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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炜:世界与你的角落

2019-08-30 11: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本文原刊《天涯》2002年第3期

张炜

世界与你的角落

张炜

写作工具

写作要有工具,比如很早以前的作家,要写作是很费力气的。那是因为工具不行。当时要刻在竹简上,写在动物毛皮上,用锥子或刀来刻记自己的思想。后来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钢笔、圆珠笔,直到电脑。

现在作家的写作工具主要就是电脑。我现在用钢笔和稿纸,而且有点挑剔。我觉得自己在用心写一个东西时,就开始挑选稿纸。这也是个安静的过程。我总想找一种不那么滑爽的纸;选择的钢笔也不要过分流畅。稍微写得快一点就可能把纸划破。这样一笔一笔,将思想和情感慢慢落到实处来。

我对纸的苛求,可能只是源于一种习惯。

六十年代没有纸,或者很少能得到一张像样的纸。你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热望写作,可就是找不到纸。连学校的课本都是乌黑的粗纸印的。当时有一个地方可以搞到纸,那是一个国营园艺场。出口苹果包装程序严格,每个苹果都要用一种彩纸包起来,淡绿的、浅黄的、草莓红的,还裁成了四四方方。我设法搞到了这些纸,很幸福。

抚摩它,感觉若有若无的香气,上面一层淡淡的荧粉一样的东西。我用这种纸写出了第一批作品。

直到现在,我对纸的敏感和贪婪也没有多少改变。写作时面对了一叠纸,感到欣喜和安定,也有信心。

我对电脑则有一种不信任感。我1987年就对电脑好奇,至今也只能用它写一些简单的文字,比如记录什么、修改和储存等。我用笔来写。从写作工具上看,我既是一个保守的人,又是一个受惠者。

我们现在常常感叹,说文学正在死亡。是的,它是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死亡的。

作家们没有在今天这个数码海洋里,把迅速下沉的文字抓住——从语言艺术的本质去抓住它。在日常的写作工作中,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语言等同于电视或网络的语言、新闻媒体的语言。我们所用的词汇、所做的表达都差不多。我们落下的文字没有自己的特质,没有自己的语感。

其实这种变化的发生,从写作工具的变化上就开始了。我们已经没法好好地、缓慢沉着地记录自己了,思维被工具驱赶着,越来越数字化了。

我们一再说,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作者对于语言,对于词和字,要有极度的敏感、极为苛刻的要求。字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那是象形字。

今天被数字化的文学,与影视小报、其他各种各样的传媒所传播的情绪、意绪和意境究竟有什么区别?没有。它们都是一个味儿的,仅仅是质料和装订不一样。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文学?所以有人说,现在不必读小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小说提供的信息——小说中的故事和事件,远远没有生活中发生的更生动更刺激,“我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所言甚是。因为依据正是时下的文学作品。但是这种见解显然有问题:我们期待文学的不应该是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和事件,而是特别的愉悦和感动——这些只有文学才能提供。有这种东西吗?当然。你应该从语言艺术本身,从文字本身,去寻找你生命里所需要的那一份感动。那是一种纯粹的阅读快感,是语言和词汇给你的,是另一个生命在调动文字时,与思想高度合作的结果。这儿有强烈的个性,而不是一般的个性;这里有非常的敏感,而不是一般的敏感;其讲故事的方式,语言的兴奋点,智性,都是极为特别的——你是在寻找这些东西——离开了文学作品,从哪里才能获得?没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文学是永存的。这种刺激、这种快感、这种欢乐、这种领悟,是生命里的需要。这种需要同时属于表达和接受两个方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珍惜这种需要,将自己的表达和铺天盖地的现代传媒混为一团,文学就会死亡。

为什么要讲写作工具?因为我们要从它的演进开始,进入对文学的理解;从写作工具变化的历史,去寻找文学退化的根源;同时也要从写作工具发展的历史上,去寻找文学永远存在的信心和希望。

一百多年前有人问雨果,说我们的文学、戏剧和诗很快就要死亡了——当年也有很多新东西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比如更通俗更便当的那些读物,那些表演——雨果说你不要担心这个,如果连文学都要死亡,那就等于说情人之间不再相爱,第比牛斯山就要倒塌,母亲不要他的孩子,也没有阳光了。

一百多年过去,我们的文学时而高潮时而低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没有死亡。非但没有死亡,而且单从印刷量上,已经比雨果时代增加了百倍。

关于写作工具,一个朋友与我辩论,他认为用什么东西写对文学品质没有影响。电脑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更便当、更迅速地工作罢了——怎么与之争论?这仅仅是一种感受,一种猜悟,就像“兴趣无争辩”一样,要分辨就得使用成吨的语言,直到最后也说不清。正好到了中午,我们一块儿到饭馆去吃饭,他一坐下就对服务员说:我要手擀面。我问:你为什么要手擀面,不要机制面?他说手擀面才最好吃。

是的,写作用纸和笔,就相当于制作“手擀面”。这是文学的绿色生产方式,虽然缓慢费力,但是好吃。

脑体结合

写作的人,闷在书斋里的人,必须有相应的体力活动。经常到野外去,让其成为对照自己思想的地方。思想的一部分是在外面完成的,而不是在屋子里。有人说这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关于休息的问题。是的;不过它更可能是一个艺术品质问题。

现在的许多作品面目相似,感觉都差不多,使用的语言和表述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造成这个的重要原因,就是写作者没有办法摧毁陈旧的思路。他们长期以来从书本到书本,从书斋到书斋,从笔到纸再到电脑,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循环。这种循环是非常可怕的。刚才说过,思想需要到野外去对照,许多思想就是在这种对照中完成的。尤其是真正的创见、源发性的思想,往往是这样形成的。

我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说法,科学而美妙,但把它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制劳动的借口,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下就会发现,由于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的文字工作者多了。可是这种专门化并没有保证我们的想像力越来越强,相反倒是萎缩了、陈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脑与体的使用也趋向了专门化——这两个部分本来有不同的思悟能力,后来却分开了,不能交融,更不能相互支持了。

有一个日本朋友说,他每天要骑自行车走一百多里,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大汗淋漓。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为了有新的思路。

他这里所说的是原创式的、真正的新思想,而不是将别人的思想来一次新的、巧妙别致的组合。这两种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没有学会区别不同的思想:新的思想和组合起来的“思想”。要知道,无论怎样奇巧的组合,也仍然不是创造,不是发现。思想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新的艺术,创造性的艺术,非同一般的大悟想,必定要历经身体的劳碌,要有它的参与。

人的阅读不能只是文字制成品。因为久而久之,所有的文字迟早都会在脑子里重叠起来,乱成了一团。研究学问,有时就是从这乱成一团的东西里设法揪出一个线头来。这当然也有意义,比如某些“大学者”。不过这一类工作的意义往往被夸大了许多倍。其实真正的大思想是诗意的,是从大地上产生的,而绝不会是从书斋里抄来的。

思想需要用汗水洗涤一新,因为思想不仅产生于脑,而且还产生于体。

现代人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设法经常跟大地、跟大地上的植物动物相处,经历山河,风吹日晒。人的视野囊括它们,肉体接触它们,才能滋生深刻的痕迹,想象就会打开。仅仅是从翻译的作品、他人的文字、流行的读物,从这些地方寻找智慧,那很容易就会枯干。只有自己的肉体去亲自感受的,比如两脚踢踏之地、两手抓握之物,才是丰实的。这样我们再分辨纸上的东西来自哪里,也就容易了。坚实的思维可以生发无数的角度、繁衍无数的空间。这的确事关我们写作和思想的品质。

还是那个日本朋友告诉我,我们读过的很多日本作品都不是最好的作家所写。通常的情形是,最好的作家外界根本就不知道,作品一篇也没有翻译。比如说有一个人原来是很有钱的,后来选择了文学道路,并慢慢意识到了工作的严肃性。这个人住到了山里,那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他种了一点地,同时刻苦写作。原来的工作停止了,钱也就变得非常少。几年后钱更少了,作品还没写完。他就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成了一小堆一小堆,按月按日来分。他要把生活之需限定在最低点,算出每天做多少工作,出产多少东西,写作时间又是多少——就这样,他把自己的收入和劳动量化,分割使用,维持写作,维持强大的思维力。这个人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

他认为这个作家是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内容生鲜,思想独到,想象奇特。

我听后有了异样的感动。我在想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作家,是否也拥有这样的意志力。我知道这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极有可能根本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身体接受磨损之时,也正是思想忍受砥砺之日。

现在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大城市,而没有留给偏僻的小地方。到偏僻的小地方去,那样做不是养生,也不是方式和兴趣,而是为了生命的感动,为了思想的收益。人的所做所为成为所思的基础,这才有可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世界上的文字很多,想法很多,故事很多,大家是这样容易互相投影和抄袭——一种隐性的抄袭。

为了避免这些,避免书本和知识对人的伤害,人要尽可能地退回寂寞。世界之大,今天的人竟弄到无处可退的地步。人如果不能争取每天有一个独立守持的空间,心上就会紊乱一片。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来沉默自己,因为沉默过的人,与没有沉默过的人是不一样的。嘴沉默了,心却没有沉默;而要让心沉默,就要进行体力劳动。边缘和角落,泥土和沙子,找和挖,这样的方法便是产生脑力的方法。我们在提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也是力戒庸俗的方法。知识人进入这个状态,必会改变自己的品质,与这个世界构成一些崭新的关系。

看老书

我们接触到大量的人,也包括我自己,某一个阶段会发觉阅读有问题,如读时髦的书太多,读流行读物,甚至是看电视杂志小报太多。我们因为这样的阅读而变得心里没底。还有,一种烦和腻,一种对自己的不信任感,都一块儿出现了。

总之对自己,对自己的阅读,有点看不起。

相对来说,我们忽略了一些老书。老书其实也是当家的书,比如中国古典和外国古典、一些名著。我们还记得以前读它们时曾被怎样打动。那时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老书上。这些书,不夸张地说,是时间留下来的金块。

新的读物没有接受时间的检验,像沙一样。人人都有一个体会:年轻的时候读新书比较多;一到了中年,就像喜欢老朋友一样喜欢老书了。他们对新书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挑剔。还有,他们对一般的虚构性作品也失去了兴趣。

如果人到中年还不停地追逐时髦,大概也就没什么指望了。

我有一次在海边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书虫。这个人真是读了很多书,因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右派,看仓库,孩子又是搞文字工作的。他们常拿大量的书报杂志给他,只怕老人寂寞。结果他看一些像《阿蒙德森探险记》一类的东西,还看《贝克船长日记》,看达尔文和唐诗,又不止十次地读了鲁迅。屈原也是他的所爱,还有《古文观止》、《史记》,反复地读。他把老书读得纸角都翘了,一本本弄得油渍渍的。

我问这么多新书不读,为什么总是读老书呢?他说:你们太年轻了,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就不愿读那些新书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一把都该是最好的。还有,经历了许多事情,一般的经验写进书里,我们看不到眼里去。虚构的东西就是编的,编出来的,你读它做什么?我们尽可能读真东西,像“二十四史”、《戴高乐传》、《拿破仑传》、《托尔斯泰传》,这一类东西读了,就知道实实在在发生过什么,有大启发。

我琢磨他的话,若有所悟。回忆了一下,什么书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们?再一次找来读,书未变,可是我们的年龄变了。

当年读像托尔斯泰的《复活》,感动非常,记忆里总是特别新鲜,不能消失。里面的忏悔啊,辩论啊,聂赫留朵夫在河边草垛与青年人的追逐——月光下坚冰咔嚓咔嚓的响声,这些至今簇簇如新,直到现在想起来,似乎还能看到和闻到那个冬天月夜的气味和颜色。现在读许多新书,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特别让人留恋的东西了。而过去阅读中的新奇感,是倚仗自己的年轻、敏感的捕捉力,还是其他,已经不得而知。后来又找《复活》读,仍然有那样新奇的发现。结果我每年读一二次,让它的力量左右我一下,以防精神的不测。

我发现真正了不起的书,它们总有一些共同特点。一般来说,它们在精神上非常自尊,没有那么廉价。与现在的大多数书不同的是,它们没有廉价的情感,没有廉价的故事。所以有时它们并不好读,故事也嫌简单。大多数时候,它们的故事既不玄妙也不离奇,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净写了一些“无所谓”的事情。正因为现代人胆子大极了,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畏惧,所以现代人才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当代有多少人会因为名著中的那种种事件,负疚忏悔到那个地步呢?看看《复活》的主人公,看看他为什么痛不欲生吧。原来伟大灵魂的痛苦,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方面,正是我们现代人以为的“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

我们现代人不能引起警觉和震惊的那一部分,伟大的灵魂却往往会感到震悚。这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区别。

读一些老书,我们常常会想:他们这些书中人物,怎么会为这么小的事件、这一类问题去痛苦呢?这值得吗?也恰恰在这声声疑问之间,灵魂的差距就出来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深刻忏悔的能力,精神的世界一天天堕落,越滑越远。现在的书比起过去,一个普遍的情形是精神上没有高度了,也没有要求了。没有要求的书,往往是不能传之久远的书,也成不了我们所说的“老书”。

这儿的意思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在阅读方面要求高了。比如愿意读真实的故事,那是因为岁月给人很多经验和痛苦之后,对一般的虚构作品不再觉得有意思了。《复活》是虚构作品,为什么还能强烈地吸引人?鲁迅的书也是人们百读不厌的,他的小说也是虚构的。由此我们又会得出一个结论:要么就读真的,要么就读非同一般的虚构作品:灵魂裸露,个性逼人,从语言到思想,不同凡响。

人的一生太短暂,而作家的出现是时代的事情,以时代作为考量单位,问题也就清楚了:我们身处时间的局部,当然会对作家有极大的不满足。

当然,这仅仅是谈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须同时指出的是,这样讲并不是让大家排斥当代作品。这儿仅仅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鉴别当代的思想与艺术是困难的。当你有一天非常自信地找到了自己喜爱的当代作家,那么你就是幸运的,你该一直读下去。

再了不起的老书,再了不起的古代作家、外国作家,也取代不了当代的思想,取代不了当代的智慧。

赞赏也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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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3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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