。哈尔滨与其他城市一样,也分步实施管控措施。居家期间,与单位同仁一道,与《黑龙江日报》联合推出“抗疫作品专号”,目前出了九个专版。同时回到文学世界,修改一部小说,这样觉得日子仍是踏实的。因为我不用微信,手机不上网,所以进出不能扫码,要登记,比较麻烦,所以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也就尽量减少出门。

以前习惯傍晚散步,只得改成在跑步机运动了。其实相对于我以往的生活,尤其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来说,生活并无太大差异,因为在写作中的我,基本就是这种状态。但那时写累了,我会去喜欢的集市转转。现在日常生活基本恢复正常,最明显的就是车流量大了,而在疫情高峰期,我站在阳台向街上望去,好久才能看见一辆车。以前并不喜欢那种都市的喧嚣和奔忙,可当生活以惊悚的方式静止的时刻,你的心脏虽然跳动,却有窒息的感觉,就怀念这种喧嚣了。

若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是3月底的一天,我乘车出城,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家制药企业,看复工复产情况。沿途是广袤的东北大地,农民开始备春耕,翻过的地黑油油的,我摇下车窗,呼吸着泥土的气息,无比亲切和感动。因为之前刚好应邀给法国《解放报》写过一篇关于疫情的短文《当世界屏住呼吸》,所以觉得犁开的大地,在大口大口呼吸,很感动。作为大地的子民,能够安然劳作,是无限美好的事情。

南方周末:疫情最初的阶段,你是否有那种“陷进去”的感觉?如果有,你怎样调节身心?经常书写苦难和无常以及专门为那场鼠疫做的功课,会让你更好地面对眼下的疫情吗?

迟子建:我会沉浸在自己喜欢的生活中,比如修改小说、读书,疫情早期把曾经拿起又放下的波拉尼奥的《2666》读完,作品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就像一场人性的“病毒”,与其他时段读它,感受迥然不同。此外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音乐是心灵世界的“杀毒剂”,因为心灵恐慌是会传染的,而音乐有安抚的功能。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大兴安岭师范教书,我们住宿的几位老师都得了传染性肝炎。我与他们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我认为自己一定也得了,心慌气短,面色泛黄。所以都没去医院化验,直接请假回乡,打算在家中治疗。我回到县城医院去找叔叔,他是那里的内科医生。我说得了肝炎,他让我躺下,只是在我肝区按压几下,就说不可能,你去化验一下吧。结果化验结果出来,我的肝功能一切正常。所以恐惧情绪的传染性,比病毒本身还有杀伤力。记得有段时间我的蔬菜快吃完了,而我不会网购,所以我生绿豆芽来吃。看着绿豆芽从绿珠子似的豆中破壳而出,一天天长大,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神奇。无奈的死亡每时每刻在发生,而美好的新生也在每时每刻上演。消除恐惧,科学防范,是最佳的防疫办法。

“苦难不会是单一的‘招贴’,而是五味杂陈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在“非典”时期最早知道哈尔滨发生过一场大鼠疫。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后来你是否寻访过与伍连德医生有关的历史遗迹?

迟子建:写作《白雪乌鸦》与“非典”有关。那时我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在清王朝末年发生了一场大鼠疫,所以疫情结束,我就查阅了相关资料,对这段历史有了浓厚的书写兴趣。伍连德是小说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对他的塑造主要依据各类史料。而我小说的重心,是复原百年前哈尔滨的市井生活,因为鼠疫在此发生,没有市井之声,小说从开始就是死的了,这对我是个巨大挑战。我用最笨的办法,大量查阅当年哈尔滨的旧报、旧图片,这样那年的气候、当时的社会情态、房屋样貌、粮栈行情、马车价格、街市奇闻、商品广告等等,进入我视野,它们是支撑小说人物活起来的血肉。

南方周末:对于十年前完成的《白雪乌鸦》,你回过头看有什么缺憾,或者说,如果现在写可能增减哪些内容?

迟子建:疫情期间因为这本书的再版,我重读了一遍。自己都感觉历史惊人地回头了。因为其中有两章就是《口罩》与《封城》。而且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划分,那时就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当时隔离病患的场所紧缺,伍连德征调了军队的几十节车厢,类似今天的“方舱医院”。重读过程中,我依然觉得因为资料做得充分,对那个年代的整体把握还是令自己满意的。缺憾是可能太拘泥于史实,伍连德这个人物与其他市井人物相比,略显突兀。可能突兀也该是伍连德这个人物的特点吧,他毕竟是这场鼠疫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且那时他在哈尔滨指挥防疫,还得动用翻译,他的汉语不流利。但正是他精深的西学背景,以科学帮助哈尔滨渡过难关。

南方周末:虽然文学不应该拿“用”衡量,但还是想问,你认为在惶恐、悲痛和未知的氛围里,文学能起到什么作用?

迟子建:人的心灵世界感知艺术的侧重点不同,有人偏爱音乐,有人偏爱美术,有人偏爱影视,有人偏爱文学。所以文学能够影响多少人,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预测,我猜数字应该很少。只能说在有用的人眼里,它一直有用;在无用的人眼里,它一直无用。这很正常。即便一种特效药,对待同样的病患者,因体质的微妙差异,也不是能治所有人的病的。

南方周末:对于用文学书写瘟疫、疾患,你有怎样的理想?在你看来,哪些文学作品真正描绘出了它们的本质?

迟子建:每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不同,但描写苦难,是文学不变的主题之一。而瘟疫和疾患,就是人类遭遇的苦难。苦难没有凭空来的,所以书写苦难的作品,首先要记得它的土壤是生命体,这样苦难就不会是单一的“招贴”,而是五味杂陈的。我比较喜欢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和加缪的《鼠疫》。还有,像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我也把它列入这个范畴的经典文本。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人类对自然攫取所带来的心灵瘟疫。

“人类最应该增长的除了智慧,还有记性”

南方周末:小说中写到收留鼠疫患者的法国神职人员,他是否有原型?

迟子建:确实有原型。当年哈尔滨的防疫死角就是天主堂,很多人逃进那里,以为得到上帝庇护,会逃过瘟疫。后来伍连德听说天主堂夜半在院子悄悄挖坑埋人,他才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存在,所以带防疫人员强行接管。病毒在那一刻是撒旦,它的耳朵怎能听得进赞美诗呢。

南方周末:法国牧师起初似乎不愿相信现代医学,有些冥顽不灵,但后来他们给人的印象又非常悲壮,爱着那些无助的病人。你对他们怀有怎样的感情?

迟子建:从科学防疫角度来讲,牧师的举动是迂腐可笑的,可从神职人员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牧师当然是那个世界的星辰。现在看来,最具“现代性”的东西有可能是病毒,它从远古一路走来,时不时给傲慢的人类几记重拳。它们在与人类的较量中,手段越来越高明,所以人类最应该增长的除了智慧,还有记性,千万不要忘记它们的存在。

南方周末:善良的周家三代人偶然染上鼠疫去世时,疫情已然接近尾声。对于让这么悲惨的事件发生,你写作时是否会犹豫甚至挣扎?

迟子建:在《白雪乌鸦》后记中,我其实谈到了写作它时的心境,感觉每天在送葬,极其压抑。在烈性传染病面前,一家有多口人死去是客观发生的事情,而周家祖孙三代的死去,我在写作时确实很挣扎,如你所言,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深明大义的人,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但如我在小说中写的那句话一样,“瘟疫是疯狗,它咬人时是不分对象的”,所以无论落笔多么艰难,还是要真实表达瘟疫中人的遭遇。

南方周末:不论人的无私、坚忍,还是怯懦、慌乱,小说里能看到与当下疫情的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否可以归结为时间流逝,但人性恒常?

迟子建:瘟疫是魔法师,它能让我们看到人类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也就是说,看到了人的底色。无论是你说的无私坚忍,还是怯懦慌乱,都是人性在瘟疫面前的真实表现。

南方周末:平素的生活“回来”时,你有没有什么非常想做的事情?

迟子建:哈尔滨前段解封时,我第一件事是奔向久违的花店,买几束花,照耀居室。我想平常的生活回来时,人类经历如此创痛,会更加珍惜自然,珍惜朴素的生活,珍惜生命。就像十八年前的春天,我爱人去世后,我料理完丧事,在春光中看着泛绿的树时,觉得那种绿是那么的湿润,从未有过的美。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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