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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廉 | “围城打援”:当代西方译论的景观

2019-12-31 10: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翻译学研究

黄忠廉

黄忠廉,1965年生于湖北兴山,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协作导师。翻译理论家,变译理论创始人,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创建者。专攻翻译学、汉译语言和汉外对比。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部级6项,出版学术著译作26部,主编丛书3套,发表学术论文240篇。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黑龙江“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文化名家”。现任陕西“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广东“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学科组副组长。获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

在翻译学科建设热火朝天的当下,面对本土和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整理国故自然必要,引介外援也当此时。刘军平教授凭一己之力,写就了80余万字的巨著《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总的看来,这部史书反映了西方当代译论“围城打援”的历史:起初研究翻译本体,后来围而不攻,多论非本体即外围问题。整个研究宏观为主,微观为次,外部为主,内部为次。在当代西方,似乎任何学科都能涉足翻译,翻译学成了众声喧哗的开放舞台。

西方译论强调继承中创新,虽沿用前贤思想,更重新学创立,因此新词迭出,百家争鸣。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由内至外,由微至宏,由浅至深,由窄至宽,由实至虚。到后期,除翻译学出身的译论家外,西方译论家出身还有两路:一路出身“低微”,或出自被压迫民族,或出自弱小国家,其心态是反抗的,免不了矫枉过正;另一路出身“非行家”,许多理论家并非埋头译事译论的专家,他们多数学识渊博,学术有素,如由语言学出身的有奈达、巴尔胡达罗夫、雅各布逊等,由哲学出身的有尼采、本雅明、德里达、海德格尔、奎因等,他们成名于本学科,善于将其成果转用于译学,开疆辟域。后类学者中有的善于科普,有的只是输出术语,略显深涩,生吞活剥者也不少见。入主译坛而献身译学者少,旁逸斜出打敲边鼓者多。这种引入式理论研究有自发的,也有将就的;有的赋予译事科学的解释,有的完全可当作戏说,甚至是妄言,国人切不可当真。这些出身各异的理论家,凭借自身的强项,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视角切入,从外围向译界研究射入新光,仿佛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总体观之,似乎都在论道,道在器先,即从翻译之外论翻译:为何译,为谁译,译为何?西人坐而论道,金针何以度人?何为译?如何译?他们越来越不关注。他们要抢占的是“道”的高地,“技”的丰富暂无暇顾及,或者认为已了无价值。

外围研究有优点,也有缺点,即远离翻译本体,有的完全走入了文化领域。从整体上看,越到后来,译论研究的叙说方式似乎越来越宏大,越发觉得在言说与译相关却属其他学科的事,可谓渐行渐远,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超然译外,连翻译研究之基石――翻译的内涵,都莫衷一是。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是一部尝试填补空白的翻译理论通史,作者既陈学派洞见,也暴其盲点,更有可资中国译学借鉴的地方。第一,要辩证地看西方,以译论发展来看,西方标新立异甚于中国,新词迭出,攻其一端,但不及其余;叩问本体较少,打援者多,攻城者少。中国学者学习西方分析性思维的同时,别忘了发挥综合性思维的强项。第二,学习西方敢于立说,在表述中走向成熟。西方将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中国也曾有过,但不系统,未专门化,寥寥数字,一语道破,不善于写成专书。我们缺乏系统的逻辑学训练,有必要补课。第三,处理好翻译研究的内外关系。可做玄理研究,可做外部研究,可从外部关照内部研究,但更要注重与本体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和外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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