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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作家潘向黎:当我渴望安静地独处,古诗和茶就是我的两道帘子

2019-04-22 09:0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由《羊城晚报》主办的2019花地文学榜颁布,潘向黎以《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获颁“年度散文”奖。

  年度散文 致敬词

  潘向黎的写作,异于一般写作者之处,在于她有着隐蔽的学问素养。从《看诗不分明》《茶可道》开始,她就树立了随笔写作的一个路径:结合个人的生活爱好和阅读趣味。到了《梅边消息》,这种写作达到了愈加成熟的境地。

  《梅边消息》以诗词的鉴赏和理解为本位,但融入了一己的生活经验,也融入了一己的文学心得,有文采,有学识,有性情,既是散文的,也是文学批评的。《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李商隐?》一篇,由虚入实,绵密地揭示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隐藏的诗学观,可以代表她在诗学方面的深度。《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一篇,通过读解杜诗的过程,写出了她对已故父亲的亲切回忆,唯其并非刻意的回忆,尤显动人。潘向黎既是写自己的读诗,也通过读诗,写出了自己关怀的种种。

潘向黎

  潘向黎,小说家、散文家,文学博士。生于福建,长于上海,现为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汇报高级编辑。

  著有长篇小说《穿心莲》,小说集《白水青菜》《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女上司》《中国好小说·潘向黎》,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万念》《如一》等,专题随笔集《茶可道》和《看诗不分明》, 最新作品《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

  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作品集奖)、第五届报人散文奖、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金奖)等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日、韩、希腊等多国外语,并出版有英文小说集White Michelia(《缅桂花》)。

  答谢词

  审美的位置

  文 | 潘向黎

  说到文学,不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审美。但是,在生存压力巨大、生活节奏紧张的时代,谈审美似乎是一件奢侈而不切实际的事情。

  审美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占什么位置?我认为,你给它什么位置,它就有什么位置,你认为它有多大的意义,它就能发挥多大的意义。

  因为今天是花地文学榜,我脑海中难免盘旋着“鲜花”的意象,请大家允许我用赏花来比喻审美。大家会想,你说得很轻巧,但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经常郁闷、焦虑,甚至两者皆有——躁郁,我们怎么能够有很多的闲暇时间、空间来进行审美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因为审美需要心理、时间各方面都有余地。

  那么回到我说的赏花。宋代有个诗人叫杨万里,他写过两句诗让我印象深刻,“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就是说我很想赏花,但没有这个机会,总是错过花期,我不是心里烦恼,就是身体有病。

  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说我们。每年春天我会错过桃花、樱花、牡丹花,因为真的,不是愁中即病中,不是病中即忙中。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朋友的现状,觉得我们没有时间赏花,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要担忧,但这个必然如此吗?也不尽然。

  唐朝有一个并不太有名的诗人,他叫李昌符,他有两句诗,解答了这个问题:“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也就是说,花期易逝,如果等到你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处理完了,都摆平了,恐怕很难再有花供你欣赏了吧。

  我觉得这是暗含哲理的话,人生也这样,我想多点审美的体验,可我顾不上,等把人生中的柴米油盐、宏大叙事都解决了之后,有可能就跟所有审美的宝贵机会都错过了,“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

  那有没有可能,人生又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又能审美呢?那当然还是可能的。

  宋代的大词人,著名词人辛弃疾,是我特别敬仰、特别喜欢的大词人,他是一个血气旺盛、强悍坚韧的汉子,可他就有两句优美的词:“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山无重数周遭碧”是讲环境,“花不知名分外娇”说的是他在策马前行,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花,但是在这个一闪而过的瞬间,他注意到了不知名花的娇艳明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即使是辛弃疾,这样一个豪放派词人,他都能够留意到不知名的小花的美丽。能在忙碌之中依然抓住审美的机会,不放过任何审美的体验,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

  所以这就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审美的机会要靠审美主体,就是靠我们这样的生命个体去捕捉、去争取的,审美的意义的大小,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假如我们能够在各种生存压力、各种繁忙、各种焦虑中,时时刻刻珍惜审美的机会,捕捉审美的瞬间,我们就会多出很多审美的珍贵体验,我们的人生也会得到更多美的滋养。

  在今天这样一个很优美的场合——花地文学榜,我想和在座的读者朋友,还有我的同行们,分享一句话:多一些审美的空间,多一些审美的时间,让我们的人生被美照亮吧!谢谢大家。(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整理)

  访谈

  在潘向黎的世界里,对文学的态度与对生活的态度是协调的,文字与人生也是合一的。所以她温婉而从容,一直都在那里。

  古诗词就是我心目中的一片古老梅花

  01

  羊城晚报: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潘向黎:不少朋友看了这本书,觉得我很悠闲,过得很安逸,这都是错觉。这几年我很忙,而且要应对的事情比过去更多,经常都是不轻松也不悠闲的。于是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里获得一种宁静。人有时候需要一道帘子。当我渴望安静地独处,古诗和茶就是我的两道帘子。

  所以,我读诗,就是放下一道帘子,躲进去清净一下、放松一下。然后有一些感想,就写下来。《梅边消息》就是这样来的,这些文章先前发表在《腾讯·大家》《文学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

  羊城晚报:那么这个优美的书名的意蕴何在?

  潘向黎:书名确实不容易起。过去我的散文集,要么是直抒胸臆,比如《茶生涯》《无用是本心》,要么就是沿用专栏名,比如《茶可道》《看诗不分明》。这一本,我想了很久,最初打算叫《诗清响》,暗用了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但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责编之一张引墨认为字数太少,含义也不明确。后来,十月文艺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因为词人姜夔的名作《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主张用《梅边吹笛》。我觉得意境有了,但还不全是我的风格。这时我先生刘运辉突然说,我的散文里面,他最难忘的就是一篇《梅花消息》,标题特别好。梅边吹笛,梅花消息,我眼前一亮,“消息”二字很好,而“梅边”比“梅花”想象余地更大,于是《梅边消息》就这样定了。

  怎么解释呢?古诗词就是我心目中的一片古老的梅花,梅树虽古老,花却年年都是新的;包括我在内,历代人读诗犹如赏梅,那些感动、感触、思考、发现,得到的激励和滋养,就是源源不断的梅边消息。

  羊城晚报:此书与之前的《看诗不分明》有何延续或区别?

  潘向黎:主题和风格基本延续了《看诗不分明》,但是因为更多发表在新媒体上,获得了很大的字数自由,写起来就很舒服。另外,多少也受了新媒体的影响,不再一味追求典雅,会更注意可读性,遣词造句也更明快、更好玩了。

  很怕辜负那些有才华的古人

  02

  羊城晚报:这是一本谈论诗与诗人的散文集,要在这样珠玉文字上再写自己的文章,真有难度。不知您如何构想自己这一类的散文写作?我觉得《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李商隐》这两篇就特别耐读,动情中说理,赏诗也兼有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力度,令人欢喜又佩服。

  潘向黎:谢谢你欣赏这两篇,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因为不是写日常生活或者抒情的散文,肯定是有写作难度的。对于我来说,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虽然是私人的阅读感受,但是要力争看法、论据、引文、逻辑、历史背景等等,没有大的硬伤。有人说,是不是怕贻笑大方?当然,贻笑大方是写作者的噩梦,但这不是我最大的恐惧,因为我太爱这些古诗词了,就像陷入爱情的人往往特别勇敢一样,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变得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脸面。但是因为爱,我也特别不愿意辜负,很怕辜负那些有才华的古人,也怕对不起今天的读者。所以,为了不辜负,要避免硬伤,要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死磕到发表前最后一分钟。

  第二,我不喜欢去故纸堆里找一些冷僻的东西,翻出来吓唬人,或者硬作“翻案文章”,故作惊人之语,我觉得无数前人的甄别和筛选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非常著名和比较著名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这样就很好,更容易有共鸣。但是既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和诗,我能不能谈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趣味?能谈出什么新意呢?这个真的很难。打个比方,我就像一个业余的导游,要带着一群老苏州游拙政园,属于自陷于必败之地的那一种境地。可以说,许多专家写古诗词,是站在台上说话,我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写小说的,我来谈论古诗词,等于是站在坑里说话。这个坑是我自己挖的,因为不自量力加任性。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原谅我:因为爱,所以爱。

  羊城晚报:那要怎么解决?您会不会顾虑到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而不容易形成自己的文气?

  潘向黎:要解决上面两个难题,需要充分的准备。作品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对文气是很容易带来影响的,确实是个专业技术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解决了没有。

  所谓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花时间,像揉面一样,面粉、水、盐、糖、黄油,加的比例和顺序是一回事,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要一直揉,匀速地、细致地、持久地揉,消灭任何一个面疙瘩,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地揉透了,经典诗词内容、要表达的意思、个人感情和情绪,就都揉透了,成为一个整体了。运气好的话,这个过程中有时就会有香气飘出来——某些地方突然出彩了。

  羊城晚报:书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对韦应物、韩偓、刘禹锡的评价,比如将刘禹锡与杜甫的史识作比较,比如古板的韩愈其实是最好的朋友,比如岑参笔下的“美人”可能是男人……这些从对诗句出发的个人化判断,有可能是作家与学者对待历史的不同方式。以情注诗、以我注诗,是一件冒险的事吗?

  潘向黎:其实好多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比如“美人”并不是现在认为的“美丽的女性”,这一点许多专家早就这样说了。也许别人说得比较含蓄,我仗着非专业特有的自我赦免,大胆地给说个明明白白,所以许多人以为是我说的。

  很多文学界的人说,因为我对韦应物的推崇,他们重新发现了韦应物,我很高兴。还有学者王彬彬认为我居然批评杜甫,还认为刘禹锡面对历史的见识比杜甫高明,这些地方“显示了良好的感受力、判断力”,他是认可的。韩愈的可爱,主要是被他的可敬遮蔽了,所以大家都不会想到他会是个很好的朋友,而这就是我读了他的诗获得的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韩愈其实还有这样的一面。

  其实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把《长恨歌》的创作过程总结为“发乎礼义止乎情”,也有学者和作家认为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七个字,动用的不只是学养,而是我全部的人生阅历和写作经验。

  我的“结论”,是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加上历史背景而来的,也借鉴了前人的许多成果,大部分不能算个人化判断,只能算个人化角度、个人化表达。

  非古典专业的人谈论古诗词,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是值得。因为非专业,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专业的人司空见惯而忽略的美,还可能会很少条条框框,“童言无忌”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或者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并且可能用个性化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带上更强烈的个人色彩、情感色彩。

  小说是爱情,散文是友情

  03

  羊城晚报:近年来散文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出现了更多以博物、历史或艺术作品、文学文本的研读为基础,结合作者自身的学力、阅历来写作,而不像以往“传统散文”那种情感或故事浓度更高、“直抒胸臆”比例更大的写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潘向黎:任何写作趋向,应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不过,我是两者都写的,比如情感浓度高的,我这两年还写了《最爱西湖行不足》,回忆六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带我去西湖的往事,写时几次泪流满面而中断;前不久写的《贾政父子的孝心》,谈宝玉出家一幕反映出来的他们父子俩的孝心,也很动感情。这两篇好多读者都告诉我读得流了眼泪。

  羊城晚报:借用您说的“美普”一词,这样的美普、史普、艺普是否更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化需求?

  潘向黎:应该是吧。不过要真正实现美普、史普、艺普,仅仅有知识也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见识。要有见识,作家有见识,投射在任何观照对象上都会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您曾在日本求学,例如作品“樱满开”一文中的“物哀”,小说《我爱小丸子》和《白水青菜》中的卡通偶像和村上春树等等,都显著地带有一些日本文化符号。能否谈谈日本文化对您的影响?

  潘向黎:是有人这么说过,还有日本汉学家说我的小说中有日本文化中所谓的“幽玄”味道呢。我自己说不清楚,不然,我可能就用一篇文章写出来,说清楚了。我其实喜欢干脆的。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谱系中,小说与散文分别占有什么位置?您的小说语言完全没有掉书袋、古文癖等迹象,只有趣味和审美隐隐流露出中国情调,而且基本是都市生活题材,这是一种自觉要求吗?

  潘向黎:我过去说过,对我来说小说是爱情,散文是友情。友情比较温和比较长久,对我索取也不像爱情那么多;但是只要爱情招手,我还是会丢下友情、听从爱情的召唤。现在补充一句,到了一定年纪,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老了,小说写不动了,大概就会只写散文,一直到此生结束。

  我的小说和散文,从肌理到色调都不一样,甚至判若两人,是自然而然的,谈不上自我要求或者别人对我的要求。这在文学创作上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看古代的作家,他们写文章和写诗、填词,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经常也判若两人。这和文体意识和创作心态有关吧。

  茶要好,朋友要有趣

  04

  羊城晚报:之前有文章提起您点评友人微信的一句“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那种超逸洒脱给我印象很深。这与此书中阐释“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时那种执着和理想主义,相映成趣。这两者,是并存于您心中吗?您始终以“诗与茶”隔帘看世界吗?

  潘向黎:这是两极。真正到达这两极,都是困难的,何况兼而有之?我也做不到。但是不能抵达,不等于没有这个倾向,这两种倾向,好像是并存在我心里的,就是有的方面非常执着、坚持、认死理,甚至拒绝和别人讨论,一定要一意孤行;但是生活中又非常希望能“放下”,能通达、超脱一些。

  隔着帘子看花,是好的,但帘子隔不开喧嚣、烦恼和苦痛,何时放下帘子,何时卷起帘子,这对于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人,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需要进行的选择。

  羊城晚报:您虽然是沉浸在诗与茶中的人,但从文章和朋友描述中,都可以看出一种不矫情的通透、爽利,并没有那么重的“闺秀式偶像包袱”。可以谈谈您的物质观或生活审美观吗?

  潘向黎:哈哈,偶像什么的,和我没关系,哪来的偶像包袱?我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上班族,关系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路痴、技术盲,但他们也知道我内心其实是雌雄同体,有主见,也比较干脆爽快。

  曾经有读者想象我是一个“纤纤作细步”的古典淑女,然后一见面,大吃一惊,因为我节奏很快。我至今不知道是否应该感到抱歉。

  艺术审美上,我喜欢洁净、清雅、空灵的那一路,但也喜欢飞扬、开阔、大开大阖的那一路。

  生活中,我只有两件事是高标准的:茶要好,朋友要有趣。和有趣的朋友一起品好茶,是我人生的幸福时分。

  羊城晚报:毕飞宇说您谈诗之所以没有冬烘气、不隔,是因为进入得早;您在本书的“代序”中也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从小由父亲启蒙带入古诗世界的美丽图景。可您又反对强势地逼孩子学古诗……这真让当代大量没有多少古典修养、却又懂得它好的家长着急,到底要不要引导、要怎样引导他们读古典呢?

  潘向黎:我的回答是:听其自然。急不来,急不得。这有点像年轻人的婚事,现在好多青年不想结婚,但父母急啊,天天念念叨叨,花式逼婚,甚至替孩子去相亲,真是无所不为,但是收效甚微。因为这本来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啊,本来就是要等缘分的事情啊。你觉得再好,他(她)没兴趣,或者缘分没到,都没办法。强迫了,可能适得其反,败了胃口,终身排斥。

  这不是要不要引导的问题,而是引导有没有用的问题。我的估计是比较悲观的。

  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

  文 | 潘向黎

  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二十多年。

  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

  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八十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

  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地赞叹:“写得是好。”

  他读书读到击节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俱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个小时以上。

  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

  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房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深挚,倒是令我心服口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我曾当着爸爸的面这样说过一次,马上被他“逐出”书房),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

  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一舞剑器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

  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这一带。(奇怪的是,后来我自己背诵《春江花月夜》也是在这一带磕磕绊绊。)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

  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一惊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涵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

  父亲是如此的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了给他。

  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

  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轻捷。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不是杜甫,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叙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二十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啊,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

  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置肠,倒海翻江。

  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

  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得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你说得对,老杜“着实好”!

  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

  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五年了。赶紧去翻保存剪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

  作家荆歌的小字非常秀丽,他很喜欢周作人,如果朋友请他随意写一幅字的话,多半是周作人的“且到寒斋吃苦茶”。我对老杜“路转粉”之后,有一天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不要写你亲爱的周作人了,给我录一次老杜的《赠卫八处士》吧。荆歌录完这首诗,也很感慨,写了一个小跋,说此诗“有人生易老,岁月匆匆之感”。

  是啊是啊,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十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阗玉籽料,在岁月的逝波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

  读好的中国古诗词,我一向看作是中国人独享的大福利。因为中文实在太难了,而翻译中文古诗,要表达意思尚且顾此失彼,对那些双关、互文、典故、双起单承、顶针、映带就束手无策,弦上的音尚且如此,就不要指望传递什么“精警”“绮丽”“英爽”“ 超拔”,还有“气骨”和“风调”这些弦外之音了。

  作为一个不能免于郁闷和忧虑、时常觉得活得辛苦的中国人,我觉得多读古诗是让自己“平民愤”、寻找心理平衡的一大妙法——他们歪果仁再怎么天蓝水清诚信安全没心没肺,可是他们读不懂中国的古诗词呀。请不要抬出傅汉思那样的外国人来抬杠,那是凤毛麟角。

  对那些歪果仁,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在我们中国人心情的起伏里,人生的转折处,古诗词可以帮多大的忙;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一个小小的秘密,《看诗不分明》这个书名其实就来自我家两代人共读的《乐府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出自这两句:“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

  这两句诗多好啊——芙蓉就是莲,隐于雾中,看不分明,“莲”又和“怜”同音双关,“怜”者,爱也。这是陷入爱情的人患得患失的心情,用流行歌曲唱出来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用微信表情表示,就是长草颜团子扯花瓣卜感情卦,这一瓣,“爱我”,再一瓣,“不爱我”。一代代的纠结不会完,幸亏花瓣也是扯不尽的,因为繁花一片,永远开在杜甫的诗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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