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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侗:我答应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要写了

2019-06-10 09: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陈侗在博尔赫斯书店的工作空间

  陈侗在博尔赫斯书店的工作空间。他说自己书到处都是,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固定的书房。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在广州文艺界,陈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游走于画家、出版人、美院教师、批评家、博尔赫斯书店及当代艺术机构的负责人等多个身份之间,他策划出版的《午夜文丛》《实验艺术丛书》,尤其是他对法国新小说孜孜不倦的积极译介,早已在文学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法国新小说在中国最积极的译介者,陈侗的书房里,外文书特别多,一部分是外国出版社送的工作样书,一部分是陈侗自己从国外书店收集而来。采访在位于北京路的博尔赫斯书店二楼进行,这里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空间,多年来,陈侗对阿兰·罗伯-格里耶、让—菲利普·图森等法国新小说作品穷搜博采,这间书房俨然已成一座法国新小说资料库。由于正准备搬迁,满地摆放的书籍大部分被热塑膜包着,有的被装进收纳箱,等候主人的发落。

  虽然陈侗的书已经足够多,但在他看来,自己和“藏书家”有本质上的差距,藏书家讲究的版本价值,独特性,可研究性,这些陈侗都不在意,他希望自己的书可以建构起一个接近完整的知识应用体系,“当我要使用某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时,我可以随时翻阅查找,我关心的是书的内容,而不是书本身,不关心它名不名贵。”

  言谈间,陈侗喜欢用长长的比喻来表达一个观点,也有点“绕”。被问及“书房里有什么珍视的收藏”时,陈侗指着地上的一袋红色的衣服说,那是罗伯-格里耶的西装,是他太太送的,是自己很重要的收藏。记者反问,为什么这么珍贵的东西不好好收进柜子里,而是放在地上?陈侗说,因为我觉得放在这里最安全。

  陈侗喜欢阿兰·罗伯-格里耶,众所周知,在三十岁的时候,罗伯-格里耶放弃了很多事情去写小说,1990年,就快三十岁的陈侗告诉罗伯-格里耶:“我会像你一样,写我的小说,拍我的电影。”现在过了20多年,这句承诺还未兑现。陈侗告诉记者,“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可以兑现了。”眼下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当年答应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写出来。

  【访谈】

  “小说是真正的唯一的书”

  南都:你私下买书的时候会比较关注哪些类型?

  陈侗: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可能会关注社科类,比如说历史学。历史书接触多了以后,对很多话语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哲学、语言学,讲诡辩的,讲逻辑的,也是我感兴趣的。

  文学书比艺术书重要一些,因为它们都是作品。其实,我认为真正的书就是文学书,就是小说。

  南都:为什么“真正的书是小说”?

  陈侗:不只如此,小说就是真正的唯一的书,因为其他的是东西都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不一定要变成书,但小说天生就是书的样子,书是它唯一的载体。有很多书,比如汇编、文集,谈不上一定要是书,像这本《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你可以说它是书,也可以说它不是书,这类书是为了某个层次的人去服务,比如为了大学教育的基础阶段服务,或者为了获取某个知识体系来服务的。就像一个孩子出来就有出生证,小说一创作出来就是书。

  南都:按照这个标准,你这里还有一本《二战后的美国小说》(《T H EAM ER IC ANN O VEL SIN C E WO R LDW ARII》),也是你认为“不是书”的书?而且是英文版,能否介绍一下?

  陈侗:我一般不读英文书,但是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封面上有约翰·巴思的名字,这是我们在介绍美国现代文学时候一定绕不开的名字,里面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枯竭的文学”,讲的是从博尔赫斯开始的后现代文学情况。

  这本书,你肯定想不到,是在流花宾馆买的,它属于旅客的遗留物,二十年前在流花宾馆的书店里曾经处理了一批宾客遗留的书,我就买了一本回来,大概十块钱。当时“枯竭的文学”这篇文章国内还没有翻译,只有提到,所以我就买了回来,交给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盛宁翻译,出了一本白皮的《枯竭的文学》,不算正规出版物,只是为了解渴出版的。

  南都:对于一本书值不值得买,你有什么自己独有的判断经验?

  陈侗:按照这个逻辑,一篇博士论文出成了书,像这样的书我就比较谨慎,我就得看看他谈的问题,看看它的目录排列,才能决定要不要买。

  对于书名,我也会产生一个判断,这些判断经验来自于我多年来生产法国书的积累,因为它们都是很朴实的书,书名也很简单,所以我见到一个特别复杂的书名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样的书生产出来不是为了给你看的,是为了他自己的。

  “宁可不赚钱,也不卖印刷垃圾”

  南都:逛你的书店能辨认出你的个人阅读趣味,比如说有很多你关心的法国新小说,集中呈现在书店里。

  陈侗:我们与其把精力分散到各种书,不如把一个类别,一个人集中收齐。我们只要是新小说,见到的不分好坏、新旧全都收,所以才做到这么齐全。比如阿兰·罗伯-格里耶、贝克特的,我们尽量收齐,让-菲利普·图森、让·艾什诺兹,研究他们的比较少,所以我们逮到一本算一本。报纸、杂志上的某一篇文章,我们也收这份报纸、杂志,多年积累下来,你会发现我们成了中国新小说最多的地方,可能我们的新小说比外文所还多。

  南都:书店里面的书每一本都经过你的筛选吗?

  陈侗:对,但我是比较宽的筛选。别的书店可能更开放,没有限制,啥都可以进,只要能赚钱就行,但我们还是有这道防线,如果卖一本书赚钱,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印刷垃圾,那我们宁愿不赚这个钱,我们是基于这个要求,不完全是我个人所好,当然的确有不少我个人所好。

  南都:为什么博尔赫斯书店的书柜,不像其他书店一样,按照类别排列,而是作者名首字母(A -Z )?

  陈侗:按科目分类只是为了方便,其实它限制了很多东西,它限制了一个艺术家去看小说,他觉得那是文学家做的事情,也限制了一个文学家去看展览,他觉得那是艺术家做的事情。按作者名分类,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和影响力,同时也考验我的读者在选书时的知识储备。

  南都:我留意到,这里墙上挂着两幅贝克特的照片,你曾经和罗伯·格里耶的太太卡特琳娜合作过杜拉斯的戏剧《萨瓦纳湾》,你是否很早就对剧场痴迷?

  陈侗:戏剧是介乎当代艺术之间的东西,当代艺术需要一个空间,剧场就是一个空间,然而,当代艺术的空间不如剧场空间那么专一。艺术展览是一个交易、交往场所,人们见面,打招呼,寒暄客套,一讲就一个小时,看展览就半小时,开幕式上又讲一大堆客套话,然后关门,去吃饭。

  但戏剧是什么?你就规规矩矩坐着,安安静静,要说话等结束后再说,不能在剧场里讨论,一讨论背后就有人提醒你小声点。八点准时开场,黑灯,你进入一种仪式感。

  我觉得戏剧比其他艺术要好,当然我不是贬低画画的,只是觉得我们作为艺术从业者,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恰当的,让艺术贴近人们的方式,它相对是脱节的,人们去看画展是出于某种好奇或礼貌,但是很快被那个社交场面给破坏掉。但是戏剧,至少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愿意投身于它。

  对旧书不要“手下留情”

  南都:你的外文书,尤其是法文版特别多,像美国后现代作家约翰·霍克斯、意大利作家艾柯的法文版,都是为了翻译出版用的吗?

  陈侗:1992年,我在一本中文杂志里看到一篇介绍约翰·霍克斯的采访,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特别好,就认识了这个人,然后我找到了他的译者,国内也出版了约翰·霍克斯的几本书,比如《第二层皮》。约翰·霍克斯是我编的《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这本书里唯一不常见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

  这些法文书,不一定会出版,但是出于“可能用得上”的原因,我都收了,慢慢地就越来越多了。有些书我自己不会看,但是放在书房里别人可能会用到。在收书这方面,我的观点是,对旧的东西不要手下留情,能收的就尽量都收,别让自己后悔。

  南都:你有试过和一本书失之交臂,后悔不已的经历?

  陈侗:当然有,我最伤心的一次是在重庆,看到一本讲广州华侨新村建设的书,一大本,当时觉得有点贵,400多块钱,就犹豫了一下。后来越想越后悔,现在再也找不到了,研究华侨新村的书去哪儿找啊,所以,书还是有比没有好,不管怎么样,先收了再说,喜欢就买。

  南都:你生活中阅读占据怎样的位置?

  陈侗:其实我的生活里,书也没有显得那么重要,我没有专门的书房,到处都有书。当然,如果有几天不读点什么的话,人会很空虚,所以我还是很在意我能读到的东西。我的绘画灵感大部分来自于阅读,但我不是直接去画书里的内容,而是把阅读产生的联想转成画面。个人的经验是局部的,书本的经验是公共的,在画画的时候,我尽量不要用太多自己的个体经验,除非我这个体验能够公共化。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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